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这个事儿，听孔子的还是听康德的？_风闻

**导读：**王德峰老师指出，西方的文化精神就其本质来说是“理性规范的精神”，中国的文化精神就其本质来说是“感性生命的精神”，西方人认为真理只能在“理性”中求得，“感性”是不可靠的，中国人根本不区分“感性”与“理性”，对超验的东西持怀疑态度，认为“感性”的真理才是坚实可靠的。反应到道德上，西方的康德诉诸“理性”并推导出其“道德律”即在理性上不矛盾的“三大绝对命令”，而中国的孔子则直接诉诸“人民的感性实践”中去发现，“述而不作”的将人民的“道德”呈现出来。那么，道德这个事儿，孔子与康德，你听谁的？笔者的答案是孔子。因为：其一，孔子的道德哲学更靠谱，其二，我不想精神分裂。

**笔者按：**前些天发了个小文“为什么富兰克林认为人类要“达到智慧的完美顶点”需要通过孔子而不是康德的道德哲学？”，我发文时只意识到富兰克林这句话可以导出的第一层问题即“富兰克林为什么中意的是孔子而不是康德的道德哲学”，这是“道德”本身这一层面的问题，而发文后我随即意识到、同时经各位朋友讨论又明确了第二层问题即“道德与智慧之间如何通达”。本来笔者想在笔者一篇只涉及第一层问题的旧文的基础上扩展一下将两层问题一起谈谈，但却发现自己能力有限，第二层问题更难谈。所以，还是将承诺的关于第一层问题的认识也就是前述的笔者的一篇旧文先发出来吧。请大家讨论、批判。

引子

最近这条新闻刷屏：

“斑马线上，88岁老人为何向司机鞠躬？他这样回答……”

这位礼让斑马线的司机和这名行礼的老人分别是90后年轻姑娘小吴和88岁离退休干部闵庆昌。俩人再次见面的时候，小吴当面向老人鞠躬回礼，向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莆田现在变化真的很大，才让我过马路的时候很有安全感，我是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为他们鞠躬！这样，我内心就比较平衡，不然我内心也不平衡，人家对我这么好，我就这样走过去了，我也睡不着。”老人质朴的话语道出了他的心声。“我怎么都不会想到老人会突然脱下头上戴的草帽，而且居然还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当时真的是被震撼到了。我只是做了一件我该做的事，但是没想到却换来老爷爷行这么大的礼。”平实的语言同样道出了年轻的小吴的心声。读者的反应是一片“暖心”的感叹和齐声赞叹，同样也道出了亿万网友“见贤思齐”的心声。

网上还有很多这种满满正能量的新闻，网友的反应和媒体的评论都不离“暖心”这个关键词。

这跟本文要讨论的“道德”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中西道德观之别，即中国人和西方人分别是怎么看“道德”的。

中国人的“道德观”

从网友对网上正能量新闻的反应和评价的关键词“暖心”可以感知：首先，正能量新闻中的人事是“道德”的，非如此，不足以让亿万网友齐声赞叹；其次，我们的“道德”观是以“心”的感受为依归的，否则不会众口一词说“暖心”。而这，恰恰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仁”的体现。何为“仁”？只问你心安还是不安（王德峰语），这是感性生命的情感。“道德”就是这样一种心安还是不安的生命情感的价值观，“道德”的行为从来都需要情感的冲动，麻木不仁的人会有“道德”的行动吗？显然不会！

这是人民群众作为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具有中华文化根性的人的现实实践中的“道德观”。之所以这句话说这么啰嗦，是因为在学术思想界，恰恰另有一套让人“信仰”或“迷惑”的“道德观”，这就是西方人的“道德观”。

西方人的“道德观”

学术思想界很多人推崇西方人的“道德观”，语言上当然很委婉，说什么“对中国人的道德观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其言下之意，无非是扬西抑中，认为中国人的道德观不牢靠，西方人的道德观才是普世真理。

