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中回避的史实——漳县会议（一）：张国焘的变卦与徐向前等的支持_风闻

漳县会议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达甘肃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36年9月下旬所召开的一次会议。1989年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对这次会议的叙述是：“九月二十日，张国焘到漳县前敌指挥部后，于二十二日致电朱德，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要求朱德到漳县面商”，“九月二十三日，在漳县三岔又召开中共西北局会议。……会议采纳了张国焘从永靖、循化渡河的意见”，“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得知，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即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提出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张国焘等在漳县会议上所做出的决定，完全推翻了原西北局的岷州会议决定，使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破坏。在漳县会议这一历史变局中，徐向前是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态度如何，起了什么作用，值得进一步分析探讨。这有助于了解这一阶段张国焘对四方面军高层的影响，也有助于了解在西路军的一些决策问题上四方面军高级领导人的心态。漳县会议可以看作是西路军形成的一次预演，虽然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中最终未能达成其目的，但在之后西路军的形成以至失败的过程中，这一影响事实上始终是存在的。

静会战役计划与张国焘的两面手法

由于历史原因，徐向前本人后来在谈到这一段经历时，更多强调的是和张国焘的分歧和对立，他曾回忆说：“出草地到了岷州，我在前面打仗，住在漳县。当时9军、30军……每天打。张国焘住在岷县（卅里铺）不动。我记得最恼火的一件事是他到前面调干部，说是办学校，我懒得给他调。我说：今天不是在岷州搞根据地，培养干部。主要是赶快行动，会合前面打仗去。……我每天总是催几次，电报呀，电话呀催！我说，不行，赶快走！在这个时候，明明知道胡宗南从西安、宝鸡一带出发，一天天上来把路截断了。可是张国焘蹲在岷县不动。你想，去路割断了再退回草地去？谁去？我就不去，老实讲，我对这一点是坚决的。”

对于二、四方面军会合后重新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陈昌浩曾回忆：“二方面军到甘孜后，朱总还讲了话。我也和朱总谈过要会合。任弼时来后，反对张国焘的力量就更大了。这时会合的思想就更增加了。甘孜开过几次会，才决定北上，这也是个关键。张国焘是不准备北上的，看到我们、朱总、二方面军都要北上，他才不得不被迫同意。那时是7月，再不走就迟了。”

1936年9月2日朱、张、任致电【林】育英并转国际代表团、洛【洛甫】、泽【毛泽东】、恩【周恩来】、博【博古】、彭【彭德怀】，提出当前的战略方针及部署：“四方面军……有经通渭、静宁、会宁一带打通一方面军和牵制王均，策应二方面军之任务”，并建议“一方面军如不能即渡黄河，目前主力宜在固原南北地区活动，次要兵力在源、静边活动。”

陈昌浩9月4日电朱、张，认为“应首先集九、三十军大部于现地区，以便四方面军主力出通渭、静宁、会宁，是否配合一方面军夹击该地区及增援蒋敌更有利”。9月6日电建议：“目前应乘蒋介石未布置妥当以前，二、四方面军迅速行动争取先机之利，方能速扩大根据地，解决物质与扩红。”

张国焘虽然于9月10日致电林育英，表示愿意讨论实现党内统一，但对于三个方面军会合采取的却是两面做法。9月13日20时张国焘和朱德、陈昌浩一起致电毛、周、彭、贺、任、刘诸同志并告【徐】向前，提出：“我军为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具体部署则是打算“我一方面军主力由海源、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敌，并阻止其停滞静宁以东”，二、四方面军则“适时以八团以上兵力打击静、会间之胡敌，相机打通一方面军”。

可是，就在同一天，张国焘自己单独给时在前线的徐向前、周纯全发出一份“指人密译”的电报，称“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这份电报要求“四军、三十军、九十一师仍原计行动”，即加紧准备西渡黄河。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未提到9月13日张国焘的密电，只针对20时电写道：“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于是徐向前于9月15日19时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提出一个西进的方案来，即“建议我军出青马敌后，宜速集兵取或围河州，抢莲花渡，便尔后行动。”从徐向前所提出的这个方案来看，他对于张国焘9月13日两份电报的真实意图是理解的，对于张国焘的西进主张他是同意的。

陈昌浩与张国焘爆发激烈冲突

西北局9月16日至18日在三十里铺开了三天的会议，会议上围绕静、会作战的计划和方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陈昌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跟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征途集》）。虽然张国焘极力反对，甚至说经静、会北上将“断送红军”，但最终与会的多数人仍然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将此战役方针和部署于18日20时下达给徐向前和周纯全。

陈昌浩后来曾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他最后以总政委的身份决定西进，决定后就调动部队。那时我和朱总司令、刘伯承都谈过了，无论如何要会合，甘孜会议的决定不能在半路上违反。向前那时不在，可能他先到的漳县。我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有权推翻他的决定，即以四方面军指挥部名义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也停止西撤。

命令下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深夜三点多钟找我来了，谈了三点：（1）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2）会合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3）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我当时表示：（1）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2）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谈到这里，张国焘就走了。我以为他回去睡觉了，准备明天再去漳县对向前说明。但哪知当天晚上，他就连夜到漳县去了。我知道后立刻骑马赶了去，张国焘到漳县后又要西进，经过争论，最后还是北上了”。

之所以陈昌浩此次坚决反对张国焘，有他自己的思想基础。陈昌浩谈及：“这时，中央已到达陕北，对中国革命是一个关键性问题，给大家打了一针清醒剂——当然张国焘是不会变的——我自己脑子里也开始清醒了一些，证明我们过去的估计是错了。这时是1936年春天。以后听说二方面军快来了，又作了迎接二方面军的准备。中央的到达陕北，和二方面军的到来，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起了很大的影响。从这时起，我们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动，想到我们过去反党反中央是大错特错，那时与张国焘思想上开始有距离。这时张国焘路线已开始动摇，我们想去与中央会合的思想，逐渐增多了；象不孝的儿子回心转意后想回到父母怀抱一样。向前和军的干部思想也是这样。”

