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中回避的史实——漳县会议（二）：刘伯承被赶到二方面军去_风闻

徐向前为代表的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心态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了解漳县会议的经过，而是进一步探究更深层次历史动因的话，不免就要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徐向前会支持张国焘的西进方案呢？他的动机和张国焘有什么样的差别？

按照徐向前的回忆，似乎是因为张国焘的哭诉激起了“大家”的同情，从而在军事方针上迁就了张国焘的意见。但只要细想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理由是靠不住的。为什么张国焘的眼泪既没有打动陈昌浩，也没有打动岷州会议上的众人，却偏偏打动了徐向前呢？说到底，还是张国焘的主张得到了徐向前的共鸣。

徐向前的性格特点是老实忠厚，在四方面军中他始终埋头于军事，很少在政治上有所主张。鄂豫皖肃反的高潮中，徐向前的妻子也被杀掉，但张国焘最终并没有对徐下手，这一方面是张国焘还要倚靠徐向前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也说明徐向前不露圭角，不像许继慎或曾中生那样锋芒毕露，没有引起张国焘的疑忌。

但徐向前在四方面军并不得意，自己也知道张国焘对他是“用而不信”。故此，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初，徐向前甚至打算脱离四方面军去中央工作。但随着双方关系的恶化，徐向前也卷入了漩涡之中。尽管张国焘为拉住徐向前，曾经散布些诸如中央对徐向前不信任，要让陈赓来改造四方面军等谣言，但徐向前对中央的态度还是很尊重的，不像陈昌浩那么趾高气扬。也正因为此，在中央红军单独北上之前，毛泽东还专门试探了一下徐向前的意见，把他视为可以争取的对象。一、四方面军草地分手的当夜，在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气氛下，徐向前用一句“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制止了一场几乎爆发的内斗。

南下之后，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做法也不满意，在各次会议上很少表态。徐向前自己说：“那时候对张国焘那种方式，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我是不满的。我说，不应该这么搞，党内有了分歧，可以坐在桌子旁边来谈嘛。不该又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怎么样啊，‘丢了伤员了嘛’……竟【净】是那些煽动的坏话。”

刘伯承也在一次谈话中说到：“这时，二方面军来了。张国焘又开会，说要好好联合二方面军。实际上，他的目的是共同反一方面军。这天又斗争我。我说：三个方面军应当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李特说：什么一方面军！两个军团在这里，只是半个方面军。徐向前同志说得很好：我们几个方面军好比是兄弟，老四与老大搞不好嘛，人家还说不清谁对；如果与老二也搞不好，那人家一定说老四不好。张国焘向我说：朱德、贺龙和你都是军阀，这次搞不好要你负责。我说：他和我都是共产党嘛，怎么都要我负责？他说：就看你是不是挑拨了。

接二方面军是九军团去的，……我去的晚一些。张这时想拉二方面军一起作个决议，反一方面军的。……还想把任弼时同志拉到他的伪中央里来。我当即告诉他：那可搞不得。

我到了二方面军，他们的保卫部长吴德峰同志……问我：情况怎么样？我说：要作团结工作。他说：可不可将这个意思告诉弼时？我说：可以。以后张国焘要拉弼时作决议，就被拒绝了。此后，他说我光犯他的‘律条’——‘屡犯中原’，便把我赶到二方面军去了。”

徐向前在讲话中很自然地把中央红军比作“大哥”，可见他对中央红军的情感与张国焘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徐向前的观念中，四方面军仿佛自己的孩子，“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徐向前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免更关注于四方面军这个局部。因而，张国焘所提出的“保存四方面军”的主张，自然很容易获得徐向前的共鸣，他也就不知不觉地落入张国焘的彀中了。

