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张艺谋他们，为什么都热衷拍这个人？_风闻

嬴政，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两千年封建集权的缔造者。

从赵国的囚徒，到秦朝的君王，他带着身世之谜登上权力巅峰；从雄踞西北的秦王政，到一统天下的始皇帝，他征伐四方中屡遭刺杀，他增设郡县时焚书坑儒。

功过怎样评定，传奇如何诉说？嬴政波澜壮阔的一生，充满着魅力与争议。

因年代久远而富有读解空间，因经历曲折而戏剧冲突十足，这么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人物，对于醉心编织历史寓言的第五代导演来说，无疑是个绝佳的拍摄题材。

周晓文的**《秦颂》，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张艺谋的《英雄》，这些第五代的“同题作文”，既塑造了形象迥异的嬴政，也反映了他们的历史观与创作特色**。

当我们将目光从当下移开，离开那些时空模糊的古装同人，回望第五代创作力爆棚的那段时期，会发现有一种“秦”的召唤，正在野心驰骋的艺术疆土上空回荡。

1996年，周晓文导演的**《秦颂》**首先登场。

姜文饰演的这个嬴政，就像个不怒自威的笑面虎。他慈祥起来如和煦春风，残暴时杀人不眨眼，天天喊着贯彻天道时不我与，总是一副霸气外露的自信模样。

为了完成秦帝国的千秋伟业，他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在战场里扫荡六合如探囊取物。可这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足以满足他的野心。他要的，除了天下还有人心。

于是，他捉来好基友高渐离，一步步地逼他就范，从职业音乐家转型大乐府令，直到成就一首秦的颂歌，为政权合法性加冕，为太平盛世喝彩。

一方面，嬴政是个地道的民谣爱好者，对养母喂奶时哼的那首小调念念不忘。背负着囚徒耻辱的他，总想听发小渐离再歌一曲，借此抚慰内心的童年创伤。

另一方面，他又是虎狼之师的统帅，群臣朝拜的万岁，音乐只是一种彰显权力的工具。为了秦颂这项政治任务，他可以葬送心爱的女儿，也可以舍弃多年友谊。

对他来说，成王败寇是历史真相，统一伟业是终极归宿，自己只是在顺应天道完成复仇。至于，六国那些被屠戮的百姓呢，不过只是历史车轮下必要的牺牲品。

相信“人性不可改变”的周晓文，选择用日常化的手法去讲述这段历史。他用现代视角去揣摩古人性格，纷纷说起“人话”的角色们，彷佛获得了穿越时空的共通人性。

无论是嬴政在朝上讨论“强奸”的法理问题，高渐离在囚车上痛骂公主殿下，还是栎阳为父王掏耳朵的天伦之乐，这些桥段中，身着古装的人物似乎与今人无异。

从冷冰冰的宫廷秘史，到活生生的奇情故事，这种演义虽说消解了历史的庄严，但对受正剧熏陶的观众来说，这种身处其中的现场感，反倒有种无厘头的荒诞。

当身旁的古人也具有现代人的思维，你眼前的大秦气象便成了一个背景。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透过咸阳的这面镜子，你似乎能看见一切。

美人计、情与欲、礼与法、政治联姻，从栎阳公主求爱不得的悲剧命运中，你似乎能看见历史长河中女性的卑微处境。

招安、威逼、利诱、毁灭，从高渐离与嬴政的这段关系中，你似乎能看见封建朝代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暧昧周旋。

《秦颂》展现的历史观中，**王朝历史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棋局，而个人只是命运的棋子，只能顺应它的发展。**即使你强大如嬴政，自恃统一乃正义使命，也会在无止尽的战争中，被童年歌谣勾起恻隐之心，为亡女与老友流几滴泪。

正由于这样的历史观，为人津津乐道的刺秦桥段，在本片里只是一个过场。史上最著名，也是最失败的刺客荆轲，在接受完裸检之后，便匆匆遭遇了命运的审判。

活在《秦颂》里的历史人物，既显得可怜可笑，又显得可亲可感。他们与命运纠缠时的人性脆弱，正是导演给予关怀的地方，也是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

只可惜，处于核心地位的嬴政，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象征，虽然显露了一些内心的人性部分，但大多数时还只是在代表权力。

两年后，《秦颂》在人物塑造上的这种缺憾，在**《荆轲刺秦王》**里得到了弥补。

戏中，李雪健扮演的嬴政，就像一个时刻处于恐惧中的孩童。披头散发，行为疯癫，总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生怕屁股底下的王位坐不牢靠。

他怕权倾朝野的吕不韦透露自己的身世之谜，他怕高喊的史官责怪自己忘了祖宗的梦想，他怕淫乱后宫的嫪毐坏了宗法的规矩，他甚至害怕自己的软弱被人察觉。

这种挥之不去的恐惧，不仅让嬴政“孤家寡人”的形象格外突出，也指引着我们去深入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某种“同情之理解”的程度。

