你所不知道的三国故事（二）敛财卖官_风闻

我们来说说“卖官”。按《皇后纪》的记载，是董太后在窦太后（窦妙）逝世（172年）后上台，然后教儿子去卖官换钱的。

范书《皇后纪》：（董太后）使帝（刘宏）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

我们去翻史料，记载刘宏卖官的时间是光和元年（178年）和中平四年（187年）两次标价。

范书《灵帝纪》：（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李贤注引《山阳公载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范书《灵帝纪》：是岁（中平四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

我们再来看看这两段史料的背景环境。

熹平六年（177年），护乌桓校尉夏育夸下海口，说破鲜卑易如反掌。当时东汉帝国正苦于多年被鲜卑侵犯边界，年轻气盛的刘宏不顾蔡邕等人的反对，下诏派夏育、田晏、臧旻三人领兵分三路去打鲜卑，结果被鲜卑首领檀石槐打得一败涂地。

话说这次讨伐鲜卑出征时，掌管国库的大司农都拿不出军费来，只好从地方征调军粮，结果还打输了。

《五行志一》：先是鲜卑前后三十余犯塞，是岁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使匈奴中郎将臧旻将南单于以下，三道并出讨鲜卑。大司农经用不足，殷敛郡国，以给军粮。三将无功，还者少半。

中平四年（187年）正是全国叛乱的最高峰，发生叛乱的地方有凉州（韩遂、马腾）、荆州长沙郡等三郡（区星、观鹄等）、扬州庐江郡（黄穰）、幽州与冀州（张纯、张举）、并州（南匈奴）、冀州与并州（黑山军），连天子脚下的河南荥阳也有黄巾残余势力发动叛乱。

不难看出：这两次卖官政策出台的背后真相是军费消耗巨大，国库空虚！刘宏被迫搞卖官来改善困境，虽然是饮鸩止渴，但是又简单有效。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同时刘宏卖官也是为了中饱私囊。

再者，在史界有这样一种论调，是说当一个政权一旦出现了“卖官”现象，就是一种快要亡国的信号，这个逻辑思路是“卖官→腐败→亡国”。

我觉得，这个逻辑思路固然可行，但对任何历史时期的卖官问题还是要客观、理性分析，而不是用偏执的方式快速作出判断。

陈志《夏侯玄传》裴注引《魏略》：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司马懿）与济善，间以问济，济无以解之，因戏曰：“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遂相对欢笑。（夏侯）玄代济，故不能止绝人事。及景王（司马师）之代玄，整顿法令，人莫犯者。

这就是曹魏帝国魏明帝曹叡执政时期的“私人卖官”现象，蒋济、夏侯玄担任护军时都无法禁止，直到司马师上任后才被禁止。

我们能因此判断：曹叡执政时期的卖官现象是导致曹魏亡国的原因之一吗？显然，后世史家谈及“曹魏禅让于晋”时，个个都去分析司马氏家族的发展情况，根本就没人在意这件事。

实际上，从封建社会时至今日，卖官现象是一直都存在的，无非是私人或者是公办的。如今的史书上成了“私人卖官”嘲笑“公办卖官”是“亡国之举”，这是五十步笑百步，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论调。

而出现“公办卖官”的原因，一般都意味着国库空虚。例如清朝末年，朝廷开始卖官，就是因为被列强瓜分，赔款割地，乃至和太平军对抗，都拿不出钱来，只好干脆撕破脸皮，直接由官方来搞卖官。

“公办卖官”的好处就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私人卖官”还有人走茶凉的不确定因素，而“公办卖官”就很简单：一手交钱，一手拿任命书。稳当的很。

在刘宏执政时期，先后有段颎、张温、崔烈、樊陵、曹嵩等人花钱买到三公之位的。除了段颎是边地武人（将领）出身，曹嵩是宦官之后，其他三人都是出自名门世家，而崔烈又是最出名的，留下了“铜臭”的典故。

陈志《董卓传》裴注引《傅子》：灵帝时牓门卖官，于是太尉段颎、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张温之徒，皆入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

在崔烈之后【即中平二年（185年）三月之后。】，陆续登上三公之位的还有：邓盛、张延、许相、杨赐、丁宫、马日磾、刘弘等人。这些人都是出身世家！除了杨赐是刘宏老师之外，其他人谁也不敢打包票说他们没有掏钱。

