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一手缔造了「魔岩三杰」，然后被骂了20年的台湾人_风闻

当我们谈论这几十年来的中国摇滚时，你会想起哪些乐队与Rock Star？

无论大家的答案有多么的不一样，但一样的是100%会提到「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张楚。

只要一提到「魔岩三杰」，就绕不开**「张培仁」**这个名字。作为当时唐朝乐队的策划人，张培仁成立了魔岩唱片后又签下了窦唯、何勇、张楚等内地音乐人，并且策划了 1994 年「中国摇滚乐新势力」香港红磡演唱会，直接影响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进程，也是结束中国摇滚乐队混乱无秩序的地下状态的关键人物。

张培仁是我认为的中国摇滚乐最牛逼的经纪人。通常的音乐经纪人都是经纪个体或团体，老张则是直接经纪了整个地区的摇滚乐，只是后来他暂时放弃了做这个事。

1995 年老张不干之后，有人说这是阴谋、有人说他是骗子、也有人责怪他答应了三年后回来却失约。

但无论如何，我只是觉得从那年开始，中国摇滚就集体做起了一场千秋大梦到现在。

现在，能够让我们在全国各地集体怀念中国摇滚的地方，恐怕也只剩下了KTV。

但凡是个有故事的人，去KTV多少都要来点李宗盛。李宗盛有首歌叫做《和自己赛跑的人》，第一句歌词就是：“亲爱的 Landy，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

这个歌里唱道的 Landy，就是张培仁。

传说，年少时的张培仁去看 Bob Dylan 演唱会，他激动得在演唱会上大叫：“Dylan，I want to have your baby！”从而引起 Dylan 的注意后来成功合影。Landy 其实就来自 Dylan。

张培仁从小就喜欢摇滚乐。1980 年 12 月 8 日 John Lennon 被刺杀，刚高中毕业的他和一帮同样热爱摇滚乐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沮丧，于是他们在台湾发起了悼念 John Lennon 的活动，吸引了国内外很多人参加。除了悼念活动外，张培仁和几个小伙伴决定办一些演出，真正为摇滚乐做一些实事。

据张培仁回忆：

“几个人找了一位大哥，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出了点钱，还找了身边的乐手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很好的乐手，但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人知道他们，其中有台湾最有名的吉他手江建民，他现在也是很好的音乐制作人。当时大家唱的都是老摇滚，只有一个人唱了 New Wave，这个人就是庾澄庆。”

这就是老一代台湾音乐人都知道的「 Taipei Jam 」音乐节，也是张培仁人生中办的第一个音乐节。「 Taipei Jam 」的规模不大，连续四届都是几百人，到第五届的时候，大家想办一个能容纳 2～3000 人规模的音乐节，但是费用不够，大家没办法于是就集体去卖血。

那一场座无虚席音乐节没让大家的血白流，但这样的热情和价值观在今天也不会再现了。

有了这些经历，张培仁退伍后就直接进了滚石唱片，从企划做起，一直做到企划部经理。当时，李宗盛是制作部经理，Landy 与大哥的友谊从此就结下了，两个人直接把滚石唱片带入了最辉煌的时期，并且带来了「华语流行」风潮数十年。

▲李宗盛与张培仁

1987 年解禁前的台湾所有的思想都是统一的，穿着打扮也一样。平时能够听见的华语流行音乐只能是抒情跟偶像这两种形式，哪怕摇滚乐在那时候在欧美已经发展出各种流派，但在台湾依然被大众当作是牛鬼蛇神洪水猛兽，是一种文化里不会有的东西。

1987 年台湾解严后，来自全球的资讯扑面而来，大家听到和看到的那些外面的新鲜东西，就会跟本地的东西做比较，发现都没办法跟国际上相比，一直以来看似相对安静的文化环境发展，忽然有了断层。

1988～89年，滚石唱片在台湾已经取得了不错的商业成绩，但是不管你承不承认，音乐的形式都不应该只是抒情和偶像。**张培仁想要找到更加解放一点的、更加多元化一点的音乐形式或者是具有人文的创作态度。**还是那句话，不管是内地还是台湾，改革开放迎来的都是多元化的世界，如果文化只存在着单一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后我们绝不能抵挡来自全球的竞争。

这个答案在原创力匮乏的台湾是非常难找到的，但是张培仁却找到了拥有这个答案的地方——北京。

1989 年，祖籍北京的张培仁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候内地毫无音乐环境可言，邓丽君的歌曲还被称为「靡靡之音」，但在北京，一帮被崔健吼清楚了人生方向的年轻人，已经开始组建出了形形色色的摇滚乐队。

