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摇简史：生活太苦,不如跳舞_风闻

电影《沙漠妖姬》剧照

**导语：**当Disco演化成社会摇，它早已磨去了棱角。今天，无论是夜店里的城市白领，还是广场舞阿姨，还是乡镇青年，他们的摇摆不再是为了呼吸自由的空气，不再是为了探寻自我的存在，不再是为了表达不满，也不再是为寻求彼此的连接，而只是一群人孤独的自high。

社会摇：时尚即怀旧

只要点开快手的“社会摇”页面，就能看到拜佛摇、开学摇、青蛙摇、电梯摇……等各种“摇法”。在每个十几秒的小视频里，精瘦精瘦的年轻人们留着锅盖头，穿着黑色T恤、紧身裤和豆豆鞋，用双手带动腿部、腰部、胯部有节奏的摇摆，再配合上强烈的甩头，营造出一种魔性的土味审美，获得不低的点击量。

社会摇那摇曳的舞步、强烈的表现欲、溢出屏幕的荷尔蒙，也许会让中年人联想起曾在这片土地上风靡一时的另一样东西——Disco，联想起油头、蛤蟆镜、喇叭裤，以及那些在迪厅和广场度过的晚上。

70至80年代重要迪斯科演唱组合Boney M

实际上，作为社会摇的前身，Disco早在上个世纪就开始流行了。无论是二战后的美国，还是开放初期的中国，蹦迪都曾是青年人反叛社会、彰显自我的重要途径。在那些压抑又放肆，封闭又开放的年代，Disco文化总是与个性觉醒互为表里，象征着年轻肉体里涌动的热血，始终带着变革的精神内核。

现在，这股风潮似乎又回来了？

Disco诞生史：生活太丧，不如跳舞

从诞生之日起，平等和多元化在Disco的发展中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舞蹈形式门槛极低，在强烈的节奏中，舞者可以即兴地摇晃自己的身体，无拘无束。

Disco最早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由灵乐（soul）、放克（Funk）和拉丁乐（Latin music）融合而成。这种混杂的音乐形式后来流传到法国，被冠以一个法语名字：Discotheque（夜店），随后被简化成了Disco。

70年代，Disco返销美国，但刚开始，它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只是在边缘群体中流行。在Disco默默无闻的岁月里，那些受社会排斥的黑人、西班牙裔和工人最先在自由的舞步、五彩的服饰里找到了共同语言。

此外，很多同性恋者也被吸引进来，他们成为塑造和推动Disco文化的重要人群。当时的迪斯科舞厅通常位于市中心，大多都是由旧仓库、歇业的餐馆等建筑改建，虽然看上去都很低俗肮脏，却非常隐秘，这为同性恋者的安全提供了保障。在那里，他们可以暂时做回自己，用世俗不容的方式同别人相处。

LGBT群体在舞厅进行Voguing大赛  美剧《POSE姿态》剧照

到1973年，Disco开始在美国真正地普及开来，吸引了很多白人、异性恋以及中产阶级，甚至成了国际广播电台的必播曲类。

Disco在这一时期的迅速传播并不令人意外。当时，在60年代兴起的黑人min权运动已经步入尾声，而1975年结束的越战更是耗尽了人们的政治热情。与此同时，美国在黄金时代繁荣的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失业、通货膨胀和犯罪率飙升。苦闷、迷茫的青年们逐渐在音乐简单激烈、舞姿自由解放的Disco中得到了释放。它像一剂麻药，为战后的青年提供了可以逃避现实和释放情绪的自由之所。可以说，Disco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音乐风格，更蕴含着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情绪。

不幸的是，Disco舞厅的命运非常短暂。随着迪斯科唱片市场开始饱和，Disco也日益与同性恋、黑人及其拉丁等基本元素脱节。70年代末，迪斯科市场崩塌，反Disco运动在美国高涨。

一些评论家想起了迪斯科与同性恋黑人的渊源。“迪斯科让人恶心（Disco Sucks）”的口号出现在T恤、汽车保险杠贴纸、纽扣等地方，“suck”不仅暗指“恶心”，更是直指“ 某种X行为”，是对同性恋的厌恶和诋毁。

图片来源：chicagoreader.com

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一个极端保守主义的时代开始了，反Disco运动更是获得了官方支持。原始意味的Disco舞厅就此开始衰落，商业化的豪华俱乐部渐渐取代了它们的位置。

