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钱学森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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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中美关系紧张，促成了新中国最关键的科学家归国。“让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20年。”

作者 | 刘爱国

数据支持 | 钛禾产业研究院

1947年6月，著名歌唱家蒋英的声震屋瓦的女高音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上空飘荡，“飞将军自九霄来”。他的未婚夫——钱学森此时正乘坐大洋彼岸的飞机降落在上海。

面对正在国共内战的中国，钱学森此时还并没有完全回国的打算。3个月后，在上海外滩的和平饭店里，钱学森隆重迎娶了自己青梅竹马的“干妹妹”蒋英。随后，带着新婚的妻子一起回到了美国定居。

原本以为结束了二战的硝烟，可以安心下来做研究的钱学森，却被历史推进了一个又一个的旋涡中。

蒋英的表弟查良镛（笔名金庸），后来在1957年香港大公报写过一篇《钱学森夫妇的文章》，文中这样回忆自己的表姐和表姐夫：

“他们谈到最近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认为一般说来还只是业余的音乐水平。这对科学家夫妇又用科学来相比：‘业余音乐是重要的，但正如谁也不会想把一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寄托在业余科学家们身上一样，要发展我国的音乐事业也不能靠一些业余音乐家们。’”

“学霸”遇良师

层峦叠翠的西湖，盛产才子。

在西湖南线的柳浪闻莺公园，有一座钱王祠，相传是五代十国吴越王钱镠的故居，钱镠疏浚西湖、修建捍海石塘、重农桑、兴商贸、拓海运，使“钱塘富庶盛于东南”。于是后人建祠以纪念他。

**钱王家训告诫子孙，“爱子莫如教子，教子读书是第一义。”**因为这句话，这位钱王的后代们像开了挂一般地繁衍着优秀儿女。钱氏长达千年人才兴盛，封侯、拜相、入仕者不计其数。悄悄的改变着大半个中国的历史。

 

杭州钱王祠

出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是钱镠的三十三世孙。而现当代的名人里，与钱学森并列“三钱”的另外二钱，力学家钱伟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也都是钱王后裔。“三钱”之外，钱氏的还有另外一串如雷贯耳的名字：国学大师钱穆、文学大师钱钟书、外交家钱其琛、水利专家钱正英、台湾‘监察院长’钱复、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

钱家曾经是杭州的丝业大亨，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中小学科科长。这位身负“兴教救国”理想抱负的有志青年，年青时曾东渡日本，学习教育学和哲学。而和钱均夫一起东渡日本的同学里，还有一位名叫周树人的浙江同乡，以及后来成为钱学森岳父的著名军事教育家蒋百里。

出生在“学霸”世家的钱学森，3岁时便被父母带到了北京，在离家附近的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第二实验小学前身）念完初小四年，成绩优异的钱学森，被保送升入了高年级——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与低年级男女合校不同的是，高年级男女不能同校，北高附小只招收男生，老师也是清一色的男老师。直到1920年，本校迎来了第一位女老师——当时只有16岁的邓颖超。

在这所当时北京最气派的小学读书的，有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吴学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建新，著名科学家马大猷、张维，著名作家林海音等。

在一个中国教育体制大变革的年代里，钱学森过完了童年。当时的情况是，尽管为旧制度服务的教育制度已然瓦解崩塌，但它并没有一下子为西方新式教育体系让开道路。一方面，在西方的实证主义传统下，钱学森被鼓励去探索、提问和挑战现有的知识体系，而在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够向老师的权威发起质疑。他仍然面临无休止的默诵和考试。

从教育结果来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学霸”钱学森，显然将这两种看似冲突的思维体系驾驭得非常完美。

1923年，钱学森考入了当时北京最好的名牌中学——国立北平大学附属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遇到了人生中的另一位恩师——时任校长林砺儒。

对于这位建国后官至教育部副部长的林砺儒校长，钱学森印象深刻，“你可以想象，在旧中国，在当时的北京，那是一段多么糟糕的时光。”而林校长却在艰难时局下，坚持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保持学校的正常运转，把北师大附中办成了20世纪全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

