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三次婚姻_风闻

编者按：10月30日，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病逝，享年94岁。查良镛生于1924年3月10日，是浙江海宁人。查良镛于1940年代后期移居香港，其后以笔名“金庸”著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其作品更屡被翻拍电影。本文摘自中国知名历史学者傅国涌为金庸先生所作传记，由铁葫芦图书出版，经授权发布，有删节。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过：“我的婚姻不理想，我离了好多次婚。”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一、杜冶芬

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专栏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八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来杭州。

一天，金庸编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有这样一个问题：“买鸭子时需要什么特征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少年杜冶秋不以为然，写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说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竟那么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这个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抗敌演剧九队”公演，在杭州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相观看，《东南日报》除一般报道外，还花了不少篇幅进行宣传。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

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写信到杭州，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李君维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就叫《杭州别凤记》，还画好了两个小报头。他说：“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飞机。临别前交代他一句话：“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飞机是30日早晨起飞的，“本来预定计划4月1日办一件有关终身大事而并非终身大事的事，于是一切只好‘半年后再说’”。

据说，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

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老同事、上司罗孚记得，他们那时住在摩理臣山道，附近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所以有人就开玩笑给这位杜姑娘起了个外号，叫她“杜老志”。

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金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内地，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罗孚说杜冶芬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后来不知怎么，两人分了手，她一个人回杭州去了。

金庸在《大公报》的其他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查良镛。”金庸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

有记者问罗孚，金庸在接受采访时说是太太背叛他，是怎么回事？罗孚回答：“他是这样讲，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

金庸自认是个感情重于理性的人，他对记者说：“年青时，喜欢一个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适，或者没机会，也照追可也。”“现在不怕讲，我第一任太太betrayed（背叛）了我。”他还说：“我是离过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爱我，我很爱她。但事后离了婚，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后变故，大家没办法知道。”

他们没有子女。杜冶秋回忆：“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杜冶秋认为，“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

二、朱玫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十一岁。两人相恋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当时的同事高学逵的小孩子高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报馆同人郊游沙田“丽园”，目睹这位“查叔叔”带了一位文静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桥畔，相依相偎。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什么叫热恋呢。”

1956年5月1日，他们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当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工作，并以“林欢”等笔名写影评、电影剧本。很多新闻界、电影界的人到场祝贺，包括《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电影演员陈思思、张铮、乔庄等。《长城画报》刊登了他们的结婚消息。

他们在半山缆车径（现在的坚尼道）2号租房居住，房东就是后来在《明报》写专栏的简而清。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金庸创办《明报》，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等故事。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时称“查社长夫妇”，有时称“查社长、查太”。

《华人夜报》创刊，朱玫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1969年5月20日，《明报》十周年报庆，在文华酒店举行宴会，她身着玫瑰红的礼服，烫头发，满有精神地与丈夫一起出席，迎接嘉宾。

在合影时，他们夫妇和沈宝新夫妇坐在一起，一对小儿女传侠和传诗蹲在他们前面，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

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写下《“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月”初创，“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笔下充满温情。此时，《明报》已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伤了查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

“十元小费”结束了一段曾同患难的婚姻，缔结了另一段共富贵的姻缘。

当时《明报》的社址，是设在北角英皇道。

金庸在报馆做得累了，就最常去附近的一间餐厅饮杯咖啡，提一提神，松弛一下筋骨。这间餐厅就在北角“丽池”附近，金庸每日都会“到此一游”，是餐厅的熟客兼老主顾。

一日，金庸又如常去这间餐厅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轻貌美的女侍应趋前，问他是不是金庸，他说是，大家就闲聊了数句。结账时，金庸额外给这位女侍应十元小费。这位女侍应当然受宠若惊，因为当时物价，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女侍应立即截住金庸，要将十元还给他。

女侍应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维生，赚钱是相当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费，她一定不会要。金庸听罢，满心欢喜，因为想不到这位女侍应年纪轻轻，却说出这番话来。之后他们就交了朋友。

想不到这十元小费，影响力这么惊人，不但缔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缘、另一段婚姻，亦改变了金庸与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据闻，金庸与这位女侍应感情发展一日千里，其后更在跑马地共筑“爱巢”。朱玫最初还蒙在鼓里，后来却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丈夫有外遇。金庸习惯每晚返《明报》写社评，但有段时间却甚少出现在报馆，只是叫一位后生将他写好的稿送去《明报》编辑部。

朱玫发现此事，就追问这位后生去哪里取稿。后生见无法隐瞒，便和盘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马地取稿。于是朱玫叫这名后生带她去跑马地，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

当然，这段婚姻亦出现了危机，挽救不了，离婚似乎是最后要走的路。有传说指是金庸主动提出离婚，但朱玫也提出两大离婚条件，才肯答应跟金庸离婚：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该女侍应要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朱玫要这位女侍应扎输卵管，是为她的孩子着想。因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数名子女，若女侍应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会被忽视，所以金庸与女侍应一定不能有孩子。

