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希氏内科学》结缘四十年_风闻

世纪杂志-2018-11-01 07:25

2018-11-01

【王贤才原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涉及千家万户，与所有人相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和翻译一部书有关，就是美国出版的世界医学名著《希氏内科学》。为译这部书，磕磕碰碰，走了很长一段坎坷的路，直到改革开放，才最终做成这件事。

我于上世纪50年代，在山东大学医学院读书时萌生翻译此书的意念。《希氏》是由国际著名医学专家共同撰写的一部医学巨著。自1927年问世以来，就以论述严谨、系统，尤其是侧重病理、生理等科学原理的深刻阐述而深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世界上许多医学院校皆以此为教材，它被誉为“标准内科学参考书”，享有盛誉。那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但也知道这会是个很长的过程。我的设想是分两步走：先译一部比较小的书，取得经验，再用蚂蚁啃骨头的劲头去动这个大部头。

每天凌晨，我躲到山大医院外科病房顶层蛛网尘封的阁楼里译书，那是一本英国欧文斯教授为实习医生和低年资住院医生写的《临床外科须知》。没有电灯，我伏在烛光下做事。我的视力不好，常常闻到一股焦味，就知道是头发烧着了。天亮以前悄悄收拾现场，回到同学中间。我的“地下工作”是成功的，除了一个铁哥们，没人知道我的秘密。译稿反复校订了四次。1957年，这本20多万字的小书在上海出版时，我已毕业离校，在北京工作了。

图 | 躲在废弃阁楼里译书的作者

艰难年代的译书与焚书

初战告捷，使我信心大增，于是买回第9版《希氏内科学》，正式向它进军。可是时运不佳，不久我就因对苏联医学的“失敬”，即言谈话语中的一点触犯，被补定为“右派分子”，留院“监督劳动”。从此陷于“革命群众”的包围之中，日子很不好过。我只能烧去已译成的40多万字译稿，低头认罪，努力改造。

1958年9月，我所在的医院奉命连人带设备搬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不久中苏矛盾公开了，对“苏修”的批判毫不留情，我那点“失敬”的问题不值一提了。1961年11月，终于给我摘了右派“帽子”。于是我重操旧业，开始翻译《希氏》第10版。

可是不久又在“四清”运动中成了批斗对象，而且是重中之重。迫不得已，我只能把再次译好的、约40万字的译稿烧了，心里那点可怜的希望也随之灰飞烟灭：在我“戴帽”的时候，可以指望“摘帽”后来做这事，现在我还能指望什么呢？

运动总是一个套一个，“四清”运动还未结束，又来了“文化大革命”，我又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改造。所幸当局用我一技之长，让我在劳改队卫生所服刑。

1971年，一位获释的难友给我送来一个包扎严实的“厚礼”，拆开一看，竟是第13版《希氏》（影印版）！我的心一下紧缩了……

是的，我一直都在等待，守候时机，盼望老天开眼，给我译书的机会。莫非这就是老天爷给我的机遇？

好像有点异想天开。但我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认真思索和分析的。我在这里一直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没出过任何事故，也没给领导添过麻烦。领导对我是信任甚至尊重的，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说服领导让我译书。

事情也真是这样，我终于在劳改队领导、政委李恒文的同意和支持下，在劳改队第三次向《希氏》进军，翻译第13版《希氏》。在“文革”那样的极左年代，在大墙之下，无产阶级专政机器里，居然出现了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我想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四人帮”不得人心，人们是在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抵制它吧。

政委给我提供稿纸，还给我买了工具书。困难当然不少，但总的过程还是平顺的，没人打扰。1975年9月，终于第一次译完了《希氏》第13版全书，约340万字。

图 | 作者1975年从劳改队带回的第13版《希氏内科学》手稿，现已捐赠九江市博物馆

那天夜已很深。我把最后译成的手稿放到已有的译稿里。这时万籁俱寂，月白风清，可以看见大墙上的高压电网和荷枪实弹的巡行士兵。终于做成了这件事，好像也有一点轻松的感觉，但又忽然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心酸，想到白发苍苍、倚门守望的老母，怀疑我会不会再次把它们点火烧了……

这个忧虑当然不是多余的。毕竟还是处在那样的环境下，自己是掌控不了自己命运的。好在没过几天，我的命运又有了重大改变：我被突然改判获释，可以离开劳改队了！这是1975年9月27日。重要的是，那340万字手稿，劳改队也放行了。我把它们分装在四个纸箱里，做一担儿挑在肩上。八年囹圄，我已失去了一切，但有了它们，我觉得很富足，很充实。就这样挑出劳改队，回到原籍九江，与老母相依为命。