朱德20日21时致电毛、周、彭，尚称：“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结合陈昌浩的谈话可知，张国焘是21日凌晨3时左右找陈昌浩去谈的，未获结果后连夜赶往漳县，寻求在前线指挥的部分干部的支持。

张国焘本人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有关记忆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如他说“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返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张国焘：《我的回忆》）。事实上，陈昌浩的计划并非留在甘南，而是北上会合；而且陈返回总司令部也是遵照张国焘的命令行事（参见9月9日朱、张致徐、陈、周电）。当然，张国焘回忆中所说“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则确实如此。

张国焘的解决办法是撇开总部，单枪匹马赶赴漳县，去寻求徐向前等人的支持。

各方的反应与争执

徐向前回忆：“我们正忙着调动队伍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

这么一来，西北局岷州会议所决定的军事方针，在“我们”的支持下，成为“可以继续商量”的事情了。不仅如此，张国焘、徐向前还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之后，更是“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商量”的结果，进一步变成了“先斩而后奏”。

张国焘、徐向前等所提出的永靖、循化渡过黄河的部署，看上去似乎照顾到了配合一方面军共取宁夏的计划，但战略上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首先，四方面军能否顺利渡过黄河尚难确定，如果不能，而洮河一线又被敌封锁，那时整个部队局促于黄河、洮河之间，只能背靠藏区，偷安一时，坐等消亡。而即使能从循化、永靖渡过黄河，由于永登、红城子一线密迩兰州，仍然是无法立足的局面（这一点已为后来西路军渡河后的事实所证明）。稍有军事常识就可知道，一旦四方面军在永登一带立脚不住，部队不会向东跑到黄河边上的狭窄地域里去，只能是向西。这样，所谓“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云云，仅是空中楼阁而已。

这一部署一经提出，聂荣臻立刻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指出：“大帅【按：指张国焘】此时全系逃避战斗之狡计，将有在临夏偷安可能”。彭德怀亦致电张国焘指出，“渡河作准备工作，会使胡宗南及青海马部有先机控制兰州到西宁段湟河、黄河北岸，小部据守庄浪河、大通河数点的可能。由于天险限制，四方面军决战不易，王均、毛炳文军及川军等向洮河压迫，四方面军将被束缚于洮河、黄河、湟河之间，虽然西面背靠青海较安全，但属藏族和雪山草地，没有发展余地。而且这样会脱离目前政治形势，影响一、二方面军行动。四方面军虽然待冰期到后可能北出凉州，但现在离冰期尚远，胡宗南部在冰期前即可集中兰州，巩固凉州、永登封锁线，乘我四方面军立足未稳时即对付之。所谓岷县留部队吸引胡宗南部，实际不可能。”

由于此时张国焘已获得徐向前等的支持，态度转趋强硬，于9月21日21时致电朱德：“向、纯、李三同志均照，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请你即来漳县面商”。同日同时，为切断朱德与外界之联系，张国焘电令总司令部一局局长周子昆、作战科长潘同、机要科长曹广化：“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

果然，当朱德得知这一突然的变局要给党中央发电报时，电台居然拒绝发出。最后还是傅钟以西北局组织部长的身份出面劝说，才得以将电报发出（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征途集》）。

朱德一面致电英【林育英】、洛【洛甫】、毛【毛泽东】、周【周恩来】、彭【彭德怀】、贺【贺龙】、任【任弼时】、刘【刘伯承】，通告：“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一面致电徐向前、周纯全，称：“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昌浩今早可到漳，带有陕北来亲译长电，表示国际态度，望详加研究”。

9月23日西北局在漳县三岔又召开了会议，参加者有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华民、肖克、李特等。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张国焘已获得徐向前等人的支持，占据了上风。据傅钟的回忆，该会上仅朱德、陈昌浩、傅钟表示了反对意见，且陈昌浩提出辞去方面军政委一职。“这次会上，在前敌指挥部的同志谈得较多，表示支持第二方案，而且部队已经行动，让张国焘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征途集》）。

有论者指出，这次会议“改红四方面军北上为西进，……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当然是张国焘，但赞同这一事件的其他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全有：“红四方面军欲在甘肃永靖西渡黄河原因新探”，《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徐向前后来回忆：“当时，后梯队多数领导同志要赶快行动。可是张国焘这个家伙却到前边来搞我，调动部队在【到】临洮。到了那里一调查，路线过不去，我说不行，就赶快回来了。但我不是站在拥护张国焘路线上，我是站在敌人来了，通不过去，赶快选个好地方这么个立场上同意那个计划的。不晓得张国焘有自己的打算。临洮回来后，我就认识更清楚了，张国焘怕会合。因为会合以后，他（认为）他的总政委呀，什么都没有啦！只有反党头子、张国焘路线嘛，那还不是要撤职。他一次曾给我讲过：‘这次去呢，军队我不能搞啦，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从此可以看出，张国焘是不愿会合的。他是想把军队抓在手里作工具，与中央对抗”。

六十年代，以徐向前为主任的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战史时，对这段历史做了冷处理，称：“张国焘……二十日星夜跑到漳县煽动前方指挥员反对北上，独自命令部队撤出通渭等地回师西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送审稿）》，第382-383页）。

对于漳县会议，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只是简单地写道：“次日一大早，陈昌浩赶来，见这边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他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总司令到来后，亦同意照此决定行动，并提出应报告中央”。并未提及会议上的争论和不同意见。（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