陈凯歌的秦朝故事，用一种戏剧化的演绎，将战国时代打造成了一个历史的舞台。舞台之上，演员用高声的念白，为历史人物代言，言语交锋中便充满张力。

忍辱负重的赵女、老谋深算的吕不韦、纯情善良的盲女、内心复杂的荆轲，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使得这出戏精彩纷呈。

而站在舞台中央，被众人围绕的正是嬴政，一个手握权力又生怕丢失的君主，一个背负宗族怨恨而去一统江山的秦王。

“荆轲刺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对这个封建王朝的诞生有何影响？围绕这一核心事件，陈凯歌从知识分子的角度，重构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

故事中，这次行刺并不是太子丹策划的阴谋，而是嬴政操作的阳谋。一边，嬴政主动献祭了心爱的赵女，让她脸上黥字作为苦肉计，以决裂换取敌国信任。

另一边，赵女鼓动燕国的复仇野心，招徕江湖侠客荆轲，制定出“图穷匕见”的计策。一心完成任务的荆轲，实际只是嬴政守株待兔的目标。

这样一来，**“荆轲刺秦”便成了一次明目张胆的暗杀行动。**秦军由此成了师出有名的正义之师，急于扫灭六国的嬴政，也能够获得扩张政权的借口。

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虽有着艺术化演义，但它秉持的还是大一统的历史观。

天下统一是当时历史的必然，但六国百姓乃至嬴政本人，都是无辜的历史受害者，前者受害于连年的战争，后者受苦于宗法的压力。

不过，对于大一统的合法性，它认为并不来自胜者为王的武力征服，而是来自于各方的权力共谋，这其中既有必然的国力对比，也有偶然的人为因素。

个人无法违逆历史潮流，即使像嬴政这样的强权者，也要在某种历史规律下行事。时间来到2002年，这样的历史观，在电影**《英雄》**中有了另一种表达。

陈道明扮演的嬴政，就像是一个镇定自若的老干部，他文能分清“剑”字的18种写法，武能感受烛火摇曳里的阵阵杀气，永远端庄，永远目光如炬。

面对来访的刺客同志无名，他一边就被刺历史侃侃而谈，臧否各位侠客的武艺人品；一边又晓之以理地论说天下大势，流露出“我秦必胜”的雄心壮志。

张艺谋用符号化的手法，将人物分为侠客与帝王两派。他左手搭起“罗生门”式的叙事结构，右手泼洒起大色块的染料，演绎了一个“杀手组团刺嬴政”的故事。

其中，作为核心情节的“刺秦”，主要以脑洞与嘴炮为主。脑洞的部分主要展示了武侠对决的视觉奇观，嘴炮的部分主要是无名与秦王理念对决的辩论现场。

作为刺客代表的无名，在与前辈残剑等人的交手后，成功获得了进入实战的经验值。而作为被刺对象的秦王，则是准备了一套家国理论与剑法思想来应对。

**“剑法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是以大胸怀，包容一切。”**秦王的一番内心独白，感动了心系苍生的无名，使他最终决定“可以杀但没必要”。

《英雄》的历史观，是一种王权想象的正统表达。它将大一统的合法性，归于苍生安危与历史潮流，简言之就是“反正最后都要变成一国，为什么不能是我秦国？”。

并且，电影中作为精英挑战者的无名，在手握权力的秦王说服下，最终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选择了个人与强权的和解。相较于张艺谋之前作品的反叛色彩，这种关于权力关系的表达，这种话语权的转让，也曾经引发了他在为权力背书的争议。

“嬴政”这个形象，既象征着专制的皇权，又象征着文化上的父权。

它就像“第五代”历史寓言创作路上的一座高山，每个攀登过它的人，创作生涯都发生了剧变。

1996年，《秦颂》上映4天后被毙，后在被要求“撤片”情况下，获得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评委会大奖。导演周晓文回忆，禁映理由是：“用秦始皇编故事合适吗？”

1998年，《荆轲刺秦王》在人民大会堂首映后批评不断，次年重映时也在票房与口碑上均告失败。这部被人称作陈凯歌最被低估的作品，如今已经很少被提及。

2002年，《英雄》开启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一大批良莠不齐的古装武侠涌入市场。票房成绩与价值观争议，从此成为了人们谈论张艺谋电影的两大话题。

日常化的荒诞演义，戏剧化的历史重构，符号化的商业挪用，第五代用他们的艺术探索，证明了秦王嬴政的三种拍法，为国产历史题材电影立下了标杆。

正所谓，历史需要反思但不必束之高阁，艺术需要尝试而不是众口一辞。

**“改编不是乱编，戏说不是胡说。”**这种复读机的存在，只是为了把持话语权。拍摄历史题材作品，往小里说可以繁荣文艺，往大里说，哈哈，还是别往大里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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