中学时代的钱学森，一如既往是个完美的学生。林砺儒校长力主教育改革，反对灌输式的死记硬背，也让功课优秀的钱学森从初中开始便有丰富的时间琢磨他的业余爱好。钱学森喜欢画画，尤其擅长画动物、流水和花朵。而从小出生在“歌舞西湖”边的钱学森，对音乐也有着非常的天赋，尤爱吹奏圆号。中学时候的钱学森，曾经很认真的想过要成为一名艺术家。

如果北京不是遇到那个最糟糕的年代的话，钱学森可能会画出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20世纪20年代的紫禁城，红墙斑驳失色。整个国家先是陷入无政府状态，然后便是此起彼伏的内战。直到1925年蒋介石帅军北伐，中国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3年的艰苦奋战后，国民党取得胜利。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故都北京则陷入衰败之中。

高度关注国家命运的钱学森，后来曾对前往美国统战他的罗沛霖说过一句让其印象深刻的话，“中国的政治问题不经过革命是不能解决的，光靠读书救不了国”。

但是国家需要流血革命者，也需要科学的天才。性格安静、规矩的“学霸”钱学森，并没有头脑一热投笔从戎，依然选择了投身于脚踏实地的国家基础工业。

1929年，18岁的钱学森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学院，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当时的钱学森，并没有选择航空相关专业，而是经过仔细思考，选择了当时国家最热门、紧迫需要人才的铁路工业。而此时的钱父，为了方便照顾独子，主动申请调任杭州，担任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钱学森的科学报国梦，就此起航。

庚款奖学金

如果钱学森继续钻研造铁路，也许会成为下一个詹天佑。但历史却把钱学森往另一个方向推了一把，让他开启了20年的美国生涯，改学了航空专业。

1934年8月，刚以第一名成绩从上海交大机械学院毕业的钱学森，乘坐火车来到当时的首都南京“进京赶考”。钱学森的目标是考取一年一度的“庚子赔款奖学金”。

**从1909年设立“庚款奖学金”以后的长达25年时间里，庚子赔款奖学金一直是中国的最高级别奖学金，为少数最有希望的中国学生提供前往美国最优秀研究生院就读的机会。**这个奖学金从选拔到训练都由清华大学完成。而历史上，这个奖学金培养了众多中国学界和政界极具影响力的人物——除钱学森外，胡适、竺可桢、梅贻琦、童第周、赵九章、张光斗、杨振宁都曾经是拿到庚款奖学金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

钱学森考取“庚款奖学金”的过程却并不顺利，或许是当时母亲病重的原因，钱学森此次发挥严重失常，各门成绩均不理想，而向来擅长数学的钱学森，竟然数学不及格！唯独一门课程“航空工程”拿了高分——87分。

在钱学森的学霸人生差点遭遇滑铁卢的时候，有一位关键的贵人站出来帮了他一把——此人名叫叶企孙。

叶企孙，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叶企孙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更是一位传奇的教育家。为新中国培养了共计79名的两院院士，在“两弹一星”的23位功勋科学家名单里，有10位是他的学生。这又是一串如雷贯耳的名字：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王希季。此外，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戴振铎、王竹溪、钱伟长等著名科学家也都出自于他的门下。

一代宗师叶企孙

令人唏嘘的是，这位在教育史上一路开挂的大师，后来却晚景凄凉。文革期间，已经年逾七旬的叶企孙被强加以“CC特务”的罪名逮捕关押，受尽身体折磨和人格侮辱，最终在那段历史的荒唐中含冤过世。

这位“培养大师的大师”，在关键时刻成为了钱学森的伯乐。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大批轰炸机向上海投下炸弹，约60万难民拖家带口，涌入租界。日本空军的三菱歼击机和中岛双翼轰炸机完全占据空中优势，而国民党刚从英国运到的100架飞机还未经组装，便连同包装箱一起被炸得粉碎。