那时候北京的那一帮乐队里，有硬摇滚、有布鲁斯、有金属和朋克，也有新民谣和实验等等，并且无一例外的都在结合当时的中国的人文与文化，各自发展原创音乐作品，用音乐表达自己对生活最真实的感受。大家对音乐的想法多，一个乐手串门数个乐队是常事，北京不大，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圈子，但说起音乐，说起摇滚，都是有热血的一家兄弟。

一片春意盎然的盛世。

如果你是华语流行的龙头唱片公司元老之一，并且你从小就热爱摇滚乐，面对北京这个从没人动过的大蛋糕，你会选择怎么做？

那时候的北京乐队，没人知道唱片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每个人都期盼能通过音乐获得理想的收入，用来买好设备，让自己生活过得好一点。张培仁来到北京，无疑等于是给整个内地带来了一套成熟的音乐产业化的制造法则，也给国内的乐队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职业音乐道路。

但凡牵涉到赚钱的事都属于商业活动，包括音乐。想要靠音乐养活自己首先就要让自己职业化，而不是错误的理解为要迎合商业的套路。国内音乐人一直以来缺的都是这个认知。我们不应当惧怕商业，而是应当堤防功利的商业机制！

在《再见，乌托邦》里，这个乌托邦的缔造者老张这样说：“我看到每一个乐队，都没有好的器材，没有良好的资讯环境，没有外在的市场，没有财富的吸引。每个乐队都用生命，产生出强大的爆发力。”

1989 年 1 月，在北京王府井的一个咖啡店，张培仁第一次见到了组队还没有 1 年的唐朝乐队全体人员，双方互相仰慕一拍即合。**唐朝乐队也成为了张培仁来到内地做的第一个决定。**但在当时，没有人对中国摇滚有足够的了解和信心，而且专门制作摇滚乐领域的都没几个人，即便是人才济济的滚石唱片也一样。（华纳、环球、EMI、BMG、SONY 全球五大唱片公司是在 90 年后才进驻台湾）

 ▲1993年，唐朝乐队在新疆

张培仁找了很多制作人给唐朝做专辑，但都被各种理由拒绝了。最后他找到了默默无闻的贾敏恕（后来周华健、莫文蔚、五月天、林忆莲、黑豹乐队等制作人），和老贾一起耗时两个月才把唐朝的首张专辑《梦回唐朝》打造发行出来（不过那是 1992 年，魔岩唱片成立第二年的事）。

同年 12 月，一张集合了罗大佑、罗弘武、周华健、张洪量、李宗盛、陈升、赵传、马兆骏和张培仁九位音乐人的合辑唱片《失乐园》在台湾发布，销量三万张。这张在台湾坊间被传为佳话的唱片，创意却始于张培仁在 1988 年和陈升的一次讨论：

“为何不把我们那些放不进任何一张专辑的歌，放在一张唱片中呢？可不可以在这张唱片中，不考虑赚钱，只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呢？”

于是，就有了这张拥有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并每个人都在坦诚表现出各自对于生活、社会的思考和困惑的合辑《失乐园》。 

1990 年 1 月，张培仁从台湾返回北京，唐朝的经纪人刘杰给了他一首叫做《姐姐》的音乐 DEMO，张楚的音乐让他在北京的寒风中听得感动流涕。于是张楚成为了张培仁做的第二个决定。

 ▲左起：张楚、郭大炜、张培仁、张有待 

（图片来源：“把青春唱完”摄影集 摄影师：高原）

那会儿张炬带着张培仁去看了北京非常多的地下乐队演出，但终究都是地下，多数乐队连自己的原创作品都没有条件可以录音保留，更别说音乐和乐队的推广。深受震撼的张培仁回到台湾征得母公司滚石的意见后，果断辞去了当时国语事业处副总经理的职位，1991 年带着贾敏恕一起在北京创立了魔岩文化（1995 年更名魔岩唱片）。

滚石唱片旗下所有的公司名字都与“石”有关，比如魔岩其实就是 「Magic Stone」，还有签下黑豹乐队的香港劲石，母公司都是台湾滚石。

魔岩要做的主要事情是推动整个文化的发展，并非单一的摇滚乐，张培仁对于「经纪」北京摇滚乐的脉络非常清晰。看过《中国摇滚编年史》的朋友应该很清楚，中国自有摇滚乐起，前十年从萌生到发展基本上除了北京没有其他地方啥事。所以魔岩成立后第一件事，是创立了专营北京摇滚乐的子品牌——「中国火」。

