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石头，布——互害型社会没人可以独善其身【重庆公交坠江悲剧反思】_风闻

编者按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发生后，“互害型社会”的概念再一次进入公共讨论中。就如之前的毒奶粉、假疫苗事件一样，在“互害型社会”中没人能逃脱来自他人的伤害。作者对此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剪刀、石头、布”，当社会缺少一个有效的行为制约机制，伤害链就闭合了。施加伤害的人认为自己可以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却必然逃脱不了另一个施害者的计算。

和悲叹道德败坏的论调不同，作者提出，伤害他人的行为并非人心所愿，因为它违反了每个人天性中的良知。在一个丛林法则胜过了契约精神的社会里，人们认为伤害他人的行为反而对自己有利，良知就沉睡了。在坠江事件中，对司机施暴的行为亦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下产生的。而对于如何唤醒良知，作者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

刘云超 |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标题为《剪子石头布与差序格局》

文中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时间总是过的很快，如同往年一样，崭新的2018年很快将进入尾声。虽说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但是2018年发生的事件仍然不断突破思维底线，令人震惊，比如毒疫苗事件，或者愈演愈烈的性侵事件，还有近日重庆公交车乘客与司机互殴导致车毁人亡。总结近20年来中国人所遭遇的各种骗局、犯罪和相互伤害，有人戏言如下，孩子三大极限挑战，疫苗、奶粉、幼儿园；青年三大极限挑战，高考、就业、校园贷；中年三大极限挑战，房价、医疗、割韭菜；老年三大极限挑战，理财、中奖、保健品。相比这一调侃，有人认为中国或许已经进入一个互害型社会。

剪刀，石头，布——伤害链的闭合

互害型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伤害链的闭合状态，也就是说互害型社会中，几乎没有人可以幸免于来自他人的伤害，也几乎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不去伤害他人。你觉得你占了便宜，我觉得我占了便宜，最后谁也占不了便宜处在这个链中的每个人，都逃不脱伤害和被伤害。

互害型社会，这一概念最早是用在中国食品安全领域，是说食品安全风险从生产、流通到消费几乎无处不在。比如卖毒大米的喝了假酒；卖假酒的吃了苏丹红鸭蛋；卖鸭蛋的吃了农药超标的蔬菜，种蔬菜的吃了“化学牛肉”，生产牛肉的吃了毒大米……很多无良商家明确表示不会吃自己生产的东西，却难以保证不被其他无良者算计。这种现象也被普遍称为“易粪相食”，戏谑而辛酸。

互害现象以前还只在食品领域被发现，但是现在已经不止于此，比如某倒卖假疫苗的孩子在幼儿园被扎针，扎针老师生病被某无良医生开了没用的高价药，该无良医生要评职称给某领导送礼，该领导因为始乱终弃被某女下属米兔爆料，然后，几乎以上所有人子孙辈都被打了假疫苗……

这一伤害链的闭合状态让人想起一个游戏，剪刀石头布，也叫剪子包袱锤，在南方某些地方叫做棒子老虎鸡。剪刀剪布，布包石头，石头砸剪刀。老虎吃鸡，鸡吃虫，虫吃棒子，棒子打老虎。这个游戏可以有两种解读。

一种是积极意义的，就是权力就是权力和欲望能够得到有效的制约，在这样一种制衡中，任何权力都不可能被无限放大，任何欲望都不会被无限满足，因此任何权力主体都不敢轻举妄动。由丛林法则过渡到契约精神，最终实现的结果是社会有序的良性格局。良性格局的关键词是“我怕”，老虎害怕棒子打，棒子害怕虫子咬，虫子害怕大公鸡，大公鸡害怕老虎吃。良性格局的“我怕”意味着“敬畏”，敬畏良知，敬畏他人，敬畏后果，敬畏法律。

