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暹罗”改名“泰国” ——从一九三九年往事说到历史学与民族主义_风闻

一九三九年七月，还在香港养病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收到外交部来函，询问：“关于暹罗人改称泰施，其来历与中国之关系如何？”蔡元培立即把此函转发给史语所，让史语所进行研究。同年的八月九日，收到史语所回函：“送暹罗改称泰国、暹罗人改称泰人诸问题论文，请转交外交部。”（《蔡元培日记》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643页）现在，我们一时不能查出究竟史语所送呈院长的是什么人写的，什么内容的论文，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倒是很清楚的。

一九三九年，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在暹罗鼓动“大泰族主义”，特别是一方面在当时深入东南亚的日本鼓动之下，一方面在当时流行的“民族国家”（即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共同国家”）的理论刺激下，号召要统一所有邻国中的一切泰人，建立自己的大泰国。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泰国艺术厅厅长銮威集瓦他干发表演说，说大泰族的分布超越了暹罗国境，在中国广东有七十万，贵州四百万，云南六百万，四川五十万，海南三十万，越南与老挝两百万，缅甸两百万。

而且“滇、黔、桂、粤至越、缅各地的泰族，闻暹罗亦有泰族而喜，故须唤起泰族，团结合作，领导泰族，进于繁荣”。这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暹罗正式改名泰国（Thailand），政府公告中说：“基于本国国名，素被作二种称呼，即‘泰’与‘暹罗’。唯民众则多喜称‘泰’。政府为依民意，故更改国号及国籍。”

銮披汶·颂堪，1938年出任暹罗王国总理后，将“暹罗”改名“泰国”，对内推行民族主义经济与文化政策，对外要求收复法国占领的领土（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暹罗改名泰国，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震撼，一时间议论纷纷。很快，吴逸生在《现实》第二期发表《暹罗改国名曰泰》，郑重告诉国民“这是一件含有极大的政治野心的动作”；苏鸿宾在《南洋研究》第八卷第三号上发表《暹罗改变国号之意义》，指出暹罗提倡大泰主义，是“明明效法希特勒之借口，与日耳曼民族分布于中欧东欧者需听其团结合并而为一国之说相同”。

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也敏感地察觉到，泰国改国名，排斥华人，奉行大泰族主义，对于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是一种威胁。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日本侵略阴谋怂恿下，泰国政府主导的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因此，特别担心这会引起国内所谓“泰族”甚至包括苗族、彝族的独立倾向。

特别是，这一波风潮与当时汪精卫之叛变、日本南进策略、国内苗族复兴倾向相互呼应，是否会掀起一股分裂中国的波澜？

二

最早察觉这一趋向的历史学者中，可能第一个就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那时暹罗还没有宣布改名——他给顾颉刚讨论边疆问题的一封信中，就提醒顾颉刚注意：“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傅斯年致顾颉刚[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傅斯年遗札》，954页）可能是在傅斯年的提醒下，六月暹罗宣布更改国名之后，国内气氛紧张，议论纷纷，作为一个关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十一月五日的《新中国日报》上，就以“顾铭坚”笔名发表《中国人应注意暹罗的态度》一文。

在文章开头他就问：“暹罗是一个独立国家，改国名是其自由，为什么改为‘泰国’便和我国发生关系了呢？”

顾颉刚，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族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来源：新浪)

在民族危机时代的史家顾颉刚，对通过历史学论述捍卫国家统一有很强的责任感。他强调说，暹罗在历史上是中国的朝贡国，又得了中国的无数好处，“不止靠中国人救回来，也是靠中国人充实起来，……中国确实是暹罗的母国，暹罗的种族、文化、经济诸端，无一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孕育长养起来的”。可是，现在的暹罗傍上了现代化的日本，居然要“造出理由以抢夺我们的国土”。

为什么顾颉刚说是“抢夺我们的国土”？他说，因为他们这一民族即“泰”（Thai），英文为“Shan”，中文和日文中有“掸”，《后汉书》有“掸国”，这个国家原本在缅甸（在今缅甸掸邦），但日本学者怀着“独霸东亚”的野心“杜造历史”，说自古掸国等就是一族，他们都是泰族。当时日本对东南亚包抄拉拢的局势，让中国学者特别注意到暹罗改名的日本阴影，也看到这种历史叙述背后的政治意图。因此他指出，暹罗的一些鼓吹“大泰族主义”的人，就宣称包括中国的云南、贵州和广西的好些非汉民族，尤其是云南西南的摆夷，都是泰族。由于暹罗把它当作自己的来源，并且在建立大泰族国家的口号下，宣称：“凡是泰族人都应当属于这个国家，凡是泰族人以前诸国的土地都应当还给这个国家。”

顾颉刚非常愤怒，他说：“暹罗改国号的一事，和我国西南边防是有重要的关系的。”