「中国火」实际上是一个厂牌名字，唐朝和张楚签约的都是中国火，贾敏恕担纲制作人，张培仁负责企划和经纪，他俩做了一个形式上像极了《失乐园》的合辑叫《中国火》，里面第一首歌就是张楚的《姐姐》开场，最后则是唐朝乐队的《飞翔鸟》压轴。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摇滚乐合辑。

1991 年，贾敏恕搞定了合辑的制作，并在冬末的时候完成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唐朝乐队专辑《梦回唐朝》录制。魔岩文化那会儿还没有自己的内地发行部门，香港劲石也是。即便那时黑豹乐队已经在港台发了自己的首张专辑《黑豹》，也没法在内地发行。

由于同属一个母公司，手握《梦回唐朝》、《黑豹》、《中国火》合辑三张唱片的魔岩文化找到了北京中国音乐家出版社授权出版。

中国音乐家出版社为新闻出版署系统下的老字号出版社；社长吴延伟为歌唱家，亦为资深音乐艺术学者。吴延伟认为这一批作品对当时保守的环境而言，其音乐内容未曾有过，对当时盗版冲斥的环境来说，也没有完整的行销宣传体系，但认为有其理想性及市场机会。决定大胆突破，在取得官方批文后，于 1992 年冬发行。

当时魔岩文化带领唐朝乐队到北京火车站前的唱片店门口，进行中国音乐家出版社安排的首发式活动。活动当天据说引起巨大反应，然后导致公安介入，直接中断了发布会现场。在当时媒体环境保守，没有适合传播渠道，也没有摇滚乐先例、一切都是〇的时代，唐朝乐队的专辑发行简直就是一个里程碑事件（传说唐朝乐队首张专辑创下了1200万盒磁带的销量）。

 这三张专辑在内地的发行，成功推动了中国大陆摇滚乐浪潮，引起了巨大的文化效应，也为音乐人积攒了人气。拿魔岩的第一支乐队唐朝来说，《梦回唐朝》发行的地区除了内地，还有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张培仁带给唐朝乐队的不止是音乐的销量，还有很多当时地下乐队根本不敢想或者想不到的活动：

1990 年底，乐队参加了"亚运会"开幕式和92年的"奥运之光"；

1993 年，乐队又应邀去德国参加了柏林文化宫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同年又应日本文化部邀请赴日参加"中日文化交流"演出活动，年底赴香港参加民间艺术交流活动；

1994 年，观众是香港一众头牌音乐明星的红磡体育馆。

这几场演出，单凭地下乐队的实力是很难做到的。

在张培仁当年的魔岩计划里，还有以专营上海摇滚乐的品牌——「中国海」。

只是有些事情，过了，就真的过了。

三张专辑发行引起了整个 1992 年的轰动，之后张培仁与贾敏恕陆续在 1993 年签下窦唯、张楚与何勇三位创作型歌手。

张楚的签约意向源自《姐姐》的小样，那时候他还有一个自发乐队叫做“毒刺”，但没有任何名气和组织性；朋克的何勇当时是大地唱片旗下的一个新人，但大地走的又是抒情路线，于是在互相聊过想法也看过唐朝乐队的 Case 后，何勇觉得魔岩才是自己要去的地方，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我投奔魔岩去了！”

最需要说的是窦唯。

窦唯是黑豹乐队第一代主唱，1990 年在深圳的专场一曲《Don’t Break My Heart》让 BEYOND 乐队经纪人陈健添在几个月之后立即签下了黑豹乐队，归属香港劲石唱片。黑豹乐队是史上专辑发行量最高的华语摇滚乐队，也是当时国内人气最高的摇滚乐队，窦唯当时可以说是国内民间人气最高的摇滚歌手（虽然窦仙儿样样乐器都精通并且最爱打鼓）。

1991 年 10 月，窦唯在黑豹如日中天的时候退出了乐队，和吴轲（1972～1996）、陈劲（后来在2000年与窦唯组建了「译」乐队）、白方林（红磡窦唯场的键盘手）、赵牧阳等人组成了“做梦”乐队。坊间流传着的窦仙儿搂着天后的这张照片，就是拍摄于“做梦”乐队期间。