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便与朱玫正式离婚。

这些传说或许无法得到确证，离婚的原因也很复杂，离婚则是事实。罗孚说：“朱玫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不是很清楚。”

“他与朱玫离婚，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林燕妮说朱玫“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伟坡结婚，在郊外举行婚礼，她也到场祝贺。

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朱玫在孤独和凄凉中度过后半生，有时会到英国去住，据说那里有她的亲戚。1995年前后有人看见她在港岛铜锣湾的街边卖手袋。有人告诉金庸，他表示不至于。

他说：“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通过叫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到，她情愿独立。”1998年11月8日，朱玫因肺痨菌扩散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63岁，身后还有相当多的财产留给了三个子女。而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而是医院的员工，晚境之凄凉令人唏嘘，与金庸晚年的风光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多年后，金庸说，如果可以补救的话，他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对朋友好一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他对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三、阿May

金庸和林乐怡（图 视觉中国）

能与亿万富豪金庸白头偕老的女子叫林乐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时是那家酒店的侍应。那天，金庸刚与第二任妻子吵过一架，正失意至极，就到那家酒店闷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请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见钟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这就对不起朱玫了，再离婚，再结婚，并送小娇妻到澳洲留学。

与金庸很熟悉的女作家林燕妮说：他一共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位结缡于微时，未有子女便分手。第二位朱梅（玫），是与他共同打江山的女强人，美丽能干，他们生下两儿两女。也许英雄见惯亦寻常，婚姻中少了互相欣赏，再加上其他原因，终于分手了……现任查太比查先生年轻二十七岁，查先生最爱美人，现任查太焉能不好看。

她芳名林乐怡，长得很清秀高雅，但亦相当害羞，很怕见报，跟孩子们相处倒是很融洽的。

但据欧阳碧的推算，两人的年龄应该相差三十二到三十四岁。1986年她进入《明报》工作，做过一年多报纸检查的工作，每天都要到七楼给金庸送报告，有一天秘书小姐告诉她：“查太来了，跟查先生在里面。”接着，她看到金庸和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子出来，她礼貌地称呼：“查太……”金庸马上笑眯眯地说：“不用叫她查太，叫她阿May就可以了。”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那时阿May未满30岁，以后在有些饭局上她们会见面，比如与王光英夫妇吃饭那次，阿May的国语不是太好，他们之间谈天常用国语，阿May在旁边静静地听，一般不会插话，听不懂时会问身边的丈夫，金庸会停止谈话，用广东话小声讲给她听。在欧阳印象中阿May很直爽，没有老板太太那种骄横和颐指气使。有一次她到七楼的老板办公室，阿May也在，两人正在谈论去英国旅行的事，金庸交代了一句，有事先出去了，这时阿May竟跟她说：“我说去伦敦应该去看看朱玫，他不愿意。人家其实人挺好的，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口气中带着一些埋怨。现任妻子不满丈夫不去看前妻，这样的事欧阳碧还是第一次见识。她认为这只能说明阿May性格爽朗，毫无心机。

记者问及金庸和现任太太林乐怡“怎样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他坦言：“也没什么。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啦。”他说林乐怡最喜欢的他的作品是《白马啸西风》，“因为她觉得很伤感。女人感情都比较丰富”。

金庸对陶杰（曹捷）也说过：“夫妻之间是生活沟通，而不是思想研讨。想避免冲突，就少说为妙。夫妻之间不一定要兴趣相投，而是双方留点儿空白，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间。我太太喜欢澳洲，但我不喜欢……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我也喜欢法国、意大利，每次去这些国家就去瞻仰古迹。这种心情又跟我回内地一样。但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问他如何经营“忘年之交”的婚姻，他笑着说：“虽然例子不多，但还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太太很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非常注意他的饮食，不准他吃这吃那，而他也能欣然接受。除了饮食之外，他的居家都是由他太太来装饰，美轮美奂，用心及智慧都反映在那里。

1986年圣诞节，《明报》在香港中环一家茶餐厅举行联欢会，有两百多人参加，人来人往的，他们夫妇和《明报》高层人员被安排在“主席台”，台上的人有点拘谨，而阿May手拿一个“卷蛇”玩具，正放在嘴上吹，不吹的时候要卷起来，吹起来里面充满空气，像个圆纸棍。她不断地吹，而且当众将“卷蛇”尾巴对准老公的脸，一下一下地吹，如入无人之境，而金庸像个宽厚的长者，微笑着轻轻推开她的手。后来他干脆也拿了一个“卷蛇”，一下一下地吹起来。这一幕给亲眼目睹的欧阳碧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May那种活泼爽朗的性格，就像天真的小女孩跟父亲玩耍一样，完全不顾及她的老板娘身份，也不在乎周围那么多人的注视。