当时的日本陆海军，一共拥有超过2000架的先进飞机，而中国军队只拥有270架，其中不足90架飞行状况尚属安全。日本建立了完备的航空工业体系，三菱、川崎、日立、川西、立川皆为其中翘楚，而中国的飞机则全部依靠进口，只在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昌设有几处飞机修理厂。《日本空军图史》一书的作者石川英一郎写到：“中国当时的空军力量微乎其微，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1932年的这场轰炸给被迫停课回家的钱学森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让远在北平的叶企孙意识到，航空是未来，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以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和空军。而当时，中国并没有航空工程领域的研究生项目，全世界最好的航空研究中心在英国、德国和美国。1933年，主管庚款留学基金的叶企孙，专门招收了3名飞机制造专业学生，其中一名是赴美学习“航空机架”。

1933年第一位考取“航空机架”的留学生叫做林同骅，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后来成功设计、制造了中国的第一架运输机。而原本与林同骅同龄的钱学森，由于因伤寒病假休学一年，所以比林同骅晚一年报考这个专业。

叶企孙在确定人选时，注意到钱学森虽然其它学科不好，但是“航空工程”这门课程考了87分的高分，认为钱学森是有志于“航空工程”的学习，于是破格录取了钱学森。

**钱学森庆幸的是，这次遇到了有“不拘一格降人才”传统的清华大学。**钱钟书当年数学不及格，仍被清华录取；吴晗两次考试数学皆为0分，也被清华破格录取……而这一次，幸运女神光顾了钱学森。

登上“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的钱学森，与旧中国就此作别。

成为火箭专家 

钱学森来到美国后，一如既往的继续他的“学霸”之路。仅仅只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了一年，就带上了飞机机械工程硕士的方尖帽。但由于当时美国飞机制造厂的实习机会不对外国学生开放，钱学森经过仔细思考，决定改变自己的专业方向，转为研究航空理论。

25岁的钱学森，转学到了当时美国航空理论研究的殿堂——加州理工学院。在这里，钱学森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伟大导师——冯·卡门。

加州理工学院强调理工结合，培养的学生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刚开始改行的时候，钱学森的父亲并不赞同，但蒋百里却认为他这位未来的女婿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欧美各国的航空趋势，进于工程、理论一体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而且，美国是一个富国，中国是一个穷国，美国造一架飞机，如果有理论上的新发现，立刻可以拆下来改造过来，我们中国就做不到了。所以中国人学习航空，在理论上加工是有意义的。”

钱学森的导师，被誉为“超声速时代之父”的冯·卡门，是20世纪另外一位科学奇才。他发现的“卡门涡街”，成为后来飞机、船舶、赛车设计的理论基础。而这位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原本是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航空系教授，后来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才被迫来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在加州理工大学里，钱学森最大的收获，是加入了冯·卡门麾下的一个学生课外兴趣小组——“火箭俱乐部”。

这个小组只有一支篮球队的规模，连同钱学森在内一共五个人。领头的马林纳和另一位学生史密斯学的航空工程专业，负责总体设计，化学专业的帕森斯负责制造火箭燃料，福曼擅长机械制造。而钱学森因为数学功底好，主要帮助团队解决火箭升空的理论和计算问题。另外还有一位编外的成员，摄影爱好者阿诺德，帮助他们成功融到了第一笔启动资金——1000美元。 

1936年秋，“火箭小组”在赛科河谷的火箭发动机试验场

1939年，一份被称为“奥斯陆情报”的秘密情报，被一名英国特工投进了英国驻挪威首都奥斯陆大使馆的信箱里。这位二战史上的著名情报，揭露了两个德国至关重要的秘密。当时的纳粹德国，正在开展两项极其秘密的研究：一是导弹，二是原子弹。

丘吉尔迅速把这一至关重要的情报转告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大为震惊，赶紧拨款数十亿美元，制定美国的“两弹”研究计划。

两弹中的原子弹，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教授罗伯特·奥本海默主持。而导弹的研制任务，则由冯·卡门领衔。

于是钱学森参加的那个课外兴趣小组“火箭俱乐部”，被升级成了“航空喷气通用公司”，成为了美国第一个官方授权研制火箭的中心。创始的五个学生，后来被史册记载为美国火箭研制的“元老”——钱学森是五位“元老”之一。

