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的金庸，也告别了我们_风闻

**编按：**金庸的故事是中国史，金庸的传播是改开史，金庸的情感可说是救亡史。他唯独与革命史无关。

——网友

10月30日下午，中国武侠小说泰斗、香港《明报》创办人查良镛于香港逝世，享年94岁。

自1950年代开始，查良镛便以金庸为笔名创作武侠小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均为其代表作。

作为华语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可谓影响了几代华人读者。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会cos靖哥哥和蓉儿，给贪吃邋遢的小伙伴起“洪七公”的外号，打闹时使出“九阴白骨爪”、“降龙十八掌”等招数。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政客则会直接在议会互斥对方是“岳不群”、“左冷禅”。无论是绞尽脑汁将小说原著带回学校在课堂上偷读，还是定时守在电视机前紧张地等待剧情进展，金庸的作品永远成为了我们不可替代的记忆。

如今，斯人已逝。当长大后的我们取下回忆滤镜，重读金大侠的作品，这才发现：金大侠的创作史，忠实地记录了时代思潮的变迁。 

从《射雕》到《神雕》，从集体到个人

对于《射雕》，倪匡先生有两句评价颇耐人寻味：

金庸写人物，成功始自《射雕》，而在《射雕》之后，更趋成熟。

《射雕》在金庸的作品中，是比较“浅”的一部作品，流传最广，最易为读者接受，也在于这一点。

这两句话说得很中肯。相比较晚期的《连城诀》、《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作品，大抵那时金庸还不会那样赤裸裸地刻画人性的阴暗面。《射雕英雄传》的人物故事总是那么善恶分明、正邪对立。

失去了“人性”这一1980年代以来“新时期”文学界的政治正确，《射雕》自然失之于“浅”。然而，倪匡先生很敏锐地看到，此书是金庸的转折之作：

《射雕》中，金庸还在强调群众力量，强调集体，尽在个人力量之上，这种观念，集中在君山之会，郭靖、黄蓉被丐帮逼得面临失败这一情节上。但是这种观念在一再强调中，实际上已出现了崩溃的迹兆，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个体的力量在前头，金庸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接着又写了郭、黄二人，打败了丐帮的大批人。英雄人物，毕竟是个体的、独立的。和群众的盲目、冲动，大不相同。

这种群体观念崩溃的迹兆，始于《射雕》，而到了《神雕侠侣》，杨过在百万军中，击毙蒙古皇帝，已彻底转变完成。自此之后，金庸的小说中，始终是个体观念为主了。

原来，《射雕》到《神雕》的转折，便是从集体到个人的过渡。

红花会壮举是一场阶级斗争

按照倪匡的逻辑，金大侠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无疑是一部够有集体主义色彩的小说。金庸本人也曾跟池田大作坦白：“我学《水浒》写《书剑恩仇录》。”我们不会怀疑，红花会确实蛮像聚义厅的。徐天宏巧骗玉瓶像是吴用智取生辰纲；骆冰偷新娘衣活脱脱鼓上蚤盗甲……故事情节倒在其次，关键是《水浒传》之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意义。

红花会是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里，集结了四、五十万江湖豪杰的天下第一大帮会，是反清帮派。

倘说杨过、韦小宝是金庸小说中争议较大的主人公，那么陈家洛大抵是公认最不讨人喜欢的男主角。陈氏先是喜欢上革命女青年霍青桐，一看到霍青桐的妹妹又漂亮又温柔又天真无邪，立马劈腿；后又为了政治目的牺牲香香公主，直把女人当物品。

且不说旧式侠义小说本来就没有女人什么位置，即便撇开女性视角不顾，单单陈家洛和乾隆立约“只反满人不反皇上”，就足以给他安上一顶“招安”的投降派帽子。尽管金庸在写《书剑恩仇录》时，距离毛“重评《水浒》”还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但想必他不会不知道鲁迅对于《水浒传》的经典评价：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整部《书剑恩仇录》中最可爱的人物，反而是那坐第十把交椅的“石敢当”章进，人如其号，“敢”字当头，分明是红花会里的黑旋风李逵。偏偏就是这位石敢当同志，成为了宋江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最大牺牲者。

金庸最自负也成就最大的并不是武侠小说，而是政论时评，此为“香江第一健笔”。袁士霄、阿凡提的登场更预示着清王朝不仅压迫汉人，也压迫维族同胞，红花会的革命壮举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行为，而是一场阶级斗争。可以说《书剑恩仇录》的主线不是陈家洛和张召重的个人恩怨，而是招安，是革命如何毁于投降主义的深刻教训！

为父报仇，袁承志终成人民英雄

《书剑恩仇录》如此，《碧血剑》亦复如是。不同于前者，后者已经展现了蒙太奇式的西方电影表现手法，它更扬弃了“各路好汉齐聚义”的传统剧情，开启了男女主人公同闯天涯的现代浪漫主义叙事。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五四新文化时期以来的罗曼蒂克风格，在《射雕英雄传》中达到了高峰。