比如邓晓芒，下面是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讲座的视频：

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

康德道德哲学浅说（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4NjExMzg0.html?f=26091991&sf=10602）

千言万语其实核心无非康德讲的“小孩掉进井里人们怎么办”的情境分析和康德给出的道德律的“三条绝对命令”：

一个小孩掉进井里，你救还不是不救？考虑你的动机，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你想着如果不救，人们会说我不好，名声不好，所以去救；第二种，你想着小孩是人，我也是人，一种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去救；第三种，你想着如果我不救，那就等于立了一个法，人人可以见死不救，那以后别人可以援引我的法不救我，这从理性说说不过去，与理性相悖，所以一定要救。康德说，第一种其动机是功利性的，显然不具有“道德”的价值；第二种，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显然是具有道德价值的，但康德说，仍然不具有道德的价值，因为假如掉到井里的是你的仇人你可能会想着“你咋不早掉进去呢”；第三种，康德说，才具有道德的价值，因为那才是合乎理性，在理性上不矛盾的。

康德给出了三条绝对命令：

1、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要让我的行为具有普遍立法的意义；

2、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把欲望和意志受制于理性的引导；

3、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始终要把每个人包括你本身当成目的本身而不是工具。

所以，康德给出的西方的“道德”是一种根基于理性的、具有普遍立法意义的价值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关于“道德”的中西之别：中国的“道德观”是一种根基于感性的生命情感，西方的“道德观”是一种根基于理性的理性规范。其实，就文化精神层面来说，中国文化就是一种感性生命的精神，而西方文化就是一种理性规范的精神。

孔子VS康德

那么，究竟是中国的孔子对，还是西方的康德对？

其实，了解宋明理学的都知道，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争论核心就是“天理在哪里”。陆王心学认为天理在人心，良知就是天理；程朱理学认为天理在人心之外，要把天理讲清楚然后高高在上的挂在那儿，人类去服从这个天理，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本心出发，都是要让人自律，结果搞出来，陆王心学还是讲自律的，但程朱理学却搞成了他律（即服从“天理”这个外在的权威）。从直觉理解，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难道不是和康德有相通之处吗？康德教人自律，为此给出了三条绝对命令，但事实上却变成了人要服从那个“普遍的立法”的“法”——理性规范，也成了他律。回看中西之历史，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康德道德哲学都没有在实践中如预想搬“开花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社会的价值取向更是越来越与康德的“三条绝对命令”背道而驰。

而“返本开新”的陆王心学承继孔孟并开出新的道统，喊出“良知即是天理”，天理不在人心之外，而就在人心之内。道德亦如是，道德就是人心内的感性生命的情感，道德的行为就是这种情感力量的表达。这才是真理！

听孔子的，听陆王心学的，我们就是卓然自立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中国人，也是道德自律的主体，我们自如的浸染于我们的道德，挥洒我们的道德；而如果你被康德道德学说乱了心性，那你必定是人格分裂的，一方面汉语就在你心里打上了中国感性生命情感的道德观的烙印，而另一方面你的头脑又受西方理性的理性规范的道德观的侵扰，你明明出于中国道德观的熏陶而去做了一件道德的事，但你的理性又在告诉你，那不具备道德的价值。这不是人格分裂是什么？

举个例子，我自己的感受，以前我就是分裂的，自从听了王德峰的讲座后，我豁然开朗了，安安心心做我的“中国人”。

王德峰讲座中用的是“过红绿灯”的例子，他有次和一个西方来的访问学者一起逛上海街头在一个十字路口就“红绿灯哲学”的讨论，他讲中西哲学的异同在“过红绿灯”问题上体现分明：西方人认为既然理性上认知了那个“理”，就要让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个“理”即遵从“理”所规范的行为尺度，就是知道了“红灯停绿灯行”就必须“红灯停绿灯行”，不需要什么外在的力量再来限制；而中国人虽然理性上认知了那个“理”，却不一定把这个“理”当“真理”（俗话说“当回事儿”），在处事时总会临机处置（原则性明白、但又要不时付诸灵活性），所以，即使知道了“红灯停绿灯行”也未必就那么“死板的”真的去“红灯停绿灯行”，所以，中国城市的很多路口有一种“中国特色”的存在——交通协管员；王老师总结，中国哲学就是感性生命的精神，西方哲学就是理性规范的精神。