舞厅的灯光里，藏着改革初期的中国

与美国的Disco狂热诞生于政治激情消退的岁月不同，中国的Disco风潮涌现于突然开放的年代。这种节奏强烈的音乐舞蹈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呐喊的空间。

1979年10月，建国30周年，在RM大会堂举办的国庆联欢晚会上，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等圆舞曲——在消失20年多年后，西式交谊舞又在中国的舞台上出现了。而民间，一些时髦的年轻人已经嗅到了肢体解放的味道。公园里开始有年轻人播放着表现个人化情感的音乐，一起摇摆。

风从西方吹来，一阵又一阵。几乎在交谊舞解禁的同一时期，Disco随着译制电影的引入悄然流行。80年代初的圆明园，摄影师李晓斌拍下了一群跳舞的青年，头戴蛤蟆镜，脚蹬懒汉鞋。板砖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他回忆，在当时，围观者远多于参与者，他们心情都比较复杂，看得很过瘾，又有些犯怯。

Disco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并且在日常化与群众化的过程中，逐渐起到了整合各种社会空间和各个社会群体的作用。Disco舞者之中既有以北岛、芒克、何平等为主体的城市文化精英，也涵盖追求潮流的县城工人。他们跳舞的场地遍布大街小巷，除了公园、广场等户外场所，还出现了一些室内的营业性舞厅。

电影《青红》中的地下Disco舞会

可好景不长，民间舞会潜行了一年多，到了1980年6月，gong’an部 和wenhua部联合发布“禁舞令，时风陡转。上面写道：“这类舞会，舞姿伤风败俗，舞场秩序混乱，打架斗殴、猥亵侮辱妇女、偷窃财物的事件时有发生。”

“禁舞令”颁布后，许多上层人士不得不在家中举办隐秘的舞会。尽管转入“地下”，Disco依然受到严密的监视，举办家庭舞会有时甚至面临被抓捕判刑的风险。西安中年妇女马燕秦就曾因举办地下舞会被判死刑，该案件还牵涉参加舞会的300余人，轰动全国。

直到1984年，wenhua部与gong’an部 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语气松动，改禁为限。1987年，gong’an部 、国家工s局再次联合发布《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Disco舞会正式获得官方合法性。

Disco的社会普及，是一场拉锯战。文化学者徐敏写道，“一旦舞会深入日常生活，它就能调动起各种社会力量，与政治意识形态形成持续的对抗与协调。”通过这种协调，以民众日常生活为基础的Disco，艰难而又执着地拓展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两个原本看不惯Disco的老干部自己也跳了起来 

图片来源：津门网 潘科/摄

解禁后的八十年代中后期，Disco成为全民的风尚标。那几年，“迪斯科女王”张蔷的专辑销量一度超过了抒情歌手邓丽君。

Disco文化的爆发伴随着更为普遍的个体觉醒。这种自由的舞蹈，不仅不需要舞伴，动作程式与规范的要求也更少。它能给个体带来一种单纯的身体快感，似乎只为自己而跳，这与此前政治化的人际关系及其身体行为完全不同。在强劲的重音，轰鸣的bass里，“手拉手、肩并肩”的“我们”变成了梳油头、穿牛仔裤的“我”。通过Disco，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在舞会上被公开地建构了起来。

微妙的是，在Disco流行的过程里，集体主义文化，既是青年们反抗的对象，也构成了他们抗争的基础。

这种基础既是物质的：最初的Disco舞厅大多由文化宫、工人俱乐部以及一些大专院校改建，这些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公共空间为Disco舞者们提供了最初的聚集场所。

也是文化的：这群生长于80年代的舞者，一方面在西化的风气中试图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经历深深烙印在他们心里。他们聚集在广场上跳舞的方式，又像极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活动。

所以当Disco——这种个体化的舞蹈形式——与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相碰撞，不仅没有在舞者心中构建出原子化的孤独感，反而由于它使得各行各业的人在同样的公共空间跳一样的舞步，因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凝聚作用，一种集体的欣快。

市场化下的Disco：时尚的外壳，消费的内里

好景不长，随着市场化改革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Disco逐渐从精神风潮转变为消费行为。一种自由、开放、带着金钱味道的风气弥漫开来，迅速占领了整个90年代。

90年代初，中国政府不断扩大市场自由度，分化政府的部分职能，进行国有化改革，引入外资，为市场腾出更多的空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由必需品消费时代过渡为耐用品消费时代，人们在吃穿用度之外留有闲钱，可以用来购置冰箱、彩电等耐用家电，或者进行娱乐消费。