为了迅速追赶德国的研究，制造出能够飞行100英里的以上火箭，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爽快的给冯·卡门团队拨款300万美金，兴建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JPL，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前身），钱学森在仔细研究德国V-1火箭情报的基础上，写出了那篇被美国空气动力学研究和军事工程师列为必读教材的著名长篇报告《喷气推进》。

这时的钱学森，担任JPL实验室的研究分析组组长，手下有十几名科学家，其中有几个熟悉的中国名字——林家翘、钱伟长、史都华、郭永怀。这些从全世界汇集来的优秀科学家一起，设计制造出美国最初的火箭和导弹——“女兵”、“下士”，并由JPL实验室组织在塞科山谷发射试验成功，成为美国最早成功发射的导弹。

钱学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硫磺味道的空气中，成为了全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

美军上校钱学森

历史推动着钱学森继续前行。

如果是正常年代，手持“中华民国”护照的外国人钱学森，是绝对没有资格到五角大楼这样的地方上班的。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美国人将重心从作战放到对科学力量的关注上。钱学森得以在导师冯·卡门的保荐下，通过美国的“政审”，进入到这个代表最高国防机密的大楼里工作。

1944年12月1日，美国国防部正式成立科学咨询团，由冯·卡门担任团长。而钱学森也辞去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所有职务，随导师一起来到华盛顿。

在五角大楼里，钱学森参与到了美国军方最核心的决策。

1944年，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小时内从纽约飞到洛杉矶的火箭喷气式飞机的设想。

1945年12月，钱学森作为美国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参与编写了题为《迈向新高度》的报告，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出了长远的规划。后来他在第四届火箭协会上详细介绍了飞机构造、飞行原理及燃料等设想，为后来美国的航天飞机和运载火箭打下了理论基础。

当时的美国媒体对钱学森和他关于航天的设想给予高度评价，《纽约时报》称他为“有价值的中国科学家”“美国火箭领域最有天分的科学家”。《洛杉矶时报》称他为“世界上最顶尖的火箭专家之一”、喷气推进领域“最热门的科学家”“最卓越最杰出的权威”“世界上最权威的火箭专家之一”“美国培养的火箭天才”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广岛原子弹的爆炸声后落下大幕。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战胜的大国开始了新的竞赛——他们争夺的第一个目标，瞄向了德国火箭的秘密。

**德语良好的钱学森，受命审讯了当时德国最核心的科学家。**其中包括导师冯·卡门的导师普朗特，以及德国的“火箭之王”，V-1、V-2火箭的总设计师冯·布劳恩。并将一大批优秀的德国科学家带回美国。后来这些科学家，都成为美国的巨大财富，为美国的导弹设计和太空探索贡献了极大的价值。

钱学森赴德期间，和导师冯·卡门（右一），冯·卡门的导师普朗特（左一）

而美军上校钱学森，此时也名声大噪，成为美国科学界的“顶尖天才”，犹如传奇一般的存在。

1947年回国探亲的钱学森，此时已经办好了美国绿卡（Green Card）。如果不是冷战铁幕的开启，或许这位已经出入五角大楼多年的中国人，真的会像德国人冯·布劳恩那样，成为美国接下来的太空竞赛中一位至关重要的科学家。

但是历史很快把钱学森推向了另一个旋涡。

归国

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促成了这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下定了回国的决心。

第一个重要人物是一位老朋友。1949年钱学森重返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之后，这位老朋友常常来钱家串门。但是钱学森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此人是一位电讯学家，但却不是一般的科学家——曾经秘密前往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持了延安地下电台的仿制和生产工作。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这一次此人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名义上是攻读博士，实际上是肩负着重要的统战任务——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挖回最优秀的科学人才。

这位老朋友的名字叫做罗沛霖。后来成为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甚至作为中国工程院的六名发起人之一，起草了建立中国工程院的报告。他被誉为“新中国电子产业的奠基人”，又被称为“红色科学家”。

钱学森与罗沛霖成为挚友，除了一起探讨和欣赏音乐，也从罗沛霖口中了解到了关于更多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情况。

晚年的钱学森与罗沛霖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钱学森在“航空喷气通用公司”工作时的一位前同事丹·金贝尔。

