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林总走，保管打胜仗”：东北野战军到底有多强？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冬季攻势结束，东北战场的大势已经彻底倒向中国共产党一边。从1947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连续发动夏季、秋季和冬季攻势，收复城市77座，扩大解放区30.7万平方公里。至此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3月8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哀叹：“为（南京）政府孱弱的控制力所及的地方，在满洲只占1%。”解放区的农业播种面积达到1亿亩以上，掌握了大批的工矿企业，铁路里程突破1万公里，占东北铁路总里程的95%。而东北国民党军被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加上北宁线已被解放军切断，营口获得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实际上已经与关内断绝了陆路和海上交通，只能依靠成本高昂的空运。

1947 年，东北民主联军官兵正在训练中演练使用巴祖卡反坦克火箭筒进行卧射。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曾将其作为剩余军火大规模援助给国民党军。解放战争中被我军缴获，成为我军最早的单兵火箭筒

最先进的解放军

此时东北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战场解放军中装备最为精良的一支。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东北野战军除原有的9个纵队外，在3月由南满独立第1、第2、第3师组建了第5纵队，由冀热察辽军区独立第1、第2、第3师组建第11纵队，以东北军区直属独立第2、第4、第5师组成第12纵队，从二线兵团和机关抽调人员充实到战斗部队，保证了各纵队和师达到齐装满员。

为了增强攻坚战力，东北解放军专门成立了铁道纵队和炮兵纵队，对纵队炮兵团进行了摩托化改装，对师旅炮兵团进行加强。据时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司令李聚奎回忆，至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野战军已有12个纵队，36个师，另有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1个炮兵纵队及1个炮兵旅、1个铁道兵纵队、1个战车团，共70余万人。用李聚奎的话说，“这就是我们后勤工作保障的对象和规模”。

1948年，抢修津浦线铁路的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

当时东野的炮纵规模和装备水平在我军序列中当属绝对的第一。据时任炮纵副司令员苏进回忆，东野的特种兵纵队，也就是炮兵司令部直辖的炮兵和装甲兵已经发展到8个炮兵团、1个战车团和1个工兵团。整个东野拥有2370门各型火炮。在辽沈战役序幕的义县攻坚战中，东野炮纵派出3个炮兵团，与3纵炮兵团一起支援步兵作战，而国民党守军1万余人，仅配有8门山炮。为了赶上步兵，炮兵在从火车卸下炮械后，连夜行军，部分营、连一天前进65公里。而且在这次战斗中，我军炮兵第三次演练了用火炮对敌方固守城墙进行破坏射击，以打开突破口的战术。但同时炮纵司令员朱瑞为了调查炮兵射击效果，在战斗后进城勘察，不幸触雷牺牲。

在决定战局的塔山阻击战中，虽然国民党方面占有海空优势，但东野炮兵实力却不弱于地面的国民党军。我军的4纵炮兵团、冀热察辽军区炮兵旅一部以及东野炮纵配备大口径炮和高射机关炮，仅4纵炮团就下辖6个连，装备野榴炮15门，高射机关炮5门。在塔山方向，我军炮兵实现“三线两群”配置，团属火炮为第一线，师属火炮为二线，纵队掌握的重炮放在第三线。为了加强联系，第三线的重炮分为东西两炮群，支援塔山至白台山一线的第一炮群拥有野榴炮12门，高射炮5门，支援塔山以东至海滨一线的第二炮群拥有野榴炮14门，75毫米高炮4门。在10月10日我军准备夺回意外丢失的打渔山阵地前，因为前线的炮兵观察员三人中两人重伤一人轻伤，观察所被毁，因此炮兵团团长王一平亲自带队来到步兵第34团指挥所，恰逢焦玉山团长发现敌人在自己阵地前方右侧布置了十余门山炮，于是紧急要求炮兵进行压制射击。很快我东炮群集中3门90式野炮，7门38式野炮和14门山炮对敌人目标进行10发急速射。这轮暴风骤雨般的射击，直接将国民党军的山炮营从阵地上抹去。