在《摇滚梦寻》里的采访中，对「搞乐队期间的生活来源怎么解决？」的问题，陈劲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我的生活来源和这些搞摇滚的朋友们基本一样，开始为了维持生活就去走穴。从一场20块钱到一场几百块钱都干过。挣的钱主要都买了乐器。「红色部队」乐队时，一没钱了大家就一起吃面条。就是朋友帮朋友这样过来的。

在同一篇采访中，吴珂的回忆是：

一分钱生活来源都没有，只能靠家里。每天骑着车，大老远去排练，但是谁都没怨言。

窦唯也是这样。“做梦”乐队的意义对他非比一般。那首经典的《黑色梦中》就来自做梦乐队时期的作品。1992 年由张元拍摄、崔健主演的《北京杂种》中，崔健邀请了做梦乐队在电影中现场演绎《黑色梦中》，这也成了乐队唯一留存的“MTV”。

个人觉得，被很多人誉为神作专辑的《黑梦》，从做梦乐队的创作出发来看，**被魔岩制作过的这张专辑水准还不及“做梦”乐队排练效果的一半。**这其实也是后来窦唯不满魔岩的一大原因。

三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乐队。 和黑豹整个乐队签约劲石不同，魔岩签约不是一整个乐队，而是三个乐队的主唱。窦唯、何勇、张楚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对方只愿意签主唱一人。**同甘共苦的兄弟义气和成熟冷漠的商业规则相遇时，许多从未思考过的问题一下都摆在了面前。

《摇滚梦寻》中记录了吴珂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公司说它只能签个人，乐队不想签，怕将来麻烦。开始我们觉得不太合适，但是小窦说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希望我们大家珍惜一下。我们觉得小窦是这个乐队很重要的人物，所以就同意了。

虽然公司签的是小窦，可是跟我们都有关系。约的内容大体就是投多少钱、多少设备、给每人多少生活费（分为两期，前六个月为第一期，以后为第二期）。

1992年10月，第一期生活费刚发完，从台湾买的乐器也刚到，小窦就说要解散乐队，我们能说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个乐队挺可惜的。

窦唯在解散乐队时给姜昕的信中是这么写的：

最近在工作上很不如意，太不顺心了，情绪也一直很低落。我想你也会猜到，发生那件可怕的事情，对我的触动和影响会很大。出来之后，下定决心，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所以，解散了乐队。

我知道，以后会有更大的困难和压力，可同时，相对来讲，我也会稍微轻松些，用不着在乐队的事物和人际关系上分散太多精力，至少可以专心创作。况且，这也是我的愿望和目的。

签约魔岩文化成为一个专职音乐人，在当时应该是乐手乐队们唯一的最好选择。因为没有人懂唱片工业是怎么回事，也因为诺大一个内地在当时连音乐产业体系都没有。

于是，窦唯《黑梦》、张楚《一颗不肯媚俗的心》、何勇《垃圾场》（麒麟日记）三张专辑正式制作完成，1994 年的春天，由上海音像出版社发行。这三张专辑的发行量及影响力依然传播深远，还因此促使上海音像成为了当时营业最成功的中国唱片公司。我觉得这应该就是「魔岩三杰」这个称号的源头由来。

当时「中国火」这个摇滚品牌已经在圈内和圈外都获得了广大的关注，但是却没有引起中国主流媒体以及港台媒体的注意，原因是中国国内环境保守，而港台音乐市场又充斥偶像与主流。摇滚乐在中国被认为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产物”，中国摇滚自出现之日起，就饱受着社会的不解和口水。

摇滚乐并不是洪水猛兽，造成这个原因的是来自大环境的价值观、审美观、文化发展的单一思想局限。因此，市场的真正情况是：对摇滚乐不能理解，也不愿接受。

市场不接受，摇滚就不搞了吗？显然不是**。**

我还是持相同观点： 当时内地正在改革开放，全球的文化都在进来，面对全球的竞争首先是要建构好本地的市场，更重要的是要有多元的形式诞生，因为文化并不是单一的。

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的崔健、唐朝、黑豹、红色部队、ADO、窦唯、张楚、何勇等等，他们的音乐都是多元化的，就像是在主流音乐文化的边缘竖起了一座灯塔，如果成功一定会照亮其他人，解放对应的那部分人音乐上的创意和想象。

