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如其来的年轻人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这个时代带给年轻人的，既是前所未有的咸鱼翻身机会，又是一张随时可能被淘汰的牌桌。

**文 |**王先 仉泽翔 周路平 严冬雪

编辑  | 王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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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工作日晚上7点半，我和戴为约在北京CBD地区附近一个地铁站见面，这是他从公司回家途经的中间地段。每隔两三分钟，就有一条自北向南贯穿这个城市的铁轨从地下呼啸而过，两个端点，连接着戴为世俗意义上的角色，一端儿是北五环某互联网公司写字楼里的运营主管，一端儿是南四环外城中村出租屋里的租客。

戴为头顶有两块小小斑秃，还没有肉眼可见的谢顶那样夸张。听说我要找他聊年轻人脱发，他觉得自己不算典型，“我不年轻啦，30出头了”，“我还好，我好多同学都脱发，有的真都快秃了。”

2015年，戴为加班熬了几个通宵后，不经意间捋了下自己头顶，发现头发一摸掉一把。他感到错愕，没想到刚刚30岁的自己，居然也成了网上说的“脱发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可是家族又并没有脱发史，他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慌。

之后，他到网上搜索了各种关于脱发的知识，知道有一种脱发很难解决，那就是遗传性的雄激素脱发，他庆幸自己的基因好，不是这种体质，否则画面估计更不堪设想。

关于头发的内容，从此变成了他的关注话题之一。

在中国，跟戴为一样在脱发的年轻人，多得超过了外界想象。大概历史上也没有哪个时期，脱发成为年轻人频繁谈论的话题，像是一种时代症候。

以贵著称的戴森，今年秋天在纽约推出一款自动卷发棒Airwrap，售价高达500美元。新卷发棒在中国同样刷屏，但网友调侃最多的却是“我缺的不是钱，而是头发”，“我需要的不是卷发棒，而是生发棒”这样的话题。

数据显示，这一代人的秃顶，的确比以往更早到来。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公布的一份“脱发人群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脱发人群约为2.5亿，其中男性脱发人数1.6亿，以20到40岁之间为主，30岁左右发展最快，比上一代人脱发年龄提前了整整20年。并且，脱发人群还在每年递增，甚至超过了糖尿病和高血压人群数量。

也就是说，85后甚至90后正在成为脱发大军的主力。电商平台的数据更为明显。阿里健康2017年秋天发布了《拯救脱发趣味白皮书》，购买植发、护发产品的消费者中，90后人群已占据36.1%，即将赶超占比38.5%的80后，成为拥有脱发烦恼的主力军。

在医生眼里，除了遗传占主因的雄激素脱发，压力和睡眠不足是导致现代年轻人脱发最常见的原因。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杨淑霞说，虽然没有详细的数据，但确实现在每天去其门诊看病的脱发患者大多分布在20到40岁之间，年轻人关注的脱发，除了雄激素型脱发和诸如哺乳期的休止型脱发外，更多和紧张、劳累、休息不好、营养不良有关。

年轻人脱发当然也带动了头发经济发展。根据国家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中国未来10年毛发健康产业还将以每年260%的速度增长，城市居民用于个人头部护理的消费正以每年30%的速度急速递增。相关人士也推测，2015年至2025年，将是中国生发、养发、植发市场爆发式增长的黄金10年，千亿养发蓝海市场正等待发掘。

盯上年轻人日渐稀疏的头顶的还有风险投资。2018年初，碧莲盛宣布获得华盖资本5亿元战略投资，碧莲盛正在筹备A股上市。同年9月，雍禾植发宣布获得中信产业基金的战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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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脱发人群中，程序员这个职业被划进重灾区。“你再看互联网公司的那些程序员，几个是有头发的”，关于头发，戴为经常会拿程序员举例，自我愈疗。

几年前，一张北京中关村地铁站和普通地铁站乘客对比的内涵图，一度在网上流传。直到最近一年，由还没接通地铁的北五环外西北旺后厂村，继承下被调侃的衣钵。

我和戴为走进一家粥铺，点完菜，他要了瓶啤酒，砰的一声起开，倒进玻璃杯，顺势拨了拨自己的头发指给我：“你看，还有好多白的，在之前的公司掉得更严重，压力大。”

我是5年前认识戴为的，那时他还完全没有什么所谓头发和亚健康的问题，现在迥然已是中医脱发专家。

他告诉我肺是“主管发肤”的器官。“中医上讲，一般情况下，你要是这边开始谢顶了”，说着拢了拢额头两端，“说明你这个人性格容易暴怒。肝主筋，肾主骨，肺主发肤，为什么吸烟的人皮肤都不好，有影响。”戴为一直没能戒烟。

“你想，压力大，内分泌就容易紊乱，皮肤油脂散发多了，我原来一天不洗澡头发就油油的，头脂一多，就开始掉头发。”戴为说。

戴为自认是职场上的“佛系”年轻人，自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来北京，前几年一直在互联网公司做一线运营，他说自己不适合做管理岗位，最多做到运营总监，“然后就会卡在这儿”。

但如果继续选择走专业这条路，往后精力上又肯定拼不过20多岁的新人。

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年轻人。

戴为很清楚，在北上广深这类一线城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以按部就班的职场路径发展下去，想靠工资置业甚至实现财务自由是不可能的。没法置业，便没法安家，更没法解决未来孩子上学问题。所以，他需要在30岁左右的年纪，尽量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快速积累财富，“更需要开辟第二条路”。

说着，戴为望了一眼窗外。这家粥铺和繁忙的地铁站隔着一道十字路口，白天隐没在周围大厦的投影里，招牌在夜晚才显得格外透亮。不远处，国贸三期、央视大厦、财富中心等百米高的建筑毗邻相对，构成北京“上东区”的城市天际线，施工6年但依然在建的中国尊，高到了528米，比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出一截，仅次于阿联酋的迪拜塔。在串起这片建筑群的马路上，如果是在过了晚高峰的深夜，偶尔还能听到威风凛凛的跑车马达声。

一边是财务自由的人生标杆，一边是社会上不断传播的年纪焦虑。身边也不乏去了纳市敲钟的“85后”创业者，炒币