三

民族主义向来是一柄双刃剑。

在面临外敌侵略和国族危机的时代，正义的民族主义常常是国族凝聚力和动员力的来源，在和平的国际秩序和合理的全球贸易时代，狭隘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政治民族主义）往往造成人类之间的敌意。民族主义立场影响下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历史一方面当然有唤起民族认同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应当有促成世界意识的作用。可是，当民族主义的正义和热情影响到历史学，甚至干预了对是非真伪的判断时，它也会导致历史判断偏离甚至走向极端。暹罗更改国名的事件，就影响到一个原本纯粹历史学的判断，即暹罗或泰族，是起源于中国云南吗？历史上的南诏大理是泰族建立的吗？他们是因为汉代和元代的压迫被迫南迁的吗？

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学界主要是欧洲东方学界，对于“泰族”或“暹罗”的历史，往往支持一种说法，即（一）泰族起源于云南（甚至起源于中国内地），被汉族（如诸葛亮）、蒙古人（忽必烈）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而被迫南迁；（二）古代的哀牢夷（汉代）、孟获（三国）就是泰族；（三）南诏（唐）、大理（宋），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

这些说法，得到很多西洋、东洋学者的研究支持。中国学者陈吕范曾列举出不少例子，比如“汉族压迫泰族南迁”，是法国人拉克伯里在《掸族发源地》〔The Crable of the Shan Race，这篇论文原本是科洪(A. R. Colquhoun)的 Amongst the Shans 一书的“导言”〕中提出来的。他说，汉人的祖先是公元前二十三世纪才从中亚进入中国的，然而在公元前二二〇八年，掸族就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掸族的祖先，发源于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而著名的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也主张，南诏就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而英国人戴维斯（H. R. Davies）的《云南：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连线》（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Yangtze，Cambridge，1909）更认为，掸族发源于广东。这个说法得到德国克勒纳（W. Credner）的赞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克勒纳在《南诏故都考察记》（Culturaland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s Made in the Tali Yunnan region with SpecialRegard to the Nanzhao Problem）中，也说掸族是从华南热带地区迁徙过来的；而美国传教士杜德（W. G. Dodd）的名著《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Iowa，1923）则认为，泰族属于蒙古血统，是比希伯来人和汉人更古老的民族，远在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中国人来到之前，就已经是中国土地上的主人，其故居在阿尔泰山一带，以后逐步由北方迁入中国，公元前六世纪又从中国中部迁入南部，再从南部迁入印支半岛（参看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二〇〇五年）。

丹隆·拉查奴帕亲王，第一个运用西方历史学研究法研究暹罗历史的人，他编著有《曼谷王朝拉玛二世编年史》《曼谷王朝拉玛五世编年史》以及《暹罗佛塔志》（en.wikipedia.org）

被誉为“暹罗历史之父”的丹隆·拉查奴帕亲王（DamrongRajanubhab，1862-1943）一九二五年在朱拉隆功大学关于暹罗历史的系列演讲，后来被编辑为《暹罗古代史》一书，大致就是这样叙述暹罗的历史的（丹隆：《暹罗古代史》，有王又申中译本，一九三〇年。由于此书中译本错误很多，曾被许云樵等人严厉批评）。而集大成的英国学者吴迪（W. A. R. Wood）所著《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就接着这些说法，认为在公元前五八五年（东周简王元年）以前，中华帝国只是在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都是蛮夷，“其中泰半殆为泰族，皆系今日之暹罗人、老挝人，与乎掸（Shan）诸民族之鼻祖也”。他们是在耶稣纪年一世纪，才“相率南移，达今之掸国北部一带之地”。他强调，南诏就是泰族所建王国，早在公元六五〇年（唐永徽元年），“泰族复告独立，且蔚然成为强盛之帝国”，只是“公元一二五三年，南诏（或大理）为忽必烈汗（元世祖）所征服，此为泰族帝国之终局，而其结果即促成泰民族大量南迁”（《暹罗史》第一章，陈礼颂中译本，一九四七年）。

四但是，中国历史学家却坚持另外一种立场。

站在中国立场上，历史学家们的解释是，（一）泰族确实是中印半岛北部和云南南部起源的，它本来就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族群；（二）如果追溯早期历史，它们就是生活在这一带的 “掸国”，即《后汉书》中的《和帝本纪》《安帝本纪》《顺帝本纪》中记载的“永昌儌外蛮夷及掸国”。他们曾向汉朝进贡，汉朝授以金印紫绶。特别是史料记载，永宁元年掸国国王雍由调曾经遣使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当时，汉安帝封掸国国王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说明它很早就纳入了汉朝的朝贡圈。（三）考古发现的元谋人和各种遗物，说明掸国是“红河以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延至印度曼尼坡，广阔的弧形地带，即古代掸人之地”；（四）讲泰语的古代掸人，在与讲高棉语的扶南和真腊，讲越语的安南，讲缅语的骠国，讲彝语的南诏，在互相联系和冲突中，一直到十八世纪，才逐渐形成了现在泰族的族群和疆域（如方国瑜、陈吕范等，参看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