虽然当时的魔岩看起来作出了一些很不错的结果，但旗下的音乐终究处于边缘、另类、前卫，一方面是没有专业的大团队来批量制作这些五花八门的音乐风格，另一方面从市场考虑的话，滚石也很难通过张培仁对中国摇滚文化发展的长期计划——即便是允许，在当时的环境下想要落实计划的程度：除了难，只剩下更难。

市场不接受，摇滚还得继续搞。

张培仁联系到了自己在滚石的另一个兄弟——时任香港分公司总经理的陆少康，陆先生冒着很大的生意风险与香港商业电台谈下合作——1994 年 12 月 17 日，在香港红堪举办了后来成为里程碑事件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

**如果说用一块红布蒙着眼睛的崔健开创了一个时代，那么「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则是把中国摇滚推向了辉煌。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摇滚乐最大型的主流公众演唱会， 也印证了中国摇滚乐是最适合和最依靠 Live 音乐形式的，「魔岩三杰」开始作为一个整体（符号）被树为中国摇滚的新代表人物。**在北京为他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放眼望去是一片长发的海洋。

▲94红磡演唱会记者会，张培仁盘着手（图片来源：“把青春唱完”摄影集 摄影师：高原）

当时我们在经济上没有多少自信，但带来的是巨大无比的文化的力量，当年的摇滚之所以盛极一时，是因为它们确实发出了时代的声音。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以为，新音乐的春天来到了。

关于这场演唱会，除了黄秋生真的没有撕碎自己衣服，其他网上说的都八九不离十。张培仁在演出后这样写道：

在香港，这个华人娱乐工业的中心里，有上万个群众同时疯狂于“真实”的力量；他们首次证明，来自丰厚大地母亲的文化养分能够让人产生新的视野和想象，他们见到了久违的音乐本质，发现这是和灵魂相通的线路，因而拋开了惯有的矜持，吶喊疯狂…

这次演出首次结合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各方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对中国人的文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和想象，他们大都相信中国人将会有更繁盛的文化景观，那也不是来自于虚构的娱乐幻境，而应该是来自于更真实广阔的创造力量，他们在这场演出中，都看见了这样的希望。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在香港引起关注的 「1994 年的红磡演唱会」对大众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内地主流媒体都没关注，仅仅只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分水岭大事件。如果这场演出确实有如此气吞山河举世无双的重要意义，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现在你随便向路人询问「1994 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或者「魔岩三杰」时，得到的将是十问九不知的尴尬结果。

但这场演唱会在圈内却影响深远，也给了不少人商业提示。很多真摇滚伪摇滚都来投身摇滚乐，很多人都打着摇滚的幌子不干摇滚乐的事，也难怪十年后窦唯拒演「红磡十周年纪念演出」时会说：摇滚误国，红磡无需纪念。

红磡之前，魔岩在北展剧场举办过一场唱片发布会和现场演出，一行人状态非常轻松的上演了一场内地版本，效果比红磡还好。到了香港，窦唯在演出《噢！乖》这首歌时现场忘词了。

▲94年红磡演唱会，窦唯忘词了的《噢！乖》

那时候风华正茂好胜要强的窦唯要求在后期补上忘词的那一段达到完美，但魔岩则直接将现场原封不动还原并发行，这个忘词失误在几十年后还被我们认为是经典瞬间。

但窦唯想不通，那时候他认为发行的音乐都应该代表音乐人的水准，不能有失误，魔岩是居心叵测，故意把自己失误的地方公布于众，无法理解。

窦唯对于魔岩的音乐制作能力一直不满意，他非常怀念“做梦”乐队时期。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吴珂因为吸毒已经离世了，离世前吴珂念叨得最多的还是他亲手解散的“做梦”乐队。从胡打乱撞到接触到成熟的港台音乐商业法则，窦唯认为完整的商业体系一定能帮助自己和乐队走得更好，最后说服乐队个人和魔岩签约，只是后又将做梦解散，这和当年退出黑豹乐队的感受决然不同。

窦唯的内心充满了疑惑与矛盾，充满了无奈与挣扎，这件事他的想法都写在了《悲伤的梦》这首歌里。窦唯的首专叫《黑梦》，歌曲有《悲伤的梦》、《黑色梦中》，关于「梦」的描述很多，我也在很多乐评里看到一众人讨论窦唯与梦和幻境的分析，搞得很非人类哲学。

只是这些乐评人都没想到，「梦」对于窦唯的意义，就是当时他组建做梦乐队的全部意义。

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能回去，但人不在，就回不去了。就好像《黑豹》与《黑梦》，逐渐消散在了时代淡淡的黑暗之中。

