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陈毅曾经的争论：要裤子，还是要核子_风闻

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提到金庸当年对陈毅“当了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言论的批评。

我把这篇文章，和相关的资料，都转引在这里。

首先是文章，来自微博@半夜去偷猫

但是百家号文章，未必就全部靠谱。事情是否真如文章所说呢？

我搜到了另外一篇文章，文中同样提到“裤核之争”，内容过程大致与上文相符。

文章由上观新闻转载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应该是相对可靠的来源了，侧面佐证了确有其事。

我在网上搜到腾讯“大家”栏目的另一篇文章，更详细地写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文章梳理自乔冠华助手金尧如的系列回忆文章，对于五大左派报纸对金庸围攻的停止，也有了很好的解释。

下面是那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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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当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一句“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的话，香港《明报》刊发了由金庸执笔的题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评，随后引来《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为主的香港五大左派报纸的围攻，掀起一场论战。

这场论战，就是有名的“核子与裤子”之争。后来的所有金庸传记，都绕不过描写这场笔战，因为它无意中成就了《明报》，使其发行量、影响力与广告均大幅攀升，一跃而成为香港的主流大报。

论战以左派报纸的突然鸣金收兵而告结束。个中原因，多本金庸传记中都提到过，是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做了叫停。他对五大左派报纸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做得过火，不会讲道理。廖承志并告诉当时指挥围攻《明报》的港澳工委的负责人，就连《明报》社论的批评对象陈毅副总理，都对五大左派报纸的做法有意见。不过，陈毅的具体意见为何，关于金庸的所有传记都语焉不详。

最近，读到金尧如的系列回忆文章，不但得以完整了解陈毅对《明报》批评自己的社评的反应，更了解到一个重要事实，即叫停左派报纸停止围攻《明报》的，实际上是陈毅，而廖承志不过是奉陈毅之命行事。金尧如为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的港澳工作委员会）第一任社长乔冠华的助手，后来担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负责中共在港的宣传工作，与廖承志、陈毅、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多有直接、近距离的接触，他的回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权威性

对于陈毅，金尧如抱有发自肺腑的敬意。他在回忆中写道：“这位元帅，领军谈兵，确有六韬三略之才；论世致治，并有政通人和之功。”而陈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相反意见的气度与工作作风，尤使金尧如心折。

在金尧如笔下，行伍出身的陈毅，面对被左派报纸骂为“汉奸”“走狗”“造谣生事”的金庸对自己的尖锐批评，表现出一派大度能容的理性与智慧。其磊落襟怀与开明思想，半个世纪之后，仍然令人缅想。

“《明报》那个查先生”

1964年底，金尧如去北京开会，讨论下一年度的香港报纸工作方针和部署。会后，廖承志作东，到华侨大厦吃狗肉。廖承志问陈毅是否有兴趣同去，陈毅说：“吃狗肉，怎么可以忘了我这个屠狗之辈啊！去，去，去。”

席间，陈毅告诉廖承志、金尧如等人，自己是通过内参知道自己被金庸点名批评的。他的第一反应是：他向我这个吵架出名的外交部长叫战了！

金庸的“叫战”，发生在前一年。1963年的《明报》，已经创刊4年，创业初期的艰难已然挺过，报纸凭借金庸的武侠连载、生动活泼的专栏以及言之有物的评论，开始在香港报业市场上崭露头角。创办4年来向以稳健风格示人的《明报》，要显露锋芒了。

恰在这年10月，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发表了这样一番讲话：“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陈毅讲这番话时，金尧如也在场。他在回忆中说，陈毅的这番话，一时大振中国之人心。

然而没有想到，陈毅话音才落，《明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为《要裤子不要核子》，不但观点与陈毅针锋相对，而且用语尖锐，毫不客气。其中写道：

中央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我们只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政策。

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中共制造原子弹，不知是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当英法联军攻打苏伊士运河时，英国早已拥有核子武器，但苏联一声恫吓，说要以飞弹轰炸伦敦，英国只好乖乖地收兵。中国再努力十年，也决计赶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金庸一生最崇敬的报人是张季鸾。尽管他1948年加入《大公报》时，张季鸾已经辞世6年，他在《大公报》主要从事的不过是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并翻译，但从金庸独立创办《明报》之后所撰写的一系列评论看，离开了《大公报》的他，才堪称《大公报》真正的衣钵传人，《大公报》“三巨头”标举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理念，深植其心中。即从他执笔的这篇《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论看，从精神气质到行文风格，都令人想起张季鸾的言论风采。

出乎金庸意料，这篇社论在左派报纸中激起强烈愤慨。当时，陈毅关于中国要制造原子弹的话，显示的不仅是当政者的意愿，即令一般民众，也感到欢欣鼓舞。到1964年10月成功制造出原子弹时，从上到下，更是一片欢腾。胡乔木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曾写下《菩萨蛮》五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其中一首写道：“神仙万世人间锁，英雄毕竟能盗火。霹雳一声春，风流天下闻。风吹天下水，清浊分千里。亿众气凌云，有人愁断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作这篇社评的金庸，当然也难免被划入“断魂”的阵营，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人的命令、部署下，香港五大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迅即展开了对《明报》的批判。一时间，“汉奸”“走狗”“卖国贼”“造谣生事”“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等大帽子劈头滚滚而来。金尧如回忆，当时还计划在广告与发行方面对《明报》予以打击，包括让他去找发行五大左派报纸的邝拾记，要这家公司停止发行明报。但金尧如认为，发行报纸是生意，虽然他本人与邝拾很熟，常在一起打麻将，但不能将他的生意和左派的政治混为一谈，此议遂作罢。