进攻锦州前，“东总”集中了各纵队炮兵及炮纵主力，共有各型火炮591门。此时国民党军对于东野的炮兵已经有所了解。因此配水池阵地专门在钢筋混凝土碉堡外覆盖1—2米厚的土层，伪装成土木结构。我炮兵最初使用短延时引信，结果炮弹在积土上打出大坑，实际上却没有破坏堡垒。在步兵第一次突击失败后，我炮兵紧急改变了引信装定方式，使得炮弹在打入敌人堡垒后再爆炸，终于支援步兵夺取了配水池。

与炮兵相比，东野的装甲兵规模较小，番号为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战车团。该部队前身为1945年12月1日成立的东北炮校坦克大队，至1948年6月全团拥有两个战车营，1个汽车营，兵力1000余人，技术装备为坦克30多辆，牵引车10余辆，其他汽车和装甲车40余辆。据董来福等人回忆，为了保证锦州攻坚战的胜利，我军缴获的第一辆日本97式坦克，也被部队拉出来进行修理。这辆坦克因为生产年限早，故障多，被指战员称为“老头坦克”。时任坦克团长的孙三和政委毛永鹏一起，确定全团分为三个梯队，除第三梯队留守外，其他参战的车辆和人员统一编入一营，共有中型坦克、轻型坦克和袖珍坦克15辆，汽车13辆，人员250余人。而这一时期固守锦州的很多国民党军人根本没有见过坦克，也不相信解放军能够在攻坚中展开十余辆坦克。

锦州战役中，正在配合步兵作战的东野坦克部队。东野坦克大多为缴获或修复的原日本关东军坦克，能投入作战仅为15 辆中、轻型坦克，曾编为一坦克营参加锦州战役

事实上，我军能够在辽沈战役中展开近600门火炮和15辆坦克的庞大兵力，与东野炮纵工程兵营努力是分不开的。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美械部队利用从美军那里学到的工程兵技术，多次向解放军展示了现代化工程兵是如何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多年后很多老兵对国民党军钢板铺路快速突进的行动仍然记忆犹新。东野的工兵部队是从延安炮校工兵队发展过来的，至1948年秋，东北工兵学校共培养了1500多名专业干部，为各纵队编建了一个工兵营。辽沈战役后东野组建工兵团，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工兵团。上文提到的义县攻坚战中炮纵工兵营500余人首先在大凌河清除沙障，铺设供炮兵通过的便道。为了保证载重车辆通过，工兵在水深处埋设枕木，再在其上安装钢轨，保证了各种车辆在9月30日前进入阵地。在辽西围歼战中，工兵3连紧急在锦州东北方面架设一座长度超过50米，可以通过载重车辆的木桥，最终提前一天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而国民党军的参谋们以自己的工兵实力推断解放军，反而将架桥时间多算了近一天，这就相当于工兵为我军辽西歼敌争取了近两天的时间。

最强大的后勤体系

当然，再好的技术兵器，也需要有弹药和燃料才能开上前线。在辽沈战役前，东野掌握了我军序列中最先进的后勤补给体系和军工生产体系。在冬季攻势胜利之后，东野提出要进行“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要求，东野各部队开始进行广泛的大练兵，而后勤和军工单位则开始紧张地开展“建立统一正规的后勤工作”。1948年4月东野在哈尔滨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后勤工作，克服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使后勤保障工作跟上战争胜利的步伐。具体举措是将各纵队的前勤部、后勤部和卫生部合并为纵队后勤部，并决定加强各兵站的工作机构，以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前勤部和后勤部，是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时出现的，因为原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后勤部改为东北军区后勤部（称为后方后勤部）以及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称为前方后勤部）。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发现在基层分出前勤和后勤并不能很好的实现后勤统一化正规化。据李聚奎回忆，在分散作战条件下，后勤部搞到什么就供应什么，部队开销多少就报销多少，实报实销，缺乏统一的标准，这是当时所说“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的最主要体现。

