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公私合营是怎么回事？_风闻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的报告中谈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时指出：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这也就是说：1956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是后来取得一切成就的基石。

而当时的公私合营，则是这个基石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公私合营的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

【“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坚持贯彻实施《共同纲领》提出的各项任务，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在三年时间里恢复了国民经济。到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主要产品产量大大超过了建国前的最高年产量。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职工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这样就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党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过渡形式。在农业方面，创造了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多种互助合作形式，使农民的个体私有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党和政府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大体经过了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统购包销、加工定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发展的过程，使资本家私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及完成后，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即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和支付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这种做法，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

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客观地说，也是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影响最大的是在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绝大多数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形势下，资本家从原料和市场两头受到严格控制，除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外，别无出路。因此，国家因势利导，推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目的是从全局出发统筹安排生产计划，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这样，1954年到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1956年1月，北京、上海、重庆举行集会和游行，欢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历史证明，在总路线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56年与1955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6.4%；工业总产值增长28.2%。

最值得一提的是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并行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即计划经济的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以前毛泽东曾讲过，我们现在能造什么？桌子、板凳、茶杯、茶碗，会种粮食磨成面粉，还会造纸（还有一些纺织厂），除了这些，一辆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都不会造。

因此，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国家工业化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到1956年，中国第一家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家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原子能研发工作开始起步。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这些对于后来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中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确保国家安全，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至今我们仍在享受这个工业体系的红利。

在习近平亲自提议和指导下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

【“1956年在中国大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标志着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见该书459页至462页）】

                            “公私合营”的办法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和黄炎培谈到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举出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最先提出“公私合营”的是卢作孚。他早在1950年就提出了这个办法。

这些年来，不少文章都渲染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是“被公私合营”的，以至于卢作孚在1952年2月被迫害自杀身亡。

但是，卢作孚的次子卢国纪和三子卢国纶，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还原历史真相。

先来看卢作孚是怎样提出“公私合营”的。卢国纶写道：

【“1925年，父亲在合川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

“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除改进内河航运外，同时开始发展海洋运输。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导致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不佳，实力大受损伤。”

“新中国的建立，使父亲尤为振奋。他返回内地后，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驶返内地的行动，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重庆期间，父亲相当重视学习时政，经常让我与他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譬如《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章，他在思考着民生公司的发展方向，积极探索民生公司如何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早在1950年3月滞留香港期间，父亲就通过代表向中央提出了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的请求，6月他返京后，又向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父亲的请求，同年7月由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又和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公司在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程序。父亲去世以后，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短评《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典型，给予了高度赞扬。”】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由于业务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国内外的债务还本与付息的压力而日见艰难。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困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员工的情绪出现严重波动，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父亲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

但当时不知何故，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某负责人并没有将此消息和北京方面后来发来的有关电报告知卢作孚，加上“三反”“五反”中“基层运动的领导者执行政策有偏差，在运动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父亲对此甚感惶惑”，以至于“1952年2月8日晚，我的父亲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遽离人世。”

卢国纶还写道：

【“事情至此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关怀下，民生公司的难关本来可以安然渡过；而另一方面，父亲却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从而可能引发公司更大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卢国纪的文章则回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卢作孚不幸逝世的惋惜之情。他写道：

【“1952年2月8日，是一个无限悲痛的日子。我们的父亲不幸逝世了。”

“后来我们方才得知，当毛主席和周总理知道我的父亲去世的消息时，都感到十分惋惜。毛主席曾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

“1952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上午，在首都隆重的庆典开始之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十分惋惜地对张澜说：‘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毛主席所作的高度评价，使在场的人闻之深受感动。”

“周恩来总理在我的父亲去世后，不止一次地询问了家属的工作情况，对我们一家给予了深切的关心。”

“特别是我的父亲去世后不久，在政务院讨论民生公司公私合营问题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周总理对我的父亲一生所作的一次讲话，使我们非常感动。在这次讲话中，他高度评价了我的父亲的一生，指出他不仅对祖国的交通运输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作出了贡献。”】

在谈到到“公私合营”这个历史性大事的时候，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功劳也很大。他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

荣毅仁于2005年10月26日去世。中央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荣毅仁同志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1993年毛泽东百岁诞辰时，荣毅仁撰写了《毛主席指引社会主义道路》以纪念毛泽东。文中写道：

【“今年，是他老人家百岁周年。跟全国亿万人民一样，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毛主席，追思他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丰功伟绩，回顾自己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进步的历程。”

“五十年代中期，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兴起了一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高潮。处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中的我国广大工商业者，既有愿意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又有自觉不自觉的抵制倾向和悲观落漠的消极情绪。就在这历史性的关头，毛主席相继于1955年10月29日和1955年12月8日，在与全国工商联领导成员和代表的座谈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他高屋建瓴地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指出了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光明前途，又具体做了政策安排，在工商界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进程。我本人亲聆了这两次讲话，毛主席生动的语言，诙谐的比喻，深邃的哲理，尤其是他在阐述革命道理时所表现出的满腔热情，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两篇讲话，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典范。”

“毛主席的讲话还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在旧社会继承父辈事业的十几年中，即便以我们当时所具有的较大的资本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乃至与当权者的交谊，最终也未能幸免于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劫难和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压榨，别的民族工商业者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事实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就只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而这条道路对每个真正要做独立的、正直的中国人的工商业者来说都是穷途末路。因此，按我当时的心境，虽还未能真切地展望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家思想改造完成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蓝图，但确已树立起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走向光明，就大有前途的信念。”】

文章最后说：

【“距毛主席两次讲话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给神州大地带来了巨大变化，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曲折，但动摇不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抚今追昔，重温毛主席的讲话，深感他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