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基础之国家利益_风闻

这篇文章发布在2007年3月我的搜狐博客中，过去了11年，看看当年的思想和理论经过11年的沉淀还有多少思想价值。今天看来还不错，所有的观点都没有错误，而且准确预测了今天世界发展的趋势。

大家都听到过金灿荣教授讲国际政治这个领域预测性很不好；其实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但预测性不太行，就是解释性也不太行，对于中国的崛起就没有很好的理论解释。

我认为现在的理论预测性不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学者没有发现“法则”，政治的“法则”和经济的“法则”。什么是“法则”？这个词西方人喜欢用，“法则”就是规律。我对于“法则”的兴趣源于对历史的兴趣，对于历史逻辑的兴趣，我希望找到历史的逻辑。现在在政治领域可以说找到了这种“法则”，国内政治禁忌太多没有办法公开讨论，网络上的似是而非的非历史主义的东西太多，但是在国际政治这个领域禁忌少，可以讨论。

我早期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出于对历史的直觉，就是经过历史实证反复批判，只有经得起历史实证批判的理论才是有科学性。

大家可能都记得张“局座”预测伊拉克战争错了，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他准确的预测了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结局不会太美好，说“伊拉克战争将是美国打扫战场最晚的战争”。当时小布什总统在美国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我很不以为然，我支持“局座”的判断，伊拉克战争离美国胜利还差得远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原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伊拉克当时既没有一个政府，也没有正常的经济活动，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机制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怎么可能战争就胜利结束了？而且，美国主流的政治理论，那种通过选举就可以建立一个政府，然后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就正常化了，在当时，我也认为是一个神话。只不过当时是出于知觉和对历史感性的认知。到了2007年，我已经可以对这个问题建立理性的分析了，对于国际政治的“法则”已经建立起来了。作为对于“法则”的认识，我写了若干篇博文，留作印记。这个对于“法则”的阐述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国际政治理论中若干概念的厘清，比如前面说过的“国家安全”，这一篇讲“国家利益”，后面还有“权力与实力”。西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概念是“权力”，我的理论的基础是围绕着“实力”展开，国家的“权力”属于利益的范畴。对于流行的概念予以自己的解释和澄清，比如“软实力”这个概念来自约瑟夫奈，通行的观念认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软实力的核心。我经过反复地对影响国家兴衰的因素进行历史分析后得到不同的结论，组织结构才是决定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它才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国家形态的装饰品。

后面建立结构分析的方法对于国家的实力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对“法则”对国家的影响有了依据。根据结构分析的理论对于战争和国家兴衰的分析和预测具有很高的准确率。我准确地预测了叙利亚战争的基本进程，除了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争没有预测到之外，在战争爆发一个月之后，我就预测叙利亚战争将长期化；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必然介入叙利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实际上是西方国家背后操纵的，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战争。现在我更进一步得到结论是什叶派已经占上风，这是因为伊朗的工业化进程远超逊尼派国家，这使得伊朗的组织效率远超海湾那些石油富翁，而组织效率决定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的最终结果。

最后建立“标准对策分析”的工具，用于对博弈过程的分析，就是对博弈建立一个基本的行为的“法则“的框架。使用这个分析方法对中美博弈的分析准确地预测了中国应对美国施压的措施和特朗普政府行为。博弈的结果分为双赢、零和和双输三种形态。双赢博弈和零和博弈是合作博弈，属于强条件的博弈。双输博弈是非合作博弈，属于弱条件的博弈，只要博弈的一方坚持，这个博弈就必须进行下去。西方国家一贯以零和博弈思维对抗发展中国家，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就是这种对抗。对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对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唯一正确方法就是双输博弈，坚决对抗，消耗对手。因为强势的一方的目标永远高于弱势的一方，而为了获得零和博弈的胜利，强势一方的资源投入也远大于弱势的一方，这样在双输博弈中，强势一方的成本和损失也要远大于弱势的一方，这就决定了博弈中强势的一方更经不起双输博弈的消耗。这就使”持久战“能够胜利的基本基础。不仅仅是中国人民打赢了抗日战争，其实在中国的伟大抗战之前，西班牙也是用游击战打败了拿破仑，后面还有越南打败了美国。这些实践证明了一个”法则“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用一种大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把这个”法则“揭示出来。我希望观网中能有朋友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现代国家利益应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国家的权利（Right）。第二层是利益（Interests）。第三个层面是权力（Power）。第一个层面的利益为国际法赋予一主权国家的法定权利。第二个层面的权利主要是国际交往中的经济利益。第三个层面的权力指国际关系中的塑造能力，即国际体制、制度的构建能力。当然这种能力只有大国才有，因此这种能力为一国的扩展能力。

    现代国际政治体制是西方国家制定的。它是在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基础上构建的，是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产物，因此毫无疑问现代国际体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发动战争还是国家的合法权利，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绝对的暴力开辟世界为它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它决不允许任何一个重要的地方可以游离在这个（资本主义）体制之外，比如19世纪初叶的中国，它必须使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强迫它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之内。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已经基本开发完了，战争已经不再是资本扩张的有效工具，而且成为资本毁灭和人类毁灭的工具，因此对于战争的意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终于将发动战争定罪。