通常认为，东北解放区军工生产从1945年10月东北军区后勤部在沈阳成立军事工业部开始。这一时期军工部与辽宁省政府、沈阳市政府共同组成工业管理委员会，重点负责接收日伪军工企业。在20天内，军工部下属兵工厂的职工人数由700名暴涨至3000多人。11月，军工部被迫撤离沈阳，接收的工厂设备和人员几乎都没能带走，随后半年内，军工部三易地址，从通化到延吉，最后撤到北满。但与此同时，东北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开始广泛开展

“挖窖”和“捡洋落”运动。从1939年诺门罕战役之后，日军在东北修筑了虎头要塞等一批秘密据点，也留下了一批秘密军火库。大多由日军派兵把守，作为负隅顽抗的据点。在苏军发动“八月攻势”之前，曾派出一批88旅的中国官兵专门收集日军秘密基地的情报，苏联对日宣战后，日军的秘密基地和坚固据点很快被苏军摧毁。日军投降后，的确留下一批秘密军火库，随着东北民主联军和苏军一起解放东北，大批日伪人员被俘或投诚，几乎所有的秘密军火库地点都被我军掌握。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寻找日军遗留军火库被称为“挖窖”。而“捡洋落”实际上就是指将日伪军在败退中漫山遍野丢弃的武器弹药寻回。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东北军工部绝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此仅生产了30万枚子弹和12万颗手榴弹。

1946年8月开始，随着东北局势趋于稳定，我军的根据地建设提上日程。东北军工部在珲春、兴山、鸡西、佳木斯和哈尔滨等地先后建立了14个兵工厂，各军区后勤部纷纷建立修械所和兵工厂。从1947年10月开始，东北军工生产逐渐从粗放化向集约化专业化发展。1947年9月14日至10月7日东北工业部在哈尔滨召开军工会议，11月8日东北局做出《关于军工生产任务的决定》，确定原属各军区的兵工厂，一律划归由何长工担任部长、伍修权担任政委的军工部领导。至1948年初，东北军工部已经在解放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这一时期我军已经转入战略反攻，因此阵地战和攻坚战比例逐渐提高。东北兵工部为此生产了大量的60毫米小口径迫击炮和炮弹，据统计哈尔滨就生产2337门60毫米迫击炮和221768发炮弹。

同时这一时期解放战争中我党领导下最强大的兵工厂——大连建新公司也开始开足马力进行生产。需要指出的是大连建新公司虽然地处东北，但其直属上级是华东财委，生产的炮弹首先供给华东方面，这也体现了东北解放区的大度。1948年1月24日，大连建新公司完成全自制炮弹的试制工作，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弹体、装药、药筒、底火和引信的制造，至此解放军终于拥有了较为稳定的75毫米弹药生产能力。据统计从1947年至1950年，建新公司共生产日式三八式、九四式、全自制一二四式和美式75毫米炮弹545700枚，药筒260000个，生产弹体钢3000多吨，各种型号无烟药450多吨，有效地支援了包括东北战场的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至1948年10月前，东北根据地军事工业企业拥有5085台机器设备，人员220640人，共生产子弹824万余枚，各种炮弹近120万发，手榴弹163.5万颗，爆破筒2万余个，雷管68.7万个，无烟火药31吨，制造各种火炮1175门，修理各种枪械21771支，各种火炮619门。

大连建新公司

从纸面数据来看，1948年，东北国民党军手中掌握着已经改称兵工署第九十兵工厂的原奉天兵工厂，与解放军的自力更生相比，国民党军的兵工生产主观能动性不足，严重依赖进口原料甚至直接使用美方提供的太平洋战争剩余物资。1948年8月，兵工署外勤司专门上报了所谓主要弹药严重缺乏的情形，其中提到东北国民党军库存的60毫米迫击炮弹为8万枚，每月产量为11万枚。美军提供的8.5万枚迫击炮弹，大多数已无法使用，因此60毫米迫击炮弹供应出现问题。