这里的关键是，如果泰族是永宁元年来朝贡的掸国之后裔，自汉代就是“汉大都尉”，那么，它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境内族群之一；如果泰族作为一个整体族群，是在十八世纪才逐渐成型，那么，南诏、大理就不可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泰族也就谈不上被汉人或蒙古人压迫而南迁；如果现代中国的版图内发生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国家，中国境内各族应当是整个的中华民族，那么元世祖忽必烈征服大理就是客观上促进了大一统疆域的形成。

早在一九三六年，方国瑜就在《益世报》发表《僰人与白子》对西方学界，尤其是伯希和有关泰族为南诏国之说法提出反驳，指出南诏并非泰族建立的国家。暹罗改名的一九三九年，方国瑜更发表《读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其中“南诏所用之文字”一节，驳斥伯希和南诏通用可能是缅甸文的说法，着意指出南诏遗留的石刻、铁柱铜炉和诗文通用汉文，民间可能通用僰文，强调南诏、大理与内地汉文化的联系（收入《方国瑜文集》第四辑，377页）。

在方国瑜的论文中除了学术批评之外，也常常可以看到“险恶用心”“无中生有”“谎言无耻”以及“为殖民侵略服务”等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词（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367—369页）。顺便可以一提的是，直到现在国内学者仍基本主张，南诏、大理是由彝族、白族的先民，即乌蛮和白蛮建立的“地方政权”，而忽必烈灭大理，是“铲除了唐宋以来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割据局面，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19世纪中叶，普鲁士特使所绘泰国曼谷风景版画（Ansichten aus Japan China und Siam: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1864. 来源：书格）

但是，日本在“二战”时出于某种侵略野心，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支持大泰国形成，怂恿暹罗鼓吹“泛泰主义”，而且在学术上支持泰族起源于云南，南诏、大理为泰族，以及元世祖征服后泰族南迁说。面对异国侵略和国土分裂，学者立场为针锋相对而往往偏向一侧。国内一些历史学家在讨论暹罗和泰族问题的时候，就特别强调，暹罗接受多少中国的好处，泰族受到多少汉文化的影响，就像前引顾颉刚所说的那样。著名学者陈序经甚至在《暹罗华化考》一文中，引用《大明一统志》卷九十《暹罗国》的话说“暹乃汉赤眉种”，还说，如果这个话可靠，那么暹罗人本来“就是中国人，而其文化也完全是中国文化”（《东方杂志》第三十五卷二十一号）。陈序经当然注意到“暹罗人的大汰主义”和日本人的“大陆政策”一样，“都是侵略的口号”（陈序经：《暹罗与日本》），但是把暹罗人说成中国人甚至“汉赤眉种”，这个说法也太过偏颇，史料依据也实在缺乏。

所以，当时专门研究过暹罗史的许云樵，就在《读暹罗华化考》一文中，针对这些说法在史料、文化、语言方面提出了很不客气的批评，并说：“暹罗的染濡华化，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较之印度化，相差犹远，这是稍加研究暹罗文化的人所公认的事实。”

“立场”使得有关南诏大理国家与族群问题的历史学研究，染上了浓重的政治和时势的意味，有人干脆在论文中，把“泰国”的“泰”，写成“埋汰”的“汰”。

五

当民族主义或政治意图支配了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很难超越“立场”。

最后讲一个有意思的旧事。在暹罗改名泰国之后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民国政府评“蚁光炎奖”。蚁光炎（一八七九至一九三九）是泰国华侨，也是支持暹罗抵抗日本的领袖，后被暗杀。当时，中国政府用他的名义设奖，显然是在表彰东南亚抗日华侨的精神。然而，当评审委员会把田汝康《摆夷之摆》一书评为第三名时，傅斯年却非常警惕。他说他偶然看到这一消息，“顿觉此事大有毛病”，便立即给朱家骅、翁文灏、叶企孙写信，指出这部书是调查“芒市那木寨的宗教活动”，与评奖原则中“专给予研究泰国、越南、马来亚之历史、地理、文化、经济而有重要成绩之中国人”一条不合。它不仅“不在本奖金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这部书研究的是“摆夷”，而摆夷就是泰族。傅斯年说，“全中南半岛之泰族多矣”，“全中国说泰语者，恐有二千万人，皆中国人也”，可是由于暹罗近年来“不知自量，要玩大泰主义”，“以云南、广西为其失地”。

他强调，属于中国的云南西南部包括芒市，本来“以受南支佛教影响，颇有离心力”，如果政府再把本来专给外国研究的奖金，给了研究云南芒市中国人摆夷的田汝康，那么就等于“将云南划归中南半岛，且显示泰国研究课包括云南一部之人，与暹罗政府之妄言吻合”。所以，傅斯年强力主张删去这个第三名。

傅斯年（来源：pnn.pts.org.tw）

傅斯年曾说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然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例。”可问题是，什么是纯粹的学问？什么是无聊之学问呢？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民族情绪充斥之时，这还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匆匆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