另一种是消极意义的，就是相互伤害而没有制约，止步于丛林法则，并未形成契约精神，同时也并不遵从内心良知，最终形成一个互害格局。互害格局的关键词是“我能”，我能在大米里掺沙子，我能让人相信某某药酒是包治百病，我能让假疫苗卖到全国千家万户，我能伤天害理而不受惩罚……互害格局的“我能”，意味着无忌惮，无敬畏，无底线。“我能”是一种盲目的自信、愚蠢的短视和狡黠的机会主义，一方面自以为可以逃脱制裁，另一方面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认为可以幸免来自他者的伤害。

但遗憾的是，互害社会中几乎无处可逃，伤害链条形成了闭合。如果没有闭合，比如，棒子不能打老虎，那么互害社会的模型也不能形成。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想方设法进入老虎阶层，即便难于上青天，至少希望尚存。但是伤害链闭合了，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丧钟敲响了，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文化自省

为什么中国成了这样？中国人怎么了？这一现象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么？

1丑陋的中国人？

不必讳言中国人有其劣根性。比如中国人好窝里斗。孙中山说中国人就像一袋土豆，只有被束缚在麻袋中，才看起来像一个整体，一旦出了“麻袋”就四分五裂了。柏杨说中国人好窝里斗，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看看中国历史，基本就是一部自己人打来打去的斗争史，所以“来啊，互相伤害啊”，中国人当前的互害不过是无数历史情境再现而已。再比如中国人一贯做看客。今年6月的甘肃庆阳，一名少女从8楼跳下自杀。从网上流出的视频里可以看到，女孩跳下之前，下面有很多人在围观起哄，“这么多人等着看你跳呢！”“跳啊，快跳啊！”回顾鲁迅笔下的“看客”，不由感叹人间的残忍和悲凉总是何其相似。鲁迅笔下的看客们，有的赏鉴日本人宰割自己同胞，“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有的以揭人伤疤为乐，“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祥林嫂，你那时怎么竟肯了？”；有的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见阿Q和小D在斗殴便围上前去，不少的连声叫道“好！好！”不知道是劝解，是颂扬，还是煽动。

看客们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在当前的中国，看客们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似乎越来越多。那么为什么这样呢？有人说是儒家的问题。比如儒家讲“中庸”“中和”，所以中国人谨小慎微，怕得罪人，遇事总留有退路，以此保全自己。当看客，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自扫门前雪，也是保全自己的“中庸之道”。这种解读自然离儒家学理有偏差，但是也道出部分真理。

2差序格局？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一个更高位的圈子。所以中国人爱自己、爱家人，除此之外都是“别人”，而别人是可以不爱的。甚至家族也要分出五服六服、亲疏远近。这似乎可以解释上面提到的问题，但细细想来也并非如此。

这种差序格局确实体现儒家“爱有差等”思想。儒家的差等之爱，就是从血缘亲情出发，由近及远将仁爱之情推出去。费孝通先生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差等之爱，的确有其价值。但是在儒家本身学理上，他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展开讨论。差等之爱和差序格局，在中国相当久远的一段历史中，不仅并不落后，反而代表了当时最合乎常理的也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化理念。问题在于时代不同了，那种农耕时代主要以血缘亲情为纽带来维系的社群关系，到了现代社会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有权利和责任意识、有平等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公民。

或许这是当前互害格局的某种文化成因。但是儒家思想可以背这个锅么？恐怕不能背。因为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那种差序格局当时之所以非常稳定，不只是有情感投射就够了，还有一整套相应的规范和组织与之相匹配。比如乡村自治、乡约礼仪、宗族制度，比如乡绅乡贤的典范作用。但是这些传统都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被系列运动销毁殆尽。销毁这些传统，其目的当然是破旧立新，引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和法治社会。但是很遗憾，迄今为止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平权意识仍然大有欠缺，甚至在大部分时间被故意扼杀。所以，尽管一般人仍然停留在差等之爱的观念和思维传统中，而与此同时，原有与之匹配的差序格局已被毁灭了。旧秩序被破坏，新秩序未曾建立，社会个体的行为无所凭依，于是各自为战，从而导致社会进入无序状态。