除了生产方面的懈怠外，国民党军的后勤体系与解放军相比，同样是云泥之别。辽沈战役开始后，1948年9月底至10月初，国民党方面出动空军对新立屯、彰武、通辽、郑家屯等地进行了轰炸，10月1日柳河大铁桥被炸毁，东北野战军的铁路动脉被掐断。危急时刻，铁路员工和家属以及铁道纵队的指战员共同奋战，一夜之间架起了铁路便桥。5日柳河大桥再次被炸。东野后勤部要求除弹药车、运兵车和被服车外一切火车在郑家屯全部停驶。当廖耀湘兵团突然进占彰武、新立屯切断我方前线与后方铁路线后，东野后勤部在现吉林科尔沁右翼后旗经库伦、旧庙到阜新临时开辟了一条300余华里的临时公路，并组织400余峰骆驼以及大车队、驼骡队向前线运送油料和弹药。同时抢修由通辽经八仙筒、奈曼、下洼到北票的700余华里公路。据统计，在辽沈战役期间，我后勤系统前运炮弹12.9万发，各种枪弹418.7万发，手榴弹9万枚，炸药2.6万公斤，以及不计其数的粮食、油料和被装。卫勤系统收治了6.1万人次伤病员。

最懂培训的军队系

最后，我们还要提一下东野的训练体系，在冬季攻势结束后，东野主力大部位于沈阳、长春之间，两个纵队位于沈阳、锦州间，1个纵队插到唐山、昌黎附近。各部队以“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和“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修整和军政训练。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攻坚能力得到提升。

东野在1947年攻势中已经很好地开展了步兵技战术训练。林彪提出的“六大战术原则”，即“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本质上是以最简练又最直白的语言，向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基层指挥员普及组织进攻的各种军事原则。具体来看，基本是向营连级指挥员介绍如何组织进攻，“一点两面”是讲如何在进攻中部署，要讲究攻其一点，预先为敌让开逃跑的道路，诱使敌人溃逃。同时“一点两面”也并不是教条地要求必须这么布置，指挥员可以在经验丰富，对战术原则有了较深理解和认识后，自行根据敌我及环境来临机处置。“三猛”就是“猛打、猛冲、猛追”，是讲进攻和追击必须要迅猛，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避免因为指挥员举棋不定，贻误战机。为了避免指挥员过度追求速度，林彪又提出了“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和“四快一慢”，“三种情况”指敌人分别处于防御、退却和要退却不退，三种打法则是根据敌人这三种情况，结合敌人的情况和特点，提出遇敌人已经组织防御，则不打莽撞仗，要在侦察敌情后妥善组织进攻；遇到丧失防御意志，选择退却的敌人，要打莽撞仗，以大胆迅猛的攻击分割打乱敌人的组织，彻底击溃敌人的士气；对于要退却不退，处于举棋不定的敌人，一方面要大胆攻击，同时也要防止敌人使诈，因此讲究半打莽撞仗，以攻击迫使敌人退却。“四快一慢”则是具体到作战行动，提出准备要快、行动要快、扩大战果要快、追击要快，但是攻击准备，总攻开始要慢，要给自己留足准备时间。这里的慢，并不是让指挥员和部队无所事事，而是具体要求以连排为单位，组“火力组”“支援组”“爆破组”“突击组”，这四个组组成突击队。

东北野战军领导在前线指挥战斗

那么“三三制”是什么呢？是具体到班组的战斗队形和编排原则。每个班要分为三个以上战斗小组，每组3—4人，人员配置上也要依照“三三制”，战斗骨干、新兵和解放战士各占三成，作战时根据突击或后撤，小组内和小组间都要组成三角队形，互相掩护，又保队形疏开，避免猬集一处遭到敌人火力集中杀伤。