《碧血剑》开启了男女主人公携手走天涯的浪漫主义叙事。

《碧血剑》的线索是复仇。这是武侠小说的恒久主题，我们不会太把这个设定当回事。但不要忘了，该小说创作于1956年，这样刻画复仇在当时来讲仍然是个新事物。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今人觉得《碧血剑》平淡无奇，当时人却争相传阅。

旧式小说不乏复仇描写，但夏雪宜的复仇和武松的复仇不一样。施耐庵不会知道莎士比亚和大仲马是谁，但是金庸知道。这里不探讨文学技法，而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复仇背后的伦理结构。

《碧血剑》里有两场复仇，一场是夏雪宜式的复仇，一场是袁承志式的复仇。1956—1957年的金庸重视的是后者，但1959年以后，后者渐渐散去，只留下了前者。袁承志很不幸，他的仇家居然是皇帝老儿，这预示了此人的复仇不可能通过江湖手段解决，只能通过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革命行动来完成。于是袁承志找到了李自成，把个人仇恨变为了阶级仇恨，小兵张嘎也是这么成长为人民战士的。

我们今天容易受到金庸后来补写的《袁崇焕评传》的影响，以为他把崇祯描写成屠夫和被迫害妄想狂，是要坐实满清入关的合法性。那是金庸撰写《鹿鼎记》时的想法，不是他撰写《碧血剑》时的想法。袁承志之所以是主人公，意在凸显大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大明王朝的腐朽没落意在凸显李自成革命的正当性。

**如果说《书剑恩仇录》的寓意是要反省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那么《碧血剑》的寓意则是要警醒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危险。**中共不当李自成，这是毛思考的问题。《碧血剑》适逢其会地呼应了这个时代主题。

倘说后来《鹿鼎记》的真正主角是无所不能的康熙大帝，那么《碧血剑》的真正主角便是被李自成、牛金星逼死的李岩。那时的金庸在想什么？他在暗示农民政权只有接受先进知识分子的改造才能不腐化堕落？暗示中共建设新中国不能离开知识分子？我们不得而知。但1956年的毛发动了一场“由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提意见”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黄蓉向左，杨过向右

1957年，金庸离开了《大公报》，投身长城电影公司。此时他开始连载著名的《射雕英雄传》。金大侠不会不知道“射雕”是个政治敏感词。仅从书题就可以看出，至少他仍然愿意在小说中体现左派的价值。

那时的香港文化可谓“万里江山一片红”，《商报》、《大公报》是左翼文化阵地，长城电影公司也是左翼阵地。《大公报》要办马列学习会，长城电影公司也要办马列学习会，据说金庸还当过组长。他的马列水平如何我不知道，但《射雕英雄传》中确实表达了流行的左翼见解。

倪匡说因之它“浅”，故而为大众接受。大抵该书没有今日主流的人性论腔调，是故“浅”；又大抵该书善恶分明、正邪对立、能造成冲突激烈的剧情，是故“大众”。

遗憾的是，正是因为它大众，改编的电视剧也最成功，反而使我们忘掉了原著。我曾指出，原著中的黄蓉是个标准的自来红，一讲道理就是五四进步大学生的作派，一斗争则又是八路军女干部的形象，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调皮贪玩的小丫头。深入我们印象的是翁美玲和朱茵的黄蓉，而不是原著中的黄蓉。

各版本影视剧中的黄蓉各有特色，左右图分别是由翁美玲和朱茵扮演，中间则是2017新版《射雕》中的黄蓉。

黄蓉就不多说了，我们看看憨直率真的郭靖。今人总觉得郭大侠木讷愚钝，张纪中版更登峰造极地将其演绎为弱智青年。殊不知这远不是最初的郭靖形象，至少1957年郭靖诞生那会儿并不痴呆。相反，他倒是聪明伶俐、胆气过人。

相较于陈家洛、袁承志、胡一刀，郭靖的阶级出身更有先天优势。作为革命群众的典型代表，郭靖有天生的革命意志和觉悟，这表现为他还在孩子时就甘冒生命危险掩护哲别，能拾起金币猛掷金国三太子完颜永济。类似的人民英雄形象也能在《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小说中找到。可以说，黄蓉与郭靖的结合就是先进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的完美结合。

黄蓉与郭靖的爱情故事不断被演绎。

连载版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杨过的生母秦南琴。这位天性淳良、与世无争的农家姑娘一出场便遭到了贪官污吏、地主恶霸的欺压。

按照金庸的讲法，他在1970年代修订《射雕英雄传》时，删掉了悲惨可怜的劳动人民秦老汉、秦南琴，是为了简化人物。也有评论家说“小红鸟”、“蛙蛤大战”太过离奇，所以要删。真是这样吗？

事实上，秦南琴在原著中的地位绝不只一个配角那么简单，她的可爱、可怜源自于劳动人民的善良质朴。秦老汉、秦南琴的身世遭遇，就是地主阶级罪恶的绝好控诉，也是郭靖、黄蓉革命形象的绝好衬托。秦氏爷孙的消失正是革命叙事的退潮。