这场演唱会，让张培仁看到了中国摇滚全新的发展方向，他在演出后记中写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正当他准备接下来的计划时，1995 年滚石总部因为财务危机召唤元老之一的张培仁返回台湾。

**张培仁对兄弟们说：“等我三年，我会回来。”**然后他将内地魔岩交付给滚石的另一个同事打理，但你我都知道，每个人对于一件事的想法和看法是不同的，新来的人并没有很好的延续张培仁之前做的事情。

张培仁猜对了开始，却没猜到他走之后的结局。（这个悬案在我看来结局已经有了，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需要有自己的摇滚乐了。）

我在很多地方，不管是网页还是书籍，在关于中国摇滚乐的讨论中都能看到对张培仁负面的“讨伐”。一帮搞摇滚的成年人还宛如孩童一般哀怨：

“他说了三年后会回来，但他却没有回来。”

我觉得很好笑。诺大一个中国难道除了张培仁就没有人来做这件事了？

我们拥有一个很无奈的庞大群体，这个群体里的人，个个普遍缺乏自信和自立，习惯于把人生大部分的希望寄托在几个孤独的个体上，祈望其为代言、代为呐喊、代为愤怒、代为抒发情怀、代为喜怒哀乐。

那么请看，1994 年之后，魔岩自己先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1995 年，张炬骑摩托车遭遇车祸离世，唐朝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灵魂贝斯手直接半瘫，整个北京摇滚圈都和张炬有关系，这件事对很多人如何从事音乐的影响特别巨大；

1996 年，何勇在工体参加「北京流行音乐20年」演唱会，却因为主办方拒绝崔健参演，一怒之下在演唱「姑娘漂亮」时喊出一句：「李素丽，你漂亮吗？」以嘲讽当局，从此被彻底封杀（公交车售票员李素丽是当时政府树立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可是何勇认为崔健才是真正白手起家的劳模）；

1997 年，张楚在发行了恶评如潮的《造飞机的工厂》后被指责江郎才尽，从北京回到西安老家，抑郁长达八年；

窦唯，则因为个人感情问题以及对做梦乐队的愧疚、对中国摇滚乐劣根性的失望，对滚石想把他包装成汪峰那样的摇滚歌手感到无语，于是率先出世；

1998 年，互联网时代来临，在当时中国市场对摇滚乐的关注程度，随着日趋娱乐多元化与需求定制化的今天，已经不复存在。1994 年到 2018 年，国内经济大起飞，大家都在忙着致富，大伙都在急着要挣钱让自己的生活基础可以更好过那么一点点，贫富差距还大得越来越离谱，文化发展、上层建筑更是还直接断了层。

中国摇滚从 1994 年之后一蹶不振，是张培仁离开北京的原因，还是中国摇滚乐自己的原因呢？

中国摇滚当时还真都把希望寄托在张培仁身上了，因为除了他，直到现在行业里也不见有某个拥有话语权的大佬真正在为中国摇滚乐做经纪。

现在的行业大概是接上了张培仁当年在北京为中国摇滚做的事，但各自的功利出发点不同。现在只是在把国内音乐人压榨压榨，无尽的压榨，然后当你没有流量价值了，再一脚把你踢掉，换年 纪更轻价格更少的接着压榨。

之前写张楚的时候，我认为张楚并没有对成为职业音乐人这件事准备好。除了他之外，我觉得整个中国摇滚乐都没有准备好。所有人都明白，干摇滚乐是一门燃烧生命力的活，而要燃烧生命就得保持激进的态度，激进是革命的前因，而革命……

所以中国的摇滚乐手们都丧失了曾有过的冲劲，而冲劲——对于第三世界的中国的摇滚乐手又是多么的重要，但是你又摆脱不了正常生活的干扰。

中国摇滚刚搭上了来自港台这两个亚洲窗口的顺风车，就被自己和身边的环境踢下了车。

1995 年，张培仁回了台湾，创办了台湾魔岩，签下了伍佰、张震岳、陈绮贞、杨乃文、MC热狗等日后台湾独立音乐的中流砥柱，又四处挖掘闽南语草根民谣歌手与原住民音乐，将地下变地上，让独立变流行。