互害社会的文化根源不能甩锅给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也并非全然事不关己。比如儒家思孟学派说人性本善，要求反求诸己，由此形成某种道德理想主义，大家都高谈道德，而实际形成很多伪善。这客观上制约了法律社会和法制意识的形成。

良知还是讲法治？

接着上面的道德理想主义来讲，面对当前的互害局面，很多人说，如果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有良知，每个人都有敬畏，才有可能改变这个互害社会。话听起来是没错的，但是大有问题。

有一句话已经流行了好久了，叫做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的本质就是把社会问题一股脑推给道德。实际上类似的意思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了，孔子那时就说当时礼崩乐坏，然后怀念周朝的礼乐文明，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个人认为，今天我们的道德只比古人更好，不会更差。我们每个人也并不缺少良知和温情，关键是要看这个社会大环境是压抑良知还是激发良知。

我们当前社会大环境是什么情况呢？害人的代价很小，但不害人的代价很高，害人能够达到目的，不害人反而吃亏。例如广受关注的“扶不扶”问题，“扶不扶”“救不救”的纠结俨然成了社会痛点。原本简单的“举手之劳”，变成了“能不能扶”“敢不敢扶”“要不要扶”的多重纠结。善良的人不害人，反而愈难自证清白。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提“经济人”概念。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利的，并能通过精明地计算去选择对自己最有利，能够获得最大效益的行为。穆勒认为，基于经济人概念，当个人认识到群体方式下可以通过偷懒获得同样报酬，或者付出更多努力得到的同样报酬，就会自觉选择减少努力，使付出与收获达到平衡。

德国人马克斯·瑞琼曼（Ringelman，1913）做了一个拔河比赛的实验，他要求被试者分别在单独的与群体的情境下拔河，同时用仪器来测量他们的拉力。结果发现随着被试人数的增加，每个被试平均使出的力减少了。这种共同完成一项任务时，群体人数越多个人出力越少的现象，称做“社会惰化”。这说明大多数人都希望不劳而获，或者希望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

而中国广泛流传的故事，三个和尚没水喝，跟拔河比赛测试的性质一样，也是一种典型的“道德负收益”现象。如果不道德行为可能比道德的行为有更大收益，并且这种局面将不断持续下去，那么，人们就会争相出现不道德的行为。伦理道德在此间不断沦丧，于是社会陷入了一种互害的怪圈。最后呢，就从三个和尚没水喝，变成了一篓螃蟹。“螃蟹理论”告诉我们，用篓子装螃蟹，不用盖盖子。为什么呢？因为螃蟹多了，螃蟹们就会互相踩踏，扒来扒去。就都出不去，最后一起变成盘中餐。互害社会继续下去，就是大家一起灭亡。

所以面对互害现象，不是说个体道德和良知不重要，在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完善自己，提升人格，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仅仅寄希望于道德宣讲，这样只会混淆视听，让真正的问题隐而不显。

总结以上观点，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总结了12个字：依法治国，开启民智，唤醒良知。

第一，依法治国是重中之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16个字，真正的落实起来，就可以基本解决问题了。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如何避免沦为口号和形式主义。依法治国首先要让权力受到制约，得到监督。权力不受制约，权力就会寻租，就会让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形成全民互相伤害的局面。

第二，开启民智，是依法治国的理性基础。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争取个人权益的公民意识。即便遭遇不公，也会采取忍字头上一把刀，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无形中会助长害人者嚣张气焰，放逐自己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也就更加助推互害型社会的形成。

第三，唤醒良知，是依法治国的道德储备和逻辑结果。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认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良知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见父兄自然知孝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生恻隐。良知又是非常聪明的，其实良知一直在那里，在当前的大环境不适合它，所以它选择沉睡。我们要做的只是唤醒它。如何唤醒？不要单纯的道德教化，我们只需要做到依法治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