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毛泽东—新中国文化的阴阳之道_风闻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鲁迅与毛泽东构成色调互异而又互补的底色。中国悠久的史学精神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它的现代传人。从思维形态上看，鲁迅杂文的实践是先秦诸子散文的继承。他们都扎根于喧嚣的现实生活、世俗生活，与其说是用逻辑、用抽象概念，不如说是撷取贴近具体生活的世态百象，栩栩如生的形象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来进行中国式的说理。

       毛泽东则在它的政论文、社会调查等文本中中展示了另一面貌，那是对分析性思维的引入（“一分为二”就是对这种思维最为简洁通俗的表达），是明晰的剖析，是周密精确的阐述。毛泽东在《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就极力强调要做到心中有“数”。在《反对党八股》解释说，所谓写文章是为了解决问题，也就是引入“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带上了抽象思辨的色彩。因此在毛泽东的写作中，已经渗透着哲学式的思维方式。

        在精神修养这个德性培育的领域，中国历来存在自我反省的传统，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这个传统发展到理学达到了极致。这是对人性的省察，表现为对人性消极面的遏制。鲁迅"国民性“批判，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他说”我总是严于剖己的“。我们可以说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化的阴面。他好比是秋夜的月亮，寒冷地洞悉了我们人性的消极面，否定它，遏制它，使我们有所不为。他促使我们以冷峻的态度审视自己。在忙里偷闲之中沉静下来，用鲁迅式的手术刀，辨别我们人性中的诸多因素，何为善，何为恶。

      但这还不够。因为批判本身只是否定性的力量，它只是使人停留在反思的阶段，使人有所不为，却不能让人行动起来，因此它的效果是消极性的。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侧重在”灭“，而不是”兴“，这就导致理学陷于省察和静思默想之中，欠缺能动性、主动性的行动力。人性也是矛盾的复合体，存在内在诸因素的，不可消灭的永恒对立，它随着人类的历史实践，出于不断流变之中，对立面会发生彼此的转化。如果充分挖掘人性的积极面，就仿佛点燃了火焰，在火的熊熊燃烧中，人性的消极面自然会退居一隅，从而带来行动的力量。毛泽东是现代中国文化的阳面，是夏日的太阳，给我们温暖，给我们信心。他的文化热烈地照亮了我们人性的积极面，肯定它，推动它，使我们有所为。并让我们以宽厚、热爱之情对待他人。这种文化不仅”灭“。还要”兴“，具有一种肯定性的力量，这是对理学的突破。因此，我们还需要针对一切艰难险阻的毛泽东式的斗争哲学，冲破人性弱点的阻力，高扬人性的积极面，使我们奋发有为，让我们知而能行。

      理学在思想史上，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发生衰退的历史阶段，追求”静思“、追求一个纤尘不染的”理“的世界，是有针对性的。这防止了民族因失去行动力，而自暴自弃，最大限度保守了民族的元气。不是理学扼杀了民族生机，相反是因为民族失去了生机，而作出了理学这样因势利导的反应。但随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命力的苏醒，向着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的奋进，我们就需要走出理学的守成性，保守性的框架。沉浸于纤尘不染的”理“的世界，虽然舒适，感觉良好，却难以适应一个广阔、复杂、高速运动变化的世界。一湾清浅的水虽然冰清玉洁，却不像泥沙俱下的长江大河能培育丰满的生命，载动航船。鲁迅首先敏锐抓住了这一点。他在为《解放的普罗米修斯》、《毁灭》写的序中，阐明了由静思，转向行动，转向实践的必要性。他嘲笑了知识分子的清高无力，苦苦思考了在实践的矛盾中，”行动“的哲学，力图把文化与生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契合了中华民族静极思动、积极有为、创造历史的内在需要。而以毛泽东为象征的中国革命更要以勇敢自豪的行动创造出了高贵的人类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