作为文化消费的先导者，Disco舞厅大受欢迎，霓虹灯闪烁在街头巷尾。他们大多由新型的民营与外资主导，商业力量在其流行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上海为例，到1996年，当地至少成立了10家能容纳600人以上的 “迪斯科广场”，都位于市中心。这些高档舞厅有着梦境一般的灯光布置，有专业DJ调节舞场气氛，还设置了包厢，提供酒水供应。此外，还有100家小一些的迪斯科舞厅分布于各城区，门票在4-30元之间。

90年代初的深圳迪斯科厅。

图片来源：网络

小迪厅的常客大多是些学业荒疏的青年，在饭店、旅馆等新兴行业打零工，或者干脆在家待业，几乎没有人在国营企业中有固定的职业。

在无序的市场经济下，跳舞寄托了这些社会青年对资本主义成功生活的向往，舞厅成为一个实现个人自我想象和自我价值感的重要场所。在这里，他们只要通过舞姿就可以出类拔萃。并且，随时可能天降好运——遇见一个有钱的情人，建立商业关系，或者是出名。

随着磁带、唱片的大量发行，以及大批商业舞厅的开业，人们不必再跑到广场上风吹日晒地跳舞，而是可以钻进灯光闪烁的室内。但这种转变也几乎掏空了早期Disco的精神内核——人们可以借助蹦迪宣泄心中的压抑，但更进一步的表达任务，却是它无法承担的。

当一些青年沉溺于舒适的麻木、空洞的幻想中，另一些青年则率先意识到了幻想的空洞、感受到社会与政治的不公，他们对自由的憧憬最终转化成愤怒与反抗。摇滚，这种蕴含着颠覆与抵抗意味的音乐形式代替Disco，主导了中国的先锋音乐。

Disco的没落似乎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一代中国Disco女王张蔷说，她1987年出国发展，而等到1996年回国的时候，时尚青年已经流行听崔健的摇滚乐了。

今天的社会摇：徒有虚表

在“社会摇”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之前，Disco似乎已沉寂了太久。然而多数人又都听过这个词，因为它长期默默流行于老年人群体，成为广场舞的必选曲目。每当年青人谈起Disco，都无不带有几分揶揄。

事实上，Disco从来就没有沉寂，只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断裂、人群的分化，Disco也分化成几种不同的形式，隐入地下。它不仅是老年广场舞的必选曲目，也同时流行于中上层和底层的青年之中。

21世纪的蹦迪酒吧。

图片来源：虎嗅网

在一二线城市的夜店里，和那些所谓的“闹吧”里，大城市的青年随着DJ的打碟和动感的音乐摇摆、跳跃，喝着动辄破百元的鸡尾酒。这些酒吧一般被整合在大型商业购物中心里，位于城市的中心地段。

在十八线城市或是乡镇、农村，Disco转化成社会摇之后，也仍旧被青年人所喜爱。他们早已深深意识到向上流动的无望，也不再做一夜暴富的美梦，而一头扎入舞蹈中，寻求感官上的刺激。他们在大街小巷录制这种集体舞，并传上快手、美拍等短视频平台，获得点击率和收入。只是由于经济分层带来的品味分化，多数城市中产们早已看不上这种染上了乡土味道的舞蹈形式。

常以乡镇县城场景为背景的土味disco——社会摇。

图片来源：网络

可能恰恰由于迪斯科的简单，它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对于城市的加班狗来说，下班后去夜店摇摆是一种彻底放松神经的方式；对于乡镇青年来说，这种门槛极低的舞蹈也是经久不衰的；对中老年人来说，简单易学又能锻炼身体，还能顺便在舞蹈中缅怀自己的青春回忆。

然而，与刚传入中国时相比，Disco早已磨去了棱角。今天无论是夜店里的城市白领，还是广场舞阿姨，还是乡镇青年，他们的迪斯科不再是急切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不再是渴望探寻自我的存在，不再是表达不满，也不再是联结彼此的纽带。甚至，他们也渐渐不再像90年代那样，对于新自由主义式的成功有所期待，而仅仅只是一群人颓丧而孤独的狂欢，他们试图抓住转瞬即逝的欢愉，让自己暂时释放，以便第二天再有勇气面对狼藉的生活和疲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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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子衿 山谷

美编：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