1950年的一天，钱学森希望向学校请假回国探亲的消息，传到了时任美国海军次长的金贝尔那里。曾经与钱学森共事过的金贝尔，深知钱学森的价值。于是他立刻致电美国司法部阻挠此事，并说出了那句国人皆知的名言：

“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当时的背景是，太平洋彼岸朝鲜半岛的战火刚起，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甚嚣尘上，在参议员麦卡锡的大肆鼓噪下，美国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共运动”。这个时候的中国公民钱学森，也自然遭受了右翼分子的怀疑。被扣上了“共产党员”的帽子。

钱学森辞去了所有的职务，写了一份声明，准备离开这个让他失望和屈辱的国家。但是等来的却是美国特工。

钱学森被美国移民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扣押，关进了洛杉矶南部一个叫特米诺的小岛拘留所里。虽然后来获准保释，但仍然处于软禁状态，一切行踪、来往电话、信件均受到美国特工的暗中监视和监听。

美国法庭给钱学森最后定的罪名是“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条例的规定，凡是企图颠覆美国政府的外国人，都必须驱逐出境。

钱学森本来就打算离开美国，根本不用“驱逐”。但是即将执行驱逐决定的美国移民局，却遭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干涉。要求暂缓执行“驱逐决定”。

华盛顿深知钱学森的价值。所谓“暂缓”驱逐，只是为了软禁钱学森，让他脑袋里的机密在时间流逝中逐渐冷却，其掌握的技术知识在一日千里的科学时代，一点点的变得无用、老化。

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直到1955年6月，钱学森甩掉了跟踪他的特工，把一封至关重要的求救信投进了商场的邮筒里。后来这封信通过蒋英远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辗转寄到了钱家的世交——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书通手里。

钱学森的求救信

陈书通立刻将钱学森的信转交周恩来总理，周恩来随即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国代表王炳南。

经过中国代表的交涉和努力，中国终于赢回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94名留美科学家。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罗湖口岸。这一天，距钱学森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已经整整二十年。

而此时的金贝尔，又说出了另一句举世皆知的名言：

“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他是中国的首席科学家和工程师

很多人提起牛顿，都知道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提起华罗庚，都知道是著名的数学家。但是说到钱学森，很多人只知道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但是钱学森如何伟大？具体又有哪些成就？估计很多人都要挠头。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钱学森就像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和CTO，是“抓总的”，是中国火箭、导弹、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全盘运筹者。

钱学森在“两弹一星”上的成就不做过多着墨。在那个刚经历过数十年战火，满目疮痍的新中国，连一台洗衣机都造不出来。钱学森却亲自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带领着新中国的科研工作者，用算盘、角尺和圆规，发射成功了新中国第一枚导弹。

当时的科研队伍层次不齐，主要由老干部、工人、少数海归专家、国内老师和刚毕业的大学生组成。“干部不懂技术，科研人员不懂管理，大家焦头烂额”。钱学森设立了总体设计部，由总体设计部负责对各个分系统的技术难题进行技术协调，统筹规划，总体设计。钱学森的原则是“不求单项技术的先进性，只求总体设计的合理性”。

**钱学森还建立了导弹型号和设计师制度。**总设计师负责导弹的总体设计。此外还有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制度，分别负责导弹的分系统和单机设计。这一制度的确立，使火箭和导弹的型号研制走上正轨有序的道路。

钱学森设计的这些制度，沿用至今。

**甚至“导弹”、“航天”、“航宇”这三个词，也是钱学森首创的。“火箭军”的概念，也是钱学森最早提出来的。**2017年的朱日和阅兵，沙场上隆隆驶过的各式导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钱学森作品的延续。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美国媒体直接称其为美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他101周年诞辰时，SpaceX公司发出推特纪念他，祝这位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办人生日快乐。

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火箭事业始于钱学森，中国科技协会前副会长庄逢甘评价说：“若非钱学森，中国的科技还要落后二十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葛守仁教授则评价：“钱学森革新了中国的导弹科学，也因此革新了军事科学。他是中国的首席科学家和工程师。”

参考文献：

【1】张纯如《蚕丝：钱学森传》

【2】叶永烈《钱学森的故事》

【3】曹聚仁《蒋百里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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