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90年代初中国是怎样顶住西方的制裁压力的？_风闻

朝鲜内战的爆发后，美国介入，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使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日益上升的压力。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军事对抗的展开，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为全面的遏制政策。1951年1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备忘录，按照这个文件精神，美国继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纠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因此可以说，就新中国的历史而言，最困难的时候是在毛泽东时代，比如上世纪60年代，外部除了西方国家封锁的压力，和苏联的关系也破裂，还跟印度有边境冲突，在内部则有蒋介石嚷嚷反攻大陆。

对于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和制裁等压力，邓小平是深有体会的。他在1978年9月16日回顾道：

【“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最近40年来，中国压力最大的时期，毫无疑问是90年代初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制裁的时期，中国经济一度遇到严重困难。但这并吓不倒战胜过种种禁运、封锁和制裁的的中国人民。1990年4月7日，邓小平明确地警告那些西方国家：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

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西方国家的制裁

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虽然人们的思想大解放极大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大业，但一些形形色色的思潮也趁机而入，干扰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正在不断取得进展，这对中国国内的某些错误思潮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有些人提出了所谓的“政治改革”，也就是后来造成苏东剧变的那种“政治改革”。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在各种场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与外国客人谈话时指出，过去八年，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因此，邓小平对政治改革划出了一条红线：“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直接打破了那些对“政治改革”的所谓路径的种种幻想。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干扰始终不断，曾经一度还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2016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是2010年7月习近平提出编写的。该书在《经受政治风波的考验和治理整顿的完成》一节中写道：

【“西方国家政要扬言对社会主义将‘不战而胜’；中国内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蔓延；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突出显现。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预示着一场大的政治风波不可避免。社会主义中国走到一个重要关头，党和人民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6月4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见该书第766、767页）】

1989年6月5日下午，美国总统布什（即老布什）宣布了三项制裁措施：（1）暂停中美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2）暂停中美两国间军事领导人的互访；（3）同意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求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在美国的带动下，西方国家纷纷制裁中国。

7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7月15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有关中国问题的部分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政府平息在北京发生的旨在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暴乱，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七国首脑会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施加压力，违反了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

钱其琛在他的回忆录《外交十记》中说，在担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那时，国际风云突变，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各种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阵阵反华浪潮。

邓小平：“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

但是，在看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美国的布什总统却几次私下向中国传递口信，表明他重视中美关系。他解释说，目前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的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1989年6月21日，邓小平收到布什的一封信。布什在信中要求派特使访华，与邓小平进行完全坦率的谈话。22日，邓小平复信布什，表示同意他的建议，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

布什总统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1日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一名秘书，不带警卫和其他人员。美国方面对这次访问采取了十分严格的保密措施。

7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前，同李鹏、钱其琛谈话。指出：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

在随后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邓小平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在结束谈话时，邓小平还顺带批评了《美国之音》的造谣，巧妙地指出，美国政府在谣言基础上制定对华制裁政策，是极不明智的。

9月1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针对巴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处理动乱的指责，邓小平指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根据谣言做出的，中国不能接受。我们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主宰一切表示怀疑。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提出制裁中国的国家，其内部是否行得通还是个问题，现在事实上也没有行得通。一个国家自称为世界宪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此顺便提一下，日本不久后就解除了对华制裁。

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时指出：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事实表明，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在总结经验了。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时的美国的两位主要当事人，尼克松和基辛格，也在这个重要时刻相继访华。

邓小平在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说：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

11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基辛格时，请基辛格转告布什总统：美国应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邓小平还指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写道：

【“事实上，‘制裁’对制裁国本身也不利。从宣布‘制裁’中国开始，西方各国出自自身利益考虑，在政策和做法上表现得并不一致。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采取政治和经济结合、官方和民间结合的方式，推动日本率先于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随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取消对华‘制裁’。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回到正常轨道。”（见该书第7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