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对话周谅量：一个人的艺术史_风闻

【王安忆 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周谅量 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

2003年春节，王啸平（左三）与老战友聚会。左起王安忆、姜曼璞（电影《霓虹灯夏的哨兵》饰曲曼丽）、刘川（电影《第二个春天》编剧）、王安忆之弟王安桅和弟媳冯平

父亲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家中常出入漂亮的阿姨，当然，还有叔叔，但在我眼里，叔叔们似乎都不如阿姨有光彩。上海人艺，后来与青年话剧团合为现在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周谅量阿姨的这封信里，就知道上海人艺还有更早的前身，“上海华东文工二团”。我们总是忽略身边的历史，离得越近越是忽略，稔熟往往取消事物的传奇性质。从履历上看，父亲1962年进人艺，记忆中，似乎是上一年末，母亲带我和姐姐，去南京接父亲回上海，时间上就对拢了。

其时，应是父亲刚摘去右派帽子，身份为俗称的“摘帽右派”，人艺在这个当口接纳父亲，并且在专业的岗位，不止是知遇，更还有济人于危难。所以，我们全家都对人艺怀感恩的心情。这些美丽的阿姨，多从事表演，艺术中人性情往往是热烈的。记得陈奇阿姨，来到家里，让我和姐姐并排坐在小椅子上，为我们朗诵一首儿童诗。诗里描写了一间窗明几净的教室，最后一句是，门口飘过红领巾的一角，暗示无名英雄和义务劳动。这是上世纪60年代前半页的画面，少年共产主义茁壮生长。朗诵者正在青春年纪，裙装外罩一件浅色羊毛衫，仿佛天人，态度何其亲切，真把我们看呆。其实，在这同时，还发生着一些严峻的事情，要经过许多日子我们才能了解。

上世纪80年代初始，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纠错改正全面展开，剧院里有三个阿姨来到我们家不是找我父亲，而是寻访母亲。她们中年龄稍长的是严丽秋，“文革”以后重上舞台，主演《姜花开了的时候》，可谓惊艳；谢德辉，“文革”前主演电影《布谷鸟又叫了》；还有徐明，也是在60年代初，参加《为了和平》《枯木逢春》的电影拍摄。那时候，中国电影出产有限，每一部作品都需经过漫长的制作和审查，方能够问世上映。所以，她们都是相当好运气，又是同样的坏运气，风华正茂，恰逢世事变故，整整十年空窗期过去，已届中年，女演员的事业线是有限的。这一天，她们相约来到我们家，是向作家母亲求教，共同创作一部戏剧，内容关于右派妻子的故事。

就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女人》，最著名的一节，妻子们走过漫漫路程，来到西伯利亚，走入矿井巷道，在苦役犯丈夫跟前跪下，捧起脚镣亲吻！她们问我母亲，我父亲划归人民的敌人右派，为什么没有离弃婚姻，是徐明吧，说，周予和——也就是周野芒的爸爸划为右派，组织与妻子、野芒的妈妈王频谈话的场面，她至今难忘，话说到此，止不住哭起来……往事中的人多已成故人：周予和、王频、严丽秋,还有徐明，就在今年5月，从澳洲传来离世的消息，长眠在异乡，愿她安息！这些阿姨们，无不是美丽、多情、善良，而且仁义。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旧址

周谅量这一位阿姨，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传说中的遭际，就是信中提到的那个事故，听闻总是隔膜和疏远，唯有当事人有贴肤之痛——祸端的意外，场面的惨烈，整六年治疗，留下后遗症。可是，千真万确，我看不出阿姨她有隐疾。“文革”以后，人艺的新剧连连出台，记得其中有一出英国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戏剧，剧名记不起来，有一个场面却一直生动地在眼前，周谅量，穿一身淡绿色的纱裙从楼梯上缓缓走下，宛若游凤。

周谅量《上饶集中营》剧照，饰演苏琳

信中所提那次等车时的邂逅，记得阿姨她看见我，惊呼道：怎么长这么大了！在她印象中，我大概还是那个小孩子，跟着父亲到后台东看西看，大人们说话，坐在一边贪婪地窃听，去文艺五七干校看望父母，然后与父亲一同乘车乘船回家，或者替父亲到安福路二百八十号领取工资……几十年的光阴倏忽而过，转眼间便长成这么大，是挺吓人的。阿姨们都挺信任我，有什么话和我说，有什么事也托给我，可我几乎没有办成一件。