名士花钱买三公，他们的动机根本是出于期望能够提高整个家族的名誉地位。这样与他人说上一句：“我们家族里可是出了三公的！”——啧啧！倍有面子！

其实说回来，崔烈只不过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被人诟病，染了“铜臭”味。等再往后，世家名士们都纷纷掏钱买三公了，都沾了“铜臭”味，“公平”了也就没有了非议。

很多人会认为卖官会导致贪腐。我觉得这个观点必须具体分析。

例如，孟佗与张让的故事。

孟佗并非世家，至少史书上没说他祖宗八辈出了哪个名人、高官，介绍他就只用了四个字：资产饶赡。用现代网络语言来说，他就是个土豪。用史学名词来描述，他就是个地方豪族。

孟佗通过花钱得到张让赏识，再通过张让的运作而当上凉州刺史。他凭借这样的手段当上高官，没人能担保他不会成为一个贪污犯。但请大家注意，就算此时没有“公办卖官”，孟佗的计划还是能够成功的，因为：此时腐败的根源应该是“宦官干政”，即宦官干预官员选拔。

像孟佗这样的案例在史书上还有很多。刘宏搞“卖官”，从钱财流向上看，刘宏是把宦官的非法所得转移到自己的口袋中来。

从任命官员的流程上看，刘宏并未破坏察举制，官员的任命仍然需要经过尚书台的选拔，而真正破坏察举制的是“宦官干政”——是宦官在干扰尚书台的选拔工作。所以说，“卖官”只不过是汉末官场腐败的催化剂罢了，并非可当做主因。

综合看来：刘宏执政时期的“卖官”是有门槛的，而不是普通人只要有钱就能随便买到任何官职，按照前文列的史料记载，普通人花钱只能买到“关内侯、虎贲、羽林”这种低阶侯爵和官爵，若想担任要职，还是必须得通过宦官这条捷径。

当然也有正直的官员拒绝出钱买官，例如：中平二年（185年），河内人司马直担任冀州钜鹿郡太守，不肯出买官钱，行至孟津，自杀死谏。

刘宏见到奏章后，下诏宣布暂停征收修宫钱。实际上不久之后卖官依旧。

范书《宦者列传》：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

刘宏对征收买官钱，是有一定灵活性的，如《山阳公载记》云：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所以有廉洁名声的司马直就减了三百万钱，但他仍然不肯出。

无独有偶，在中平六年（189年），刘宏想提拔羊续为太尉，派左驺【西园负责征收买官钱的人。】去收钱，羊续就丢出一件破棉袄说：“我值钱的家当只有这件棉袄，你要不要？”左驺当然不要，悻悻而归。最后刘宏把太尉的位置给了刘虞，当然刘虞也没出钱【这里的因果关系是：刘宏本来就想让刘虞当太尉，而刘虞推荐羊续等人。结果绕了一圈回来，还是刘虞做了太尉。】。

刘宏卖官虽然是打着“公办”的旗号，但实际上又是他一个人“私办”的。因为所收入的钱财却不是由大司农或少府来掌管（不入国库），而是纳入私囊之中（西园），刘宏在西园设置收取买官钱的机构，统一管理支配。从“家天下”的封建制度模式上看，这并不会影响他的执政效能。

中常侍吕强曾向刘宏进谏：天下财物都是陛下的，何必分公和私？刘宏不听。

范书《宦者列传》：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归之陛下，岂有公私？

这原因很简单的，钱入国库，就姓“公”，自己再想取出来用，大臣们会来劝阻，而巧立名目进入西园的钱可以随便自己花。

吕强还在奏章中提到：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西园引司农之臧，中厩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

——这份奏章是中常侍吕强写的，按《宦者列传》记载顺序，应该在中平元年（184年）之前。这里能反映出两个问题：

① 敛财导致大司农和太仆的职务架空，或与西园重叠；

② 因为“导行费”的存在，使民间征调导致官员腐败，引发民怨。

再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北地郡太守皇甫嵩就上书要求刘宏将西园的财物赏赐给出征将士，刘宏迫于形势，批准此建议。

范书《皇甫嵩传》：（刘宏）召群臣会议，（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帝从之。

原来朝廷出兵，竟然不是从国库调取财物，而是从皇帝“私人腰包”里掏钱！从整个东汉帝国的层面上看，刘宏的这种执政模式已经损害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