图 | 1987年，作者在北京医药书店签售《希氏内科学》，左为责任编辑徐诚

坚持增译最新版本

这时《希氏》已有了第14版，我又对照它做了增删补译，同时我也在一个医院打工（做医生），养家糊口。

“四人帮”打倒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一个时期里，商店里的鞭炮和白酒都卖脱销了。我也兴奋地给素不相识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院长写了封信，说我译完了《希氏》全书。我没说自己的经历和“身份”（感觉一言难尽），只说我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译书的。黄先生回信说，你一个人译了这么大的书，很不容易，应该让更多医生看到，这信就作为推荐信，请与出版社联系吧。信是挂号寄来的。

但我还未敢轻举妄动。我觉得还要等待。不光是我，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们好像都在潜心等待，等待一个巨变。中国太需要这样的改变了！

震撼人心的巨变真的盼来了，那就是改革开放！从此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路上来。右派“改正”，冤狱平反，使我从“鬼”回到了人，有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

在内蒙古落实政策期间，我曾替朋友联系一部书稿，找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科技编辑室，见到时任编辑室副主任的徐诚。临走时，我不经意间说起《希氏》，不想立即被徐诚抓住了。他以惊人的精力和热情，做了许多工作，终于在我离开内蒙古前，他与我签约，商定分10册出版该书，3年出齐。徐诚出于营销的考虑，首先推出5分册《循环系统疾病》。我虽从未想过在内蒙古出书，但徐诚的热诚和执着精神感动了我。我们的友谊由此起步，此后成为终生之交。

回到江西，立即把5分册译稿寄给徐诚。那时印刷还是铅字年代。可是命运又来考验我了：就在5分册发排不久，《希氏》推出了第15版！面目一新，是近年来改动较大的一个版本，作者队伍扩大到237人。全书篇幅也已扩增到约460万字！

对我来说，最轻松的办法就是按合同规定，把已完成的译稿按时按量提交出版社，出完全书（相当于第14版）。但我想如果这样，书出来了也会留下遗憾。毕竟，这些年来我不舍昼夜，孜孜以求的，不是为出书而出书，而是把它当作一个事业来做的。

一夜无寐，思绪万千。终于，我下定决心，到电信局给徐诚打电话，请他把发排的《希氏》译稿撤回，我们推倒重来，做第15版！徐诚有些为难，沉吟，犹豫，但还是被我说服了。

三个月后，我交出新的5分册译稿。1982年10月，5分册率先问世，黄家驷为《希氏》写了序。1985年底，全书10册如期出齐，引起强烈反响。那时百废待兴，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好电影，都能产生轰动效应。

图 | 作者被授予“医学翻译特别奖”后合影前排左起：顾英奇（卫生部副部长）、崔月犁（卫生部部长）、王贤才夫妇、卫生部科教司长

《希氏》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卫生部组织专家对《希氏》译本进行评审，认为译文流畅准确，质量可信，决定设立“医学翻译特别奖”，以资表彰。1987年春，崔月犁部长为我授奖时，要我说点感想。我说翻译《希氏》时，我知道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竟要花费30年这么长的时间，则是我始料未及也无法想象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筚路蓝缕，屡败屡战，但“非战之罪也”，是因为缺了一个必需的条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离开社会条件，谈什么个人拼搏是没有意义的。古往今来壮志未酬的仁人志士还少吗？

图 | 作者毕生主要译著，共43部，逾5000万字

卫生部顾问、著名麻风病专家马海德医生（他是最早加入中国籍的美国人）告诉我：海外媒体说王贤才是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出土文物”，这话你同意吗？我说“文物”太贵重了，不敢当。要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我是很认同的。谁都能看到：《希氏》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什么都谈不上。

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给我带来了新天地，新机遇，一切也都变得顺畅了，所以能做更多的事。以后一些年里，我为《希氏》还译出了：《简明希氏内科学》第2版（141万字）；《希氏内科学》第17，18版补译本（150万字）；

《西氏内科学》第21版全书（600万字）（因与西安世图合作，他们建议改“希氏”为“西氏”）；《西氏内科学》第22版全书（815万字）。

连同最先出版的《希氏》第15版，我先后接触过9个不同版本，共计译成和出版2166万字（《红楼梦》大约是100万字）。

图 | 作者译成的不同版本《希氏内科学》，约2166万字

当然也不只是《希氏》。数点下来，改革开放40年，我总共译书43部逾5000万字。还写了别的东西，甚至还有电影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