阿姨家的宋家祺叔叔的离休问题，我也没有帮上忙。叔叔他作为上海人民广场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旗手，照理是在享受离休待遇期限内，可惜的是，没有留下一件书证。负责承办离退休的同志很通融地说，哪怕只有一张当时的车票，也可充作书证，可是，谁会保留一张车票呢？大家都很合作，可是政策就是政策，不符合就是不符合。但是，我想，历史不会忘记，将新生的共和国国旗送上天空的，每一双年轻的手臂。

如今，叔叔也离开了我们，现世的缺憾一定已化为和谐与安宁。收到阿姨的信，我很意外也很感动，同时呢，反省和检讨自己不耐心听长辈说话。父亲晚年，经常讲那过去的事情，我呢，听而不闻。历史就是这么遗漏的，又在模糊的视听中变形，所以，更珍惜这封来信，经阿姨同意，《世纪》杂志社的支持，将信发表，希望一个人的生活可为集体记忆作见证。

2017年6月2日  上海

周谅量：致王安忆女士的一封信

安忆：

我是周谅量，非常想和你写信。我是你的粉丝，我女儿也是你的粉丝，她毕业于复旦大学，1989年由复旦大学校方送她出国留学。我现在就在她家里给你写信，这里是离波士顿很近的罗德岛州。你一定有很多的fans，但八十二岁高龄的fans恐怕只有我了！

我记得我们那次碰面，在中国银行那个地下保管室，就在淮海路附近，有一个弄堂，穿进去，门口很小，深入底下才豁然开朗，有一个（保管室的）办公室。有一天我去存我的房产证，还有一只钻戒，是我女儿在美国纽约给我买的，就在那里看到了你，我们互看了一眼觉得似曾相识，但又不确定有没有认错人。一直等到我跟工作人员自报姓名的时候，你认出来是我了，喊了我一声“阿姨”！后来有一天我碰到你父亲，一向不大开玩笑的啸平导演（王安忆女士的父亲，上海人艺著名导演艺术家、作家）突然顽皮地对我说：“你有多少宝贝放到地下室去了？！”我明白是你告诉你父亲的，很高兴，觉得你重视和我见面的事。

周谅量年轻时代的照片

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2001年春天那次，我被一个贪心的同行驾我的新车去逛，我茫然地在空等，你在坡下，在一辆深色小汽车门旁，倚着车扶把正准备上车，看我还没走，不一会儿你招呼我：“我送你回家吧。”我非常感动！这像一幕不能忘却的镜头一直在脑中留下印记。像难忘的镜头常常反复出现在脑中、在心间……不是用“感动”这样的字句可以说清我对你的感情！

当时我们家最对你着迷的是我的小女儿宋海欢，她时不时肩膀下夹着《长恨歌》，书中夹了生字单词的小练习本……后来她去美国了，那本书不知在哪里！我想是她带去美国了。

罗德岛州我女儿的家中，只有《世界日报》，每周还送一本《世界周刊》。昨天，就看到上一期的周刊写着怀念夏志清的文章，其中有一句段写道：“称赞王安忆、卫慧是平生仅见的上海美女……”（2014年12月13日《世界日报》副刊）。

到了美国以后很寂寞，我很想找个贴心的、同时又知道我过去的人，跟她说说我的故事。这让我想给你写信了。

想自立的小女孩

我是一个命不够好的人，我出生几个月，母亲便去世了。只有一张照片留下来，我母亲抱着一个洋娃娃一样的孩子，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唯一可见我的亲娘。后来我父亲再婚，那时我已经六岁了。我后母是小学教员，她一家有八个兄弟姐妹，全是教师，人很礼貌，但没有亲人的感觉。她跟我父亲结婚唯一的要求是有自己独立的家庭，于是我只能在祖父母家里和叔叔、姑姑等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那时候我们住在徐家汇天主教堂附近，后面的徐虹路40号，家里还有很多外地来投靠的亲戚，所以人特别多，吃饭的时候我常常都是站着吃的，住也只能住在最朝北最热的房间里，夏天用的是夏布做的蚊帐，不透风，又热。一大家子人里，我感受不到什么温暖。

我十三岁那年，壮起胆子，一个人来到北京，就读国民党属下铁道管理学院中等技术科电讯班。报考这所学校的原因很简单：学校不要饭钱，不要住宿费，每个月还给你钱，包分配工作，我太想自立了。那里有几个专业，其中有电报专业，学着打电报，大家都熟悉的求救信号SOS就是其中之一：三个短音、三个长音，又三个短音。这是全世界通用的急救信号。我学的就是电报专业。那时我年轻，记性好，手又灵活，全学校百名学生中只有五名女学生，三个是北京当地人，两名从上海来的，我是（周）谅量，她是（汤）姗姗。众多的学生中“两两三三”就这么出名了！那两年我很开心，我们住的地方靠近白塔寺，有时候不上课，我们就去买东西吃。