上文有分析，就道德问题来说，中国哲学与中国人的行为倒也还能“言行一致”，而西方哲学与西方人的行为似乎“相差甚远”，比如好多老外在中国表现出来的“素质”就让中国人大跌眼镜。今天还看到一则新闻，看了都让人恶心：老外一上高铁就脱鞋，邻座都被熏走了…

跑偏了，我接着王老师的“红绿灯哲学”分析我自己在红绿灯前的行为和心理：

大多数时候，我能遵守红绿灯，但少人时候尤其是看到一起等候的人有人“闯灯”的时候，我也会hold不住，会加上闯灯的人流，极个别时候别人动了我依然不动。无论是自己闯还是跟着闯，以前我都会有一种“犯错”甚至“犯罪”的感觉，总觉得这是很不对的行为，但又制不住自己的脚，不自禁于那种灵活性得逞的“爽”的感觉。想必很多人对此与我有同感。于是，我就在想，干吗不“遵守就遵守、闯了就闯了呗”，为什么还要这么矛盾呢？用王老师的分析，这就是人格分裂了，因为那个中国文化塑造的“感性的我”与那个西方文化施加了雕琢的“理性的我”在打架，要争夺“我”对这一行为的评判权。听了王老师讲中系哲学之别，我才开悟：我遵守红绿灯甚至有人闯灯我依然坚守，是因为我知道红绿灯既是一项必须遵守的交通规则（甚至可随时上升为“法”）——我理性上认知到的，而且也是一道生命的保障——我感性上体会到的；而我我不遵守红绿灯以及别人闯灯我也跟着闯，是因为后者即我感性上体会到的——红绿灯是一道生命的保障，既然其出发点是保障，那我准确判断了确实无身体受伤之危险——基本在无人无车的空旷的路口——时，我干嘛那么“死板”、那么“傻兮兮”的杵在那干等呢，果断闯灯过吧。于是，我不再人格分裂，因为我以中国文化塑造的“感性的我”夺回了“我”——一个中国人。

但是在育儿上，我对孩子的教育还是言行一致的“理性规范”，只教原则性，不展示灵活性。奇怪吗？不奇怪！我自己找回“我”都这么费劲了，难道要上孩子这么小也“人格分裂”吗？等孩子长大了，灵活性自然会懂一些，但不会反过来支配原则性了，如此，我们下一代的社会才能在原则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重建“公平和正义”。

反躬自省

事实上，作为中国人，你扪心自问，你哪一次的道德行为是想着“要让我的行为具有普遍立法的意义”而付诸行动的呢，不是每一次都出于一种情感力量的支配吗？不是都归结于“心安还是不安”吗？一如本文开篇新闻中的老人和年轻人。

我自己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点，试举两例：

一则：有一次飞广州，隔邻一位看似农家老汉的大伯满脸愁容，邻座的几个人就询问，细节不讲了，总之，我们一致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老人的儿子是被传销组织控制了，现在某人（老人讲是他儿子一同出去的同伴）让老人去广州一家医院精神科看儿子（据称是因为儿子在某工厂与人打架致脑袋受伤而精神错乱以至于常有暴力倾向）明显就是传销组织设下的陷阱要进一步对老人进行榨取，老人的女儿女婿也知道这个事，但因为工作忙未能抽身陪同前往。邻座的几个人都对老人抱以很大的同情，也纷纷出主意，比如一下飞机就报警之类。下了飞机之后，细节略去，我最后出于不忍出钱帮这个找不着北的老汉买了车票跟我同车往我们目的地共同的大方向，下了大巴后倒出租车，我将老人送到了目标医院大门口（同时也证实了确有这家医院，可疑对方并未让老人到另外一个不靠谱的地点），我坐在车上看着他与接他的小伙（与他儿子一同离家的同伴）汇合，观察无异象后随即离开。老实说，这件事，我开了头，却草草结尾，因为我也担心自己受到伤害（万一对方真是坏人呢）；我当时的善后预案是每隔几个小时与老人联系一次（大巴上就互留了电话），超过12小时联系不上，我就报警；随后的情况发展证实，没有坏人，老人也顺利接了儿子租了车把病中的儿子带回了家，到家后还让老人用家乡的固定电话给我打了电话以作核实；如此，这件事情才总算有善始也有了善终。