这场“裤子与核子”之争，从1963年10月延烧到1964年底。双方杀得天昏地暗，风云变色，高潮时，《明报》曾拿出一整天的版面进行论战。当然，与自己过去的东家、朋友，且在《明报》创刊之初曾予其很大帮助的《大公报》激战，令金庸十分感慨。当时他正在写作《天龙八部》，在小说中，他借主要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悲怆感受。

然而，到了1964年底，发起论战的左派报纸却戛然收兵。而其背后的原因，正是被金庸炮轰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对“《明报》那个查先生”及其观点，与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左派新闻战士抱有大相径庭的立场。

“我同查先生的社论合起来，就全面了”

狗肉宴上，伴着绍兴加饭酒，陈毅议论风生。原子弹的刚刚爆炸成功，让一年前发出“我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的他豪情万丈。他首先坚持中国制造原子弹的立场没错，因为赫鲁晓夫和美国都在看中国笑话，认为中国很穷，科学又不发达，怎么搞得起原子弹？“搞个鸡蛋给来看看吧！”他们这样嘲笑中国。在陈毅看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能够“叫他们清醒清醒：瞧不起我们中国人、欺侮我们中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美国苏修逼我们上梁山的。”

接着，话锋一转，陈毅承认，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自己一年前讲的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的话，确实有点片面性和绝对化，因为穿裤子还是最重要的事。他说：“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有什么民族尊严呢？国家的安全有什么保障呢？我们共产党有什么伟大、光荣呢？再说，有了核子，没有裤子又怎么打仗啊！”

陈毅认为，《明报》的社评有一半是对的，但“不要核子”这句话也有片面性，也是绝对化。“我同《明报》那个查先生的社论、两家的话合起来，就全面了。今后，我们就要努力做到既有裤子，又有核子！我说裤子，当然是个比喻，就是要做到中国人丰衣足食，手上还有个不大不小的核子弹。”

陈毅的这一番话，生动地证明了不同声音、不同思想存在的价值。显然，金庸在社评中表达的民本主义思想提醒了他，甚至影响了他，使其认识到自己讲话中的偏颇。陈毅将讲话修正为“既有裤子，又有核子”，而不是“既有核子，又有裤子”，说明他对金庸社评中表达的民生优先理念是认同的。

​更可贵的，是陈毅对宣传的清醒认识。当金尧如告诉陈毅，香港爱国报纸都大赞他的“当了裤子要核子”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时，陈毅摇头说，自己的话只得左派报纸的捧场，未必对头。对于个中逻辑，虽然陈毅没有直接论述，但并不难索解——左派报纸多是共产党出钱办的报纸，自己的报纸当然往往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领导人的讲话，然而，如果一项政策或者一个领导人的讲话，只能得到自己办的报纸的欢呼，轻点说是自娱自乐，严重地说，会很危险，因为没有了批评者，错误将得不到纠正——“未必对头”，显然舍此应无别解，接下来陈毅对同席诸人讲述的一个故事，可以佐证这一判断。

抗战时，陈毅在苏北带领新四军，国民党有个郝鹏举师长投向汪精卫做了伪军，带兵打家劫舍，被陈毅的手下生擒。陈毅对郝鹏举说：你既然投了敌伪，就应该向敌伪要饷银，向汪精卫要嘛！怎么向中国老百姓抢钱抢粮呢？不料，郝鹏举说，你讲得好听，你这个共军弟兄还不是也有偷鸡摸狗的？这句话，让陈毅愣住了。他说，自己后来查了，下面确实有些小兵肚子饿了，嘴馋了，于是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经过教育，也就改了。陈毅讲这个故事，寓意显豁，表达的是对不同声音存在价值的认可。

陈毅坦陈，批评、反对意见，总是不好受的，反对派总是够讨厌的，但是，“我们这个党会打仗，会专政。现在大权在握，势不可当。但一旦你搞错一个对象，出口骂人，出手伤人，那可不得了。就会犯大错。”他告诫金尧如，作为共产党的政论家，对待善意批评固然要学“禹闻善言则拜”，即使有不正确的意见，或者恶意攻讦，也要分析，无则戒之，有则加勉。例如他自己看《明报》社论对他的批评，“也分析他这个武侠小说家有没有点中我的穴道，正中我的要害。”“只要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若骂得我有道理，我当他是挚友、诤友。”

陈毅一席话，听得金尧如五体投地，如坐春风。在回忆文章中，金尧如还详实地记录了围绕在香港如何办好共产党的报纸这一问题上，陈毅虚心接受他及知名新闻人李侠文、李子诵等人的建议，当即放弃自己观点的故实。几十年后，回首前尘往事，陈毅面对批评意见与不同思想时所表现出来的气度与智慧，仍然使金尧如钦佩不已，感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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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这些内容时，心里同时想着楼下一位评论说“要纪念一个真实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活人，而不是化妆起来的画皮。”我深以为然，我们不会因为金庸的历史局限性而否定他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给改革开放后一代人带来的思想盛宴。

但是在肯定这些成就的同时，不能否认他的历史局限性，实际上，金庸本人笔下的大侠也绝非伟光正，而是有着人性的复杂。如他天上有知，自己被捧成画皮，怕是感念之余，也要发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