周谅量参演《泪血樱花》剧照

“我进文工团了”

我爸爸那时候也在北京。我父亲工作的地方，那时称作“河北省审计处”，他的工作地点调来调去的，北京天津两地跑。北京围城时，我们已经断粮缺水了，没有东西可吃，只能吃土豆。我爸爸就托人在北京把我找到，再把我带到天津他办公的地方。又想办法找人买到了票，从塘沽上车，坐船回到了上海。

回上海之初我还是想念书的，考试进了南洋模范中学，当时学校在靠近淮海西路武康大楼附近，离路口不到五百步就是后来的上海华东文工二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身）。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看到文工团在招考，就大胆跨进大门，正在张望间，有个中年妇女穿着灰布制服（后来知道她是团长夫人，叫于茵，是文工团地下党未公开时的负责人）问我：“你是哪的？”我回答：“我是南洋模范的。”这普通话一出来，她实际上当时心里就有数了，就招呼我：“进来吧，要考考文工团吗？”她把我拉进门指着一张纸对我说：“把这张纸上的几段念念。”好像是几段著名剧本中的片段。当时我在北京学习了两年，一口普通话相当标准，我只念了一段，那位大姐就说：“普通话很好嘛，想到文工团来吗？”“想！”“好！回去和家里人说一下，明天就可以来报到！进来写下你的名字，家里的长辈，还有家庭住址……”第二天早上我就和祖母说了一声，“我去文工团了！”并没有人要留住我，我就这样成了华东文工团的一名团员！

生平第一次做“女主角”

1950年2月1号，我进了文工团。到文工团之后，每天就是练练声，踢踢腿，跟玩儿一样。几个月后整个团沸腾了！因为全文工团要参加电影《上饶集中营》的拍摄，由著名导演沙蒙执导。后来的《上甘岭》《党的女儿》等优秀影片都是他导演的，但最终被迫害致死，这是后话！

周谅量在《黄浦江的故事》中饰演杨招弟（左），旁立者是著名演员张伐（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团里让我们站队，又让我们读剧本，我们知道沙蒙导演要选演员了。那时候我在北京待了几年，普通话肯定是很好的。几天后，宣布角色名单，最惊讶的是十几个女演员中，居然把一个最没有表演经历的小丫头、貌不惊人的周谅量选进了女主角的名单！我自己倒没有什么想法，没有想过这就要变“明星”了。演戏的时候很紧张，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经验，就是背词，看着本子一遍一遍地念，就觉得国民党坏，共产党很不容易，是带着感情去演的，没什么表演技巧。导演说我越演越好。这部戏是在江西上饶周田村拍的，从夏天拍起，拍了差不多半年。秋冬季节天气渐冷，就给演员们发夹棉袄，我因为是主角所以多发一个棉背心。

拍完之后我也没有感觉自己是什么“明星”，按照团里的安排去学文化课，学习理论，也去看别人排戏，看别人怎么表演，在艺术剧场演小戏。

终身难忘的赴朝演出经历

过了不多久，就准备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排了很多小节目，我非常激动！我十三岁在北京时曾经和铁道学院的大哥哥们认识，他们看到我和汤姗姗很有正义感，就悄悄和我们说：“知道共产党吗？” 这些大哥哥中有的的确是当年铁道管理学院地下党组织的支部领导人。这是我最早接触到共产党，我们渐渐地知道，在我们的北方，在一个艰苦的地区，有以救中国为己任的共产党……

我有几个小戏的小角色，都不重要，重要的任务是让我带着七个女同志管理所有的演出服装，连我一起八个人。我是组长。1952年我才十九岁，管服装的其他几个女同志几乎也和我同样大小，我成了小领导。每天我比演员们先出发，带着女队员们扛起草条油布捆起来的演出服装，每次我当然拿那包最重的扛上自己肩头，山路高高低低，我也就这么锻炼出来了。每次比演员们早半小时出发，又晚半小时收拾好服装包裹，再离开舞台的拆迁地……可以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不累的；十月的朝鲜也是很冷的，在冰冷的河里洗那些有污渍的服装，当然是赤着脚的，也真不知道什么是冰冷。 

由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先生执导的《黄浦江的故事》拍摄现场

这几个月，我毕生难忘！我们的志愿军都是很年轻的小战士，脸颊红通通的。每次炊事班的小战士们都要给我们夹菜，我们都会刻意站起来吃饭以避开，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跳起来把我们碗夺过去添满菜。这是战场，新鲜的蔬菜可是最珍贵的！这些菜是祖国人民通过多次被炸毁的鸭绿江大桥运来的！我觉得他们真是最可爱的人。