二则：记不清什么季节，只记得晚上依然寒凉，小区地下车库出口不远的小道路边，一大哥醉卧地上，我带着老婆孩子路过看见，停下了脚步，有三三两两的路人路过，指点一番也就走了，不远处的停车场岗亭处的保安也不时看看这边，我们就喊保安来帮我确认醉汉的身份，好联系其家人来，保安不识，说似乎不是本小区的人，后来小区小超市老板路过，我们喊他一起来帮忙，超市老板也挺热心，我们先扶醉坐做起，我顶在醉汉的身后，询问，但不得要领，醉汉非要躺下，无奈，我让超市老板回店里拿了些纸箱过来垫在醉汉的身下，随后又是询问，细节略过，后面是用醉汉的手机（解锁费了半天的劲）联系了他通讯录的若干人，最后找到一附近的朋友说马上打出租车过来接，最后等了半天也没等到人来，而醉汉似乎清醒了点，自己起来走开了到边上广场的长凳上坐了去。我们一想别躺地上就行，等着你朋友来吧，我们就撤了。

这两则事情，用中国的标准，无疑是善举，是道德的行为。而我行为的根基就是“心安还是不安”，不施以援手，我心不安，哪里有什么一丝一毫的“要让我们的行为具有普遍立法意义”的理性考量呢，纯粹就是一种恻隐之心的天然发动（油然而生），同情之心的情感促动。而且，康德讲的万一对方是你的仇人你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我们中国文化对此也早有成熟方案，我们讲的“人命关天”（仇不会大于天）、“以德报怨”、“化干戈为玉帛”、“一笑泯恩仇”都是体现。典型的如毛泽东，他的亲人六人为革命被国民党杀害，打败国民党后，毛泽东没有复仇，连蒋介石家的祖坟都没动，反而保护起来了。西方自己也有体现，《血战钢锯岭》里男主最后从岭上送下的伤员就有几个日本人。所以，康德的质疑一定程度上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完全不知道中国文化中的“君子”、更别说“圣人”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好了，说了这么多，打住。现在你觉得对“道德”这个事儿，是要听孔子的、还是要听康德的？骑墙的态度是靠不住的（比如借鉴一说），除非你甘愿精神分裂！

跋

写这篇文章时，当时对康德的“小孩掉到井里救还是不救”的第二种情况“假如是你的仇人就可能不救”的argument还没反应过来，只是举了中国一些老话来反驳康德，现在我想起一些具体的事例，而且是我们民族文化形成源头的事例，这就更有说服力了。我只举一例，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的融合：

当炎帝部落迁徙与黄帝部落正面相撞时，双方在涿鹿干了一场，结果炎帝败，但黄帝并没有对曾经的仇敌、如今的败者炎帝部落赶尽杀绝，而是与炎帝部落睦邻修好，促进了两大部落的融合，成为华夏的开端，炎黄子孙就是这来的。后来炎黄部落与蚩尤又干了一场，结果蚩尤方战败，同样，炎黄部落对蚩尤部落没有赶尽杀绝而是修好融合。

这一文化源头的化敌为友的案例，在西方是格格不入的，故而康德是不能理解的，这恐怕是康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