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视角下的10万年薪迷思_风闻

这次从一则新闻说起。

几乎所有的评论，无论是微博还是知乎，都一边倒地认为要用10万年薪招聘一个驻地的科研人才简直就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无赖行为，且不论究竟企业中的相应职位的年薪究竟高了几倍，单就是这种卖情怀的宣传模式就已经不再有人买账。无怪乎前几日张小平离职他就的事件引起的是普遍的同情而不是道义上的讨伐。大部分人都明白这个时代的知识人才再不是“臭老九”，知识能够产生价值，并且值得付费。笔者当然对此感到欣慰，可是笔者由此所产生的联想却有些不同。

把时间拨回明初，朱元璋想象中的大明，是一个静态的农业帝国，因此财政收支应有定额，官员的俸禄也低的令人惊讶[1]。满人延续了这个政策，因此明清的官员若是单凭纸面上的工资，不仅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更遑论应付地方上形形色色的开支。财政制度上的僵化所造成的问题到康熙末年已经成为无法忽视的问题，一方面官员不得不依赖“火耗”，即非正式的附加税来满足自己和地方上的需求，另一方面地方上的亏空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雍正皇帝下决心扭转这一局面，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财政体系合理化改革：耗羡归公。所有的非正式附加税被集中起来用以支付官员的“养廉银”和应付地方支出，这一调整有力地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财政大权的掌控，也澄清吏治。但是曾小萍的研究却指出，雍正的改革中的若干原则在乾隆时代就被破坏，火耗调拨他省和严格的核销事实上限制了官员在使用火耗上本来应有的灵活性，再加上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管理成本增加，官员的养廉银再次被用以填补公共支出的漏洞。合理的财政体系迅速衰败，无法扩张的财政基础只会引发地方和中央之间对于有限资源的争夺[2]。

笔者举这个例子的用意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必然面临着行政成本和财政收入之间的矛盾，规模越大的帝国越是如此。依靠农业收入作为税基的明清帝国难以在财政收入上扩张，因此不得不从诸多的社会管理职能中撤退，交由民间组织负责。这一点在晚清财政困窘之时愈发显著。罗威廉对汉口的地区研究就表明，汉口中的诸多市政和福利机构在太平天国之后基本上改由民间力量主导，无论是防洪、港口建设，甚至是城墙的修建都是地方士绅而非政府力量主导[3]。

显然这种退却和现代化议程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即是是最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也承认国家在经济事务中至少也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更何况是一个寻求快速近代化的国家。晚清的现代化议程，无论是海军还是工厂，无不需要巨额资金。现代化的要求改变了人们对于政府职能的期许，这就使得政府全盘管控社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并在1949年之后得以实现。可纵使政府掌控了一切资源，也或多或少受益于工业化带来的税收增长，但是行政成本问题依然困扰着这个体量巨大的国家。这里我想引用米塞斯的理论，尽管他是个无可救药的自由市场支持者，但是他的一些观察还是颇有见地，他认为官僚管理的原则无法采用经济核算的方式进行管理，如果不想搞垮整个预算，就必须对行政成本加以严格的限制[4]。那么开头新闻的矛盾之处就显现出来了，一方面，现代化议程改变了人民对政府的期待，从支持科研到社会福利无不仰赖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无法利用经济核算和市场原则进行管理的官僚机构不得不采用严格而难以通融的规章来限制极易膨胀的公共支出。于是企图以10万年薪来招聘一个花费数百万培养出来的科研人才，也就成为符合官僚逻辑的选择。金钱不够，情怀来凑。只是因为有自由市场的参照，这种模式越来越难以使人信服。

    笔者并没有替代性的高见，只是陈述对于出现这种现象原因的理解。私有化的科研不见得能够做的比国家管控下的更好，但也不必仰赖官僚鼻息。但多花一点钱在科研人员身上，总比扔给一些留学生要划算吧。

[1]明代官俸见 《大明会典》卷39。

[2]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