由此可见，林彪提出的“六个战术原则”，全面地介绍了连排班组在编组和作战上的各种原则，用词言简意赅，容易记忆和理解。事实上，这就是林彪写给当时我军基层大批从战斗骨干走上指挥员岗位的老兵新官的“兵法”。我军历来强调官兵一致，因此基层指挥员大多是从普通战士依靠战功赢得上下级承认，得以被拔擢为指挥员。这样的指挥员打仗时敢打敢拼，个人技战术水平扎实，战士们佩服。但美中不足是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没有接受过系统而正规的军事教育，打起仗来喜欢冲到第一线，容易不自觉的放弃指挥位置。因此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常出现当营连主官受伤无法指挥时，指挥员身边的文书和通讯员反而比一线的排长更适合临机指挥，因为文书和通讯员跟随指挥员时间长了，耳濡目染下对指挥有了一定心得，而班排长大多习惯冲在前面，大局观反而较差。根据我军基层指挥员的这些特点，林彪结合以往的经验，总结了通俗易懂的六个战术原则，要求东野逐级学习。所谓兵法，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孙子兵法》和《战争论》这种将战争和指挥上升到哲学高度，适合对战争和指挥有丰富经验的高级指挥员学习。而林彪六个战术原则，则更类似“科普读本”或者“用户指南”，言简意赅，有针对性，没有多少经验和体会的新指挥员，也能够听懂，作战时先遵照执行，积累了经验后再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这也体现了林彪打仗“算计”“精细”的特点，他历来不喜冒险，更不愿让基层指挥员用宝贵兵力去“交学费”。从这个角度上讲，当年东野说“跟着林总走，保管打胜仗”，并不是溢美之词。

“六大战术原则”是符合东野以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我军老兵为骨干，大量吸收翻身农民参军的兵员特点的。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曾一度陷入快速扩军的怪圈，例如首先打出关外的八路军是李运昌将军的冀热察军区部队。开国少将曾克林和唐凯这对好搭档带着队伍很快获得了苏军的支持，开始接收投降日军的装备，部队很快由4000人扩充到上万之众。但这些部队没有得到训练，其中大量是曾在伪军服役的老兵油子。结果在1946年的战斗中很多部队整建制投降或叛逃。

随后东北民主联军开始系统性的根据地建设，用抗战的老办法，通过积少成多的方式，在大量小规模战斗中锻炼新老结合的部队。林彪的六大战术原则，很多是从四平等几次失败中总结出来，着眼点是我军普遍教育水平有限，军事经验参差不齐。像“三三制”作为最基本的战术编组，便于刚上战场的愣头青们跟随战斗小组长首先学习如何在战场上生存下来，再依靠积累经验逐渐成为优秀的士兵。

1947 年，东北民主联军某部的练兵快报。指战员们利用这种方式随时纠正练兵中发现的缺点，发扬优点

而同时期国民党军在扩军和训练方面，继续犯着抗战时期的错误。美械部队虽然吸收东北的青年学生参军，获得了一批具有文化素养的骨干，但却无法从东北老百姓中吸收新的战斗兵员。而其他部队与抗战时期的国军一样，在征兵和训练中采用原始而野蛮的手段，结果新兵除了感受到屈辱，并没有学到战场生存需要的知识和技术。相比之下，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看似简单通俗，实际上却蕴含着“大道至简”的智慧。

同时作为一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林彪和东野其他指挥员也很善于办高大上的军校。延安炮校的主体转往东北后继续为东野培养的大批炮兵人才，这些人才是东野在搜罗和缴获美式、日式炮械后能迅速将其变为战力的根本。东北老航校等院校也成为我军多支技术兵种院校的起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北野战军的培训能力，实在不是东北的几十万国民党军所能媲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