 ▲张培仁与MC热狗

另外一方面，全球唱片工业随着互联网到来而式微，整个世界的音乐产业格局都在发生变化，一步迈错了，整个公司将直接破产，哪怕是财大气粗的滚石也是如此，必须得做出调整。所以到了 2003 年唱片市场全部崩塌的时候，台湾的独立音乐才能顺利登场接下时代的大旗并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因为这个文化发展环境它从开放到发展，就没有断层过。

人在江湖，多少都有些身不由己。中国摇滚的发展曾经有张培仁参与是一件幸事，我和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

一、在中国的特色体制之下，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对于摇滚（言论、形象）的管制一直以来都很严格。红磡那场摇滚狂潮据说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致使后来有关部门宁可允许港台及日韩音乐的文化引入，也不愿意给自己的摇滚乐开绿灯。1994

年崔健发行的《红旗下的蛋》专辑，结果出版不足三个月之后便被勒令停止发行。（但魔岩带动的中国摇滚，促进影响了90年代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遍地生花，很多歌曲看似流行，其实骨子里摇滚极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那一段时期的音乐，说不定你家上世纪遗留下来的VCD里都还有）；

二、从磁带、唱片业时代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的中国，线上线下盗版侵权猖獗泛滥，直接中伤音乐人的合法权益和收益，导致音乐人纷纷转行曲线救自己命，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国摇滚以及中国原创音乐市场缺乏生产活力，侵权盗版脱不了干系的；

三、摇滚在中国被误读，抄袭、吸毒、滥交、对事不负责的态度被认为是“摇滚精神”，更重要的是，许多摇滚乐手形式主义太多，真正做摇滚的太少，素质本也不高，也一直创作不出高水准的作品，然后怪罪听众品位，直接在产业的源头阻碍了中国摇滚和中国原创音乐的前进步伐，不仅仅是摇滚乐手，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各种音乐领域都充斥无疑；

四、从社会舆论看，由于摇滚的特殊内涵和形象，外界对于摇滚的解读往往是夸大的、错误的，甚至是扭曲的。比如中国的媒体和电视，造就了太多所谓的“媒体艺术家”、“电视艺术家”，他们疯狂的、小丑般的错误描画和炒作，使中国摇滚甚至是现代音乐，被外界一再错误地认知。摇滚乐手和他们的生活被物化、丑化、妖魔化、扭曲化，媒体舆论对于中国摇滚主观臆断的判断、理解和表达，使得中国摇滚患上了失语症。

难怪在《让子弹飞》里张麻子会说： 「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会叫牧之，人们更愿意相信叫麻子，人们特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他妈的长着麻子。」

张培仁就算回到当时那个环境里，我也不认为他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把中国摇滚乐带动起来。

中国摇滚乐最大的悲剧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的摇滚。

​魔岩当年诸多的签约音乐人普遍抱怨合同不公平，报酬不合理，加上大多数人都有着自己的乐队但公司又坚持只签约主唱，不舒服的「怨气」一直都在。在红磡短暂的轰动背后，却是唱片公司与摇滚乐手之间一笔说不清的烂账，和至今未能完全化解的怨气。

资本的天性是趋利的。张培仁为中国摇滚乐带来了声名，但在那个还毫无“产业”可言的“前商业时代”中，环境并没有为他们带来相称的利益。音乐人们对张培仁的态度就是对资本的态度，但是他们还在撒娇，说：你看你怎么没弄好啊？”

“不是他没弄好，是你要配合他，你才能够跳好这支舞。”这支艺术与资本、政治与社会的舞，当年，谁都没跳好。

说揠苗助长也好，说文化播种、星火燎原也罢，倘若不经魔岩理想主义的的产业之手栽种，将始终处于地下状态。 魔岩文化所做的事情，是对中国音乐创作及音乐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引起了时代的共鸣也带动日后的年轻文化发展，只是魔岩忽略了中国内地的大环境，推出的音乐作品超过时代环境默认的许多经验、认知，所以虽然成功的推动了，但无奈对环境的冲击太大，导致后继困难，只能在历史中留下惊鸿一撇。

有人说张培仁的“过”，在于提前将中国摇滚商业化。

我们反过来理解这个观点，90 年代是我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十年，有着大好的机会先创造「文艺复兴」，当时大家也在寻找这样一个文化爆发的状态，只要能构建好商业机制来服务文化所产生出来的价值，可能如果那样反而挣的钱会更多，绝对比现在挣的还要多一些。