张国焘为表示与陕北中央的不同，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就根据地选择而言，张国焘认为：“西北离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使敌人更困难来向我们进攻；西北是敌人统治势力最弱的一环，群众最痛苦；西北有广大的少数民族为我们的助力；西北毗连外蒙与苏联，使我们能够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我们向西北行动是绕到敌人的后方去进攻敌人，为的是避免和敌人拼消耗，避免‘决战防御’，为的是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张国焘认为，“我们夺取西北为的是进攻敌人，与毛、周、张、博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张国焘逼走红一方面军，成立了“中央”，还发了博洛毛周等人的“通缉令”，脸皮已经撕破。所以，张国焘自己也知道，会合之后没有好果子，“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因此，张国焘对会合是抵触的，他希望自己搞出一块根据地来，与陕北可以分庭抗礼，即所谓“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国西北部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地大物博，我们可进退自如，……西北地区远离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敌人要进攻我们，增加更大的困难；……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他自己在“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检讨中，也承认他所主张的是“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战略的意见”。这一意见，体现在张国焘1936年9月2日致“育英并转国际代表团、洛、泽、恩、博、彭”的电报中，该电建议：“因为客观情势的需要，经过准备时间，以主力转移到宁夏、甘、凉、肃、西宁地区，打通外蒙、新疆，奠定巩固后方，有依靠的向东南发展。”

在个人出处的问题上，徐向前不会有张国焘那样的顾虑。但张国焘的“西北抗日根据地”理论，还是会对以徐向前为代表的一部分四方面军干部产生一些影响的。尤其是避免和敌人拼消耗、避免“决战防御”的说法，对希望“保存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说，当然能够听得进去。

另一方面，当时中共中央等对陕甘宁根据地的情况通报以及双方的战役协调不一致，也对红四方面军部分干部产生这种本位的观念有一定的影响。

毛周彭9月4日致电张国焘等，通报陕甘宁苏区的情况，谓该地区：“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有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苏区群众斗争情绪较好，只因地区贫困，经济上不能有大负担，故至今苏维埃除盐税以外，尚未收任何税。苏区西部为宁夏回地，筹粮扩红都较困难”。

这一情况通报被张国焘抓住，作为不能会合的重要理由。徐向前回忆录中提到，在漳县会议上，张国焘就强调“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这一观点，为徐向前等所接受，也认为“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

另一个问题出在战役协调上。从毛泽东等9月14至17日的一系列电报可见，毛泽东的意见是“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一个军协助之”。虽然毛泽东提出的“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预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的确有其道理，但对于张国焘以及部分红四方面军干部来说，却等同于要四方面军单独去和胡宗南部硬拼，心理上是有抵触的。

四方面军内部对此亦意见不一。张国焘先则建议一方面军“目前主力宜在固原南北地区活动，次要兵力在源、静边活动主张”，将“经通渭、静宁、会宁一带打通一方面军”的任务自己承揽下来。但至9月13日又改变了主意，要求“一方面军主力由海源、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而四方面军仅“适时以八团以上兵力打击静、会间之胡敌，相机打通一方面军”。陈昌浩则主张“四方面军主力出通渭、静宁、会宁”，以夹击敌人，会合一方面军。岷州会议通过的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实质上是采用了陈昌浩的意见。

由于张国焘不愿会合，遂以与胡宗南部作战“决战不利”为借口，坚持西进。这得到了徐向前等部分高级干部的支持。徐向前对与胡宗南部作战亦无信心，认为静会战役计划“变成四方面军北进，在西兰通道地区独立迎击胡敌”。“我明白这一仗很难打，但准备硬着头皮干”。这就不免陷入到张国焘所故意诱导的思维误区中去了。

从红四方面军局部而言，不与胡宗南部交手，可以避免消耗损失。西进从永靖、循化渡河，如成功可以进入兰州以北地区向宁夏发展，不成亦可以背靠青海偷安一时。然而由当时整个军事态势来看，正如毛周彭9月27日电所指出的：“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以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

的确，四方面军即使由永靖、循化渡河成功，因永登一带难以立足，接引一方面军渡河将不可能，只能是西去向凉州发展，红军并力夺取宁夏的计划必成泡影。而渡河不成，被敌沿洮河一线封锁，则更是枯守一隅，坐待灭亡。即或国民党军不向其发动进攻，长期困在少数民族地区，只有消耗难得补充，也难持久。因而局部一时之得计，最终招来的将是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