公路上队伍行进常常会停，我们跟着战士们随行到过几个山头，那里是“墓地”，高低错落的墓碑上刻着令人心碎的字句：“此处是某某连十几名战士遗骨”……我们所有文工团员都在流泪，没有声音，没有哀伤，我们是心中在默念，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祖国的好儿女，你们为国捐躯，致敬！致哀！

我们走的时候朝鲜很冷，志愿军们都是光膀子穿棉袄，我们就把自己的棉毛衫毛衣什么的都留给了志愿军。

近年来有时会“传说”，说这场战争是不该打起来的，我心里很翻腾，难道这么多烈士是为非正义的事牺牲生命的吗？我想他们是怀着伟大的胸怀面对敌人、面对死亡的，大约历史总会有公正的结论，这些战士永远值得我们崇敬！

赴朝慰问团回到上海，畅谈各种感受，总结这三个月的收获，十九岁的周谅量登上了光荣榜，这比那个“明星”感觉，不知道激动多少！回来以后文化系统出了个红喜报，贴在单位里，我看到喜报上面“周谅量”三个字，觉得自己很光荣。

周谅量《上饶集中营》剧照，饰演苏琳 

意外受伤，周总理指示“不要锯腿”

1959年，我遇到了灾难，那年我27岁，因为表现积极，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大庆的献礼片挑选我扮演《黄浦江的故事》的女主演，一个工人运动中的共产党员，导演是黄佐临。记得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7月11日，凌晨三时我就化装，等到七时才进现场，戏里有个镜头是在电影厂附近的碎石子路上，国民党的警车开过来吓唬正在罢工的工人们，我要带着工人们去阻挡。一场悲剧发生了，那辆警车刹车刹不住了，司机慌了神，居然半坐了起来，在挡车板上饰演特务的老演员陈述，他惊慌中定神似地拉住了刹车把，车子把我右腿压住了半尺左右，刹车到底刹住了，我只觉得疼极了……然后不知道是在现场怎么“组织”起来，用几十双手把卡车抬起来了，我的右腿是几个细心的人用自己衣服裹着的，血肉模糊，但又还接连住了后脚胫的两寸左右（就是这两寸连接让我终于没有锯掉腿）。我被送到了中山医院，院长裘麟后来告诉我说，是他拉响了全院紧急集合的警铃，几十名医生护士下楼到门口开展紧急救援。因为拍摄现场还有一些工厂女工来演群众的，卡车撞过来时她们就站在我身后，也有伤着的，也有吓着的，我身后一名袜厂女工也断了腿，有不少是擦破了皮肉，一片哭喊，我是不能呼叫的了，因为先撞到我的牙床处，牙床断裂了，我口舌似乎粘在一起了，牙好像被血糊糊地一片粘着（其实是牙齿断裂了好几个，牙床裂了一处）现在我是一口假牙，但习惯了，很好用！

1997年庆香港回归，老一辈艺术家在上海东方明珠前合影留念，前排左起秦怡、张瑞芳、周谅量，后排左起乔奇、刘琼、舒适

这场车祸断送了我的“明星梦”，此前我刚刚从苏联专家进修班毕业，公演时进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邓大姐、陈老总和蔡畅大姐，还有很多革命前辈，这样一片光明似乎此时堕入深渊！因为当时我受伤是很大的事故，上影厂老前辈张瑞芳同志，她给周总理挂了直线电话，周总理还记得怀仁堂演出时这个瘦瘦高高的周谅量，他说：“想尽一切办法，不要锯腿！以后让她再站到舞台上！”我在医院一共六年，前后经历了十八次手术，医生用了惊人的医术精力，我凭着顽强的毅力承受惊人的痛苦……我终于站起来了！1959年7月进医院，站在医院出口处是1965年的6月！然后丈夫宋家祺扶着我练习“走路”，脚底板的皮肤已经有六年没有碰过硬硬的地皮，腿部的血管也没有这样垂直状态地流向下方，像针刺般地疼痛……我还要承受很多难度大的考验！但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腿！

现在我当然是用自己的腿走路，人们看到我略有斜坡的走路姿势，也习惯了！好在后来有了电视，这是用不着看到我一瘸一拐地走路的……七十岁那年我参加电视“时髦外婆”的录制，更多人认识我，但大多数并不知道我是右腿略跛的！

下决心不再写下去了，真的停住！

想念你！

谅量阿姨

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