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三捷之青化砭伏击战（六）——任弼时为什么要准备一条船？_风闻

六、青化砭战斗的影响及意义

青化砭战斗规模不大，歼敌2900余人对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也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此战除补充了西野部队（主要是教导旅）延安保卫战的消耗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交战双方心理上的影响。

胡宗南长年参与“剿共”和防共，是国民党军中对中共作战富有经验的高级将领。1936年冬山城堡之役，胡宗南部轻躁急进就曾为彭德怀所指挥的红军所挫，孰料十年之后，覆辙重蹈，痛定思痛，狂妄之心遽收，畏惧之念渐起。当然，胡宗南不肯也不敢从战略指导失误的角度去总结，而是将三十一旅失利的原因归之于：“一因兵力之单薄，再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未】（按：疑为衍字）用川道，致遭匪伏击不能应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1]胡宗南手下原1师的“老人”也就势对只有黄马褂（黄埔军校毕业）而非1师出身的李纪云踩上一脚，说是“李纪云没有作战经验，凭牌子当官，现在牌子吃不开了”云云。[2]鉴于上述“经验”，胡宗南改用所谓“方形战术”，将主力集中在一起，以免分散被歼，遂开“武装大游行”之滥觞。

对于中共而言，此前虽然已经决定西野主力就地和胡宗南部周旋，钳制胡军不使东调，但从双方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出发，对陕北局势的设想是“主要靠陈谢丛外线解围”。[3]此战之后，信心大增，彭德怀甚至乐观地提出“力争停止敌人于蟠龙、永坪、延川线以南”，并要求“陈谢纵队应开始向同蒲路南段进攻”，以为战略上的配合。[4]毛泽东则认为“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5]虽单靠西野独力支撑陕北战局的决心尚未真正形成，但较半个月之前的看法已经有了转变。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青化砭之战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定下决心：将中共中央留在陕北。

此前，中共中央并未决心留在陕北。任弼时在25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保障中央机关的安全问题的指示中，称中央和军委机关除留极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均移至晋西北。[6]当日晚，由任弼时起草，刘、朱、周、任联名致电在任家山的毛泽东，[7]判断：敌似决心继续“扫荡”陕甘宁及晋西北，南面敌大部集中，以延安为枢纽，向东向北行动时正面恐难找到歼灭的机会，因而“要准备敌人进到永坪、延川甚至瓦窑堡、绥德”，“我们可能月底或下月初即须东进”。[8]可见书记处多数成员主张过黄河，将中央迁至晋西北。

接任弼时电报后，毛泽东当夜由任家山赶到王家坪，[9]力排众议，提出：“我不能走，中央最好也不走”。[10]经过26日一天的商议，终于定下了决心。3月2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知“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11]同日，毛泽东亦致电贺龙、李井泉，对任弼时25日电的观点作了修正，认为“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用以支持其观点的即是青化砭之战的完胜。同时，亦告知贺、李：“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12]

当然，其他书记处成员恐怕未必都有毛泽东那样的自信。任弼时26日电令王震，秘密从延水关挑选一只较大较好的船，拽到辛关渡，交赵立仁支配。[13]这大概就是备不时之需的。

28日夜，毛、刘、朱、任等率中央机关转移至绥德以南石嘴驿附近的枣林沟，周恩来则赴晋西北负责布置中央直属人员转移的具体事务。[14]

3月29日至30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决定以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陕北主持中央工作（亦称中央前敌委员会）。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留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按军事编制，成立了中央支队（代号“三支队”，后改为“九支队”和“亚洲部”等），由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为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下属四个大队：一大队为直属队，军委一局由童陆生（后张明、张清化）负责的作战组编入一大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作战指挥业务工作；二大队由军委二局派出的人员组成（戴镜元负责，后胡备文），担负技术侦察工作；三大队由军委三局的人员组成（黎东汉负责，后崔伦），担负通信联络保障任务；四大队为新华社。[15]

由此，进入了“转战陕北”的历程。（续完）

[7] 毛泽东3月25日夜由高家崄到达王家坪附近之任家山，此时尚未与书记处多数成员见面。参见郭洛夫：“党中央转战陕北几个史实的考证”，《党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74页。

[13]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540页。辛关渡在清涧东南，无定河与黄河交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