现在国际体制还是由西方主导。国家利益仍然是国家行为的基础。但是受到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限制，国际上的大国（POWER）已经不能象18、19世纪那样肆无忌惮地追求国家利益。现在的发达国家主要通过规制，通过国际规则的制定来体现自己的利益。比如在现在利用WTO机制来实现国家经济利益。大国往往通过制定对于自己有利的国际规则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往往在国际关系中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比如，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技术封锁就是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当中国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特种资源加以限制出口的时候，他们又高叫着中国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发达国家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收取高昂的知识产权费用，同时极力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利用WTO机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对于新兴产业的补贴。发达国家极力保持自己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代差，通过技术的高附加值来获得溢价的高额利润。现在的自由贸易体制总体上有利与发达国家。但是发达国家并不满足于既得的利益。他们还通过所谓市场开放协议，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产品市场为代价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包括技术、服务和金融市场，这样发达国家不但从进口初级产品中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补贴”，而且能够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和金融市场中获得高额利润。发达国家实际上是里外受益，而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里外吃“耳光”。以中美贸易为例。虽然中国表面上是“出超”。但是仔细计算双方的利益所得则是美国大占便宜。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价格之低实际上不足以弥补其成本。这实际上是中国用透支国内资源、环境和劳工身体健康为代价补贴美国消费者。即便是这些出口商品，也有相当部分是美国投资的企业生产的。对于中国来讲，GDP与GNP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现在美国拿贸易逆差来压中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的目的是用贸易逆差换取在中国服务和金融领域的进入权利。即便是中美贸易没有这些逆差，美国也不可能减少其国际贸易的总入超的情况，而且在中美贸易统计中没有服务和投资利得计入双方的贸易，这样美国就将长期获得利用贸易逆差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机会。中美贸易的谈判美国希望获得的是不平等的贸易权利。这就是利用规制权力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一个例证。

国家利益是国家战略的核心也是国家行为的基础。理解国家利益之所在是看清国际政治的关键。中苏结盟是因为双方国家利益的一致。中苏分手是因为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分歧不能自觉地协调，导致国家战略利益的冲突。中美握手同样还是因为国家利益使得双方放弃了意识形态的敌对。1989年以后，美国发现中国的战略利益不可能服从美国的需要，双方的关系再次走向“正常化”。

在现在的世界里，由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一国必须小心地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有谁把保护本国的利益和权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或国际组织或机构身上，那他不是白痴就是内奸。

国家利益从根本上讲它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在现在国际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里，不管你是什么主义，都得向资产阶级学习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用列宁的话就是在狼群里就得学狼叫。对于还没有实现基本民族自立的国家，这种民族资产阶级的觉醒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现在全球化的浪潮将所有的国家都卷入其中。任何一国都无法完全摆脱这个浪潮。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无可避免地在获得经济权利的同时将丧失一部分主权权利。这个时候，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定和保护是绝对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时候及其容易发生不平等的利益交换。即用国家的长远根本利益交换眼前的经济利益。在权利放弃与利益获得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同等权利交换的原则。即政治权利与政治权利交换，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利交换。要保证主权权利的最基础保证。

我们现在对于开放的观点有许多是愚蠢的形而上学的。开放最重要的是观念的开放。美国自建国到1913年一直用高关税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和市场，才有今日美国的繁荣和发达。日本是当今世界上贸易保护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但是也是二次大战以后发展最快的国家。没有人说他们是闭关锁国。国家的开放一定要有保护，保护市场，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保护文化等等，说到底是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护与开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保护的开放是卖国主义，没有开放的保护是闭关锁国，保护落后。对立统一，缺一不可。对于中国来讲，由于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过程，因此对于属于资产阶级利益范畴的国家利益并没有严格的理论和实务经验。也没有保护国家利益的现行机制。在高度官僚体制的情况下，国家利益的流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现实问题。在国家利益的保护上，社会主义必须向资产阶级学习。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国家利益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不能建筑在别国国家利益之上的。前苏联就是一个“反面教材”。这样的国家利益是不可能维持的。

现行的国际体制是一定要崩溃的。现行的国际体制是建筑在现在金字塔型的国际结构之上的。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西方国家占据上部，而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构成金字塔的基础。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发达国家的资金、服务和高附加值商品向下流动，而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产品及利润向上流动。但是现在国际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已经开始改变现行的金字塔格局。那就是一些原先处于金字塔底层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崛起造成这个金字塔的中部膨胀。原先这个中部只有区区几个国家如“小龙”、“小虎”之类。但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其规模是“小龙”“小虎”所不能比的。金字塔中部的膨胀，破坏了原先的金字塔的结构，阻断了原先的“正常”的“经济流程”。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它不但向西方输出初级产品，它还有能力输出技术和资金。它还大量地吸收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初级产品。它不按照发达国家的规则办事，它带来的竞争是完全的。中国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是没有附加政治条件的。而西方国家在过去为了保证自己的超额利润，实际上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上是相互勾结的。这个例证就是8国集团。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国际贸易体制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开始随时修改规则了。当这些现有体制的最大获利者都不尊重这些规则，那可想而知这个体制已经动摇了。谁能主导这个崩溃的过程，并且主导新体制的建立，谁就是新的主导型大国。当然西方发达国家在现有的国际机制不能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时候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走向帝国主义体制。肢解南斯拉夫和美国直接出兵伊拉克已经表现出这种趋势。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已经被历史淘汰的国际制度，必然会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国际形势和斗争策略，帝国主义的政策必将是霸权的终结。未来可能不再有美国这样的支配型大国。霸权的历史必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