秦南琴的消失直接影响到了杨康形象。连载版里，杨康强奸秦南琴而有杨过。连载版里的杨康就是坏人，他与郭靖一正一邪，截然对立。他对秦南琴说的话，反衬此人即便对心爱的穆念慈也是虚情假意。

但到了修订版里，杨康至少还对穆念慈一心一意，说明此人本性不坏，只是割舍不掉金国小王爷的身份和养父完颜洪烈二十年的感情（原版作“完颜烈”）。他与郭靖的善恶对立一下子模糊起来。后来张纪中版本的《射雕》正是捏住这点把杨康完全柔性化、中立化了。

这是从革命道德叙事到人性叙事在两版《射雕英雄传》中的表现。

相较于郭靖，杨过更出身于底层劳动人民。也许此时金庸仍想着把杨过打造成一个人民革命家，他哪里知道，两年之后自己会与左派决裂，自立《明报》呢？

张无忌，阶级敌人的好女婿

我曾说黄蓉对杨过的束缚就是左派对金庸的束缚。这种迫害描写贯穿了大半部《神雕侠侣》，到了1963—1967年的《天龙八部》则走向了新高度。只不过迫害者不再只是专横的《大公报》、长城电影公司，更是群氓。人民群众的形象也不再是秦老汉、秦南琴，而是丐帮、聚贤庄。

长城电影公司是香港一间电影公司，由中共左翼阵营经营，1950年成立，主要拍社会写实国语片。

《神雕侠侣》至少除了结尾外，金庸都是以杨过自况。金庸原是想把它写成悲剧的，考虑到香港市民的口味，不得不把结局强扭成大团圆。他与左派的分裂至少在小说里得到了和解，但这种和解能够持续下去吗？

这里不想再谈《神雕侠侣》，我们看看《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倚天屠龙记》。从品性上来看，张无忌是金庸小说中最心善的，也是最被动的，以至于马景涛可以毫无违和地把琼瑶剧里的咆哮表演挪到张教主头上。

但最初的《明报》连载版却很颠覆人们的三观。在冰火岛上，谢逊向张翠山一家三口讲述自己的过往经历。谢逊讲到他与张翠山比武时，张无忌一下子就猜出是殷素素刺瞎谢逊的眼睛。当谢逊说到空见大师为化解他与成昆的仇怨而甘受十三拳，最后一拳谢逊假意劈自己天灵盖，诱使空见散去金刚护体神功时，张无忌立马叫道：“妙计，妙计。”而张翠山、殷素素二人还兀自懵逼。

然黄蓉聪明得正派，无忌聪明得阴暗。但就是这么有心机的张无忌碰到更有心机的周芷若，便一败涂地，被耍得团团转。

连载版的周芷若是明教革命家周子旺的亲生女儿，是不折不扣的红二代。《神雕侠侣》里头，革命派虽然都是教条主义者，但好歹为人光明磊落。但到了《倚天屠龙记》里面，正派不正，邪派不邪，全部满怀心机，反而统治阶级王保保坦荡一些。这样的人性论到了《连城诀》和《笑傲江湖》那里达到了顶峰。

人们常说，郭靖是儒侠，杨过是道侠，张无忌是佛侠。杨过姑且不论，至少在《射雕英雄传》里，郭靖、黄蓉二人一边痛骂“大圣人，放狗屁”，一边高唱妇女解放，着实不儒。至少在连载版《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也丝毫不佛。非特张无忌心机甚重，就连张三丰也动辄杀人，每次出手，对方不是震飞，就是“脑骨粉碎，如一堆湿泥般瘫了下来”，真心不是后来清心寡欲的神仙模样。

张无忌的佛性大抵是金庸1970年代修佛所得。于是在1977年的修订版中，无忌不再心机，也不再喜欢政治。金庸在结尾处增加了朱元璋诱使张无忌退位的描写。所谓的革命不过尔虞我诈，假民众之号争权夺利耳，何足道哉？！张教主既没有与革命派女青年周芷若结合，还又选择了与阶级敌人赵敏（连载版作“赵明”）携手淡出政治，佛侠乎？告别革命乎？

彻底告别革命

姑且不论晚期政治倾向明显的《笑傲江湖》、《鹿鼎记》等著作，我们就从1955年《书剑恩仇录》到1961年《倚天屠龙记》为限，不难发现所谓金庸小说的“成熟”，正是走了一条由革命叙事转向人性叙事的道路。这大概就是倪匡先生所说的从“群体观念”到“个体观念”的转变。对此他说道：

《倚天》中的明教，比《书剑恩仇录》中的红花会，高出不知凡几，是金庸创作的又一高峰，因为在写成功明教的同时，他写成功了张无忌。形成了群戏中有个体、个体和群戏结合的最佳范例。

那么，我们在这个后革命时代里怀念金庸、追忆大侠，是期待一个张无忌，还是一个红花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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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福福

编辑：屐松松 沙捞越

美编：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