所以我认为，中国摇滚在保证不趋于媚俗的前提下，应该也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商业运作机制，只有在成功的商业循环之下，才能保证为中国摇滚向前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不仅是摇滚，整个音乐市场都应该如此。

但是这个事情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的，比较遗憾。

就如当我对这片土地的历史、人文、政治有所了解后，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看好现在国内任何一档和乐队和摇滚有关系的电视娱乐节目。

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不管是主办方还是参加方，目的都只有一个：钱。

摇滚乐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只是音乐，摇滚的文化意义，让人们对它寄予厚望。在冲突、对话和充满变革的大时代中迸发的摇滚精神里，深植着新哲学的萌芽。剥落了文化意义的我们的摇滚乐圈子，只是继承了摇滚的各种华丽或奇异的衣服，而衣服里面，并没有人。对摇滚来说，贫穷是种财富，但“现在的孩子们”，最向往的是钱，想的是有朝一日能够大红天下。有才华的孩子一旦崭露头角，很快就词穷、失语，急速堕入平庸。

这对于一片土地上的文化、人文发展来说，一点屁用都没有——但是也没法，因为不这样的话，做音乐只会饿死自己。

大家都说是魔岩来北京做了国内的摇滚乐，张培仁反而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真正把摇滚乐做出来的是北京这座城市，是那个年代，是这里的人所聚集出来的能量，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能做出牛逼的摇滚乐。**伟大的摇滚乐队从来不是唱片公司可以做出来的，它是时代造出来的，它是通过优秀的作品积累造出来的，唱片公司无能去改变时代、改变人的生活和思想。张培仁与魔岩，只是通过专业的工作，去传播、去让这些多元化的音乐被更多人看见听见。

张培仁后来和李宗盛一起在做「简单生活节」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听到的所有音乐类型，都是西方青年一时一地的生活方式产生出来的价值观、审美和作品，传播的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所有在做的事情，都是运用西方对生活的看法。我们自己的看法呢？

我们不应该复制西方的生活。台湾的民歌运动，最流行的作家是三毛，余光中的诗，李双泽的字句。它已经不止是音乐运动，而是青年处境的思考。当大家都在关注产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产业，而是对生活的态度。文化必须是来自生活的自然体悟。

你无法向别人推荐一个他没有听过的独立音乐，因为你没有音乐传播的场景，好像抖音提供的场景，它是倏忽即逝的。它解决不了隽永的人生观，让你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

只有当你决定生活的样子，你才可能决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那时候你才能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样的音乐。

 （附）

2004 年 12 月 17 日，在北京九霄俱乐部举办纪念红磡十年演唱会前夕，「三年未归」的张培仁给相关组织者发来一封阔别十年不晚的信：

谢谢你们的来电，接到电话之后，如同我过去的这十年间一样，只要想到我们以前的一些事，就彻夜难眠。

我和贾敏恕，确实有一个巨大的梦想，在当年那个仍然封闭保守的环境里，我们选择了低调的工作方式，希望自己勤谨地耕耘，能够看到鲜花盛开，野火燎原。我们相信，要先有文艺的复兴，才能有产业的繁荣。

我们确实有长期的计划，以及辉煌的理想，但是我们的母公司当时的财力不允许，我们自己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持续下去。所以奉命调回台湾，经营台湾的唱片事业。这中间许多难言的痛苦，深切的挣扎与反省，都在这十年间，让我们彻夜难眠。

十年前红磡的那个晚上，我们确实在一起做了一件事，是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年轻人首次在一起完成一个共同的梦想，也是第一次，让文化带来的震动，超过了娱乐的感官刺激。无论后来的发展如何，我都认为当时在舞台上的乐手，站在一个历史的起点上。我仍然对他们的倾力演出，以及当时两岸三地的年轻中国人共同完成的专业表现，充满敬意。

这十年间，我和我的同事各自经历许多的考验，我们都在过程中付出巨大的、成长的代价。对所有的老友，充满怀念，但是无以为报，甚至不敢相见，惟恐泪水夺眶而出。在十年后的今天回顾，我只想说，红磡的演出，也许是一个历史的起点，但是现在，却绝对不是历史的终点。

有许多事，可能要再过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整理清楚，才能证明，我们都还没有走到终点。

中国现在没有摇滚，只有文化断层后的报应，但我们也没有走到终点。现在所有醒悟过来重新系统学音乐的孩子，就是未来十年后，中国音乐的新希望。

「亲爱的 Landy，我的弟弟，

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

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

愿真心热爱音乐的人永远都不会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