金庸有一次请温瑞安等人吃饭，饭后他们夫妇要走过街口去坐另一部车子，也许是因为骑楼太暗，水泥地太滑，他们夫妇一度想牵手，但又没有牵成。“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车子正在后头。两人不知怎的，忽然都有些不好意思罢，那欲牵未牵的手，始终没有牵成。”看到这一幕，温瑞安在车上哈哈大笑起来。那天下午，金庸带温瑞安上了他家的游艇，温问他：“这游艇有没有名字？”他笑答：“本来没有，要叫就叫作‘金庸号’吧。”温看这游艇的气派装潢，少说也价值一百万港币吧。时近下午，他们到甲板上晒太阳，他太太阿May和女儿则下海游泳。

金庸说：“我现在这个太太不是他们的母亲，但大家相处得很好。”在《明报》女编辑欧阳碧眼中，阿May跟两个女儿年龄接近，虽是继母，却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她们又说又笑，有时声音太大，反要丈夫喝止。

四、长子查传侠

査传侠与金庸

1976年10月，金庸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这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他痛苦地回忆：“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身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之后，他亲自去美国，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儿子的自杀也成了他信奉佛教的直接原因。当时他正在修订《倚天屠龙记》，几个月后他在后记中写下这番话：

……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一句“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写不尽他心中的至痛与伤心。1961年，金庸写《倚天屠龙记》时，对于“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还没有切身的生命体验。1977年3月，他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离查传侠自杀不过短短五个月，伤口犹新，创痛宛在，所以语含至痛。中年丧子，那是真实人生最深的不幸。

但是，他认命了，因为早有相士告诉过他，命中只有一子。早年有人为他算命，说他命中只有一子，但朱玫为他生了两子，他心想不过是算命的乱说，长子的弃世不幸验证了相士的预言。从此金庸对相术算命之类深信不疑。

关于查传侠自杀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与父母离婚有关。查传侠在美国读书，得知父母要离婚，非常伤心。他多次尝试劝说父亲，但没能改变这个事实，父母的离婚对他的打击极为沉重，他在绝望中选择结束年轻的生命。林燕妮说：“在离婚期间，查良镛和朱梅（玫）都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那就是十八岁的爱儿在父母闹离婚时自杀逝世。”

另一种说法是，金庸对这个儿子感情很深，相反，母子的关系不太好。查传侠十一二岁时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很苦，没什么意思，先天有佛教思想。有人说应该阻止孩子这样想问题，他却觉得儿子是对的，人生本来就像他想的那样，甚至夸奖儿子深刻早慧，根本没想到儿子会因这思想断送性命。查传侠那时在美国读大学一年级，还未选科，有一个女朋友在旧金山，他们在电话里吵了几句，他就不想活了，冲动之下选择了自杀。

1991年，金庸将《明报》卖给于品海，有人就说那是因为于品海长得像他死去的儿子。记者问起此事，他回答：“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可能有。”

金庸现有两女一男，和死去的查传侠都是朱玫所生，已各为人父母，都不从文。长女查传诗（英文名Grace），曾在《明报》六楼的广告部当过普通职员，听力有问题，一般的音量她听不到。有传言说《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就是从他女儿“小聋女”而来，一些员工背后就称她为“小龙女”。1988年5月15日，查传诗与《明报晚报》副总编辑赵国安举行婚礼，当时报纸曾刊出他们的结婚广告。赵国安离过婚，据说金庸不大高兴，他的决定是，赵与他女儿结婚后必须离开《明报》。

次女查传讷（就是金庸文章中提到的“阿讷”）在树仁书院毕业后，1987年与医生吴维昌结婚，《明报周刊》对他们的婚礼有图文并茂的报道。

次子查传倜喜欢美食，有意尝尽天下美食，以蔡澜为师，给报章杂志写食评，自号“八袋弟子”（“八袋”是指柴、米、油、盐、酱、醋、茶、酒）。他最喜欢东坡肉和香口食物。因父亲也爱东坡肉，他吃遍了香港的东坡肉，有好吃的，他总要与父亲一起去吃。他说：“小时候，我与哥哥查传侠同在圣保禄学校读书，哥哥成绩优秀，甚得师长欢心，我就非常顽皮，要被教务处罚站，有时还要请家长来校。”查传倜到英国学会计，没有毕业就回港，在明河社出版公司任副经理，协助出版父亲的武侠小说。他表示：“对我来说，金庸是一个成功的武侠小说家，而查良镛是我的父亲。”

1994年11月25日下午，金庸对冷夏说：“每一个礼拜六晚上，我们都有一次家庭聚会，一起吃饭。他们三家都住在同一栋大厦，跟我家很近的。他们三兄妹感情很好。对我也很好……我跟我离了婚的太太也常常聚会，一起吃饭。”他在央视对白岩松说：“作为父亲我对儿女很宽容，可惜少于教导，我爱他们，但是好像我不太喜欢教人，所以我现在怀疑到底做教授行不行，好不好。”本文摘选自《金庸传》，作者 傅国涌，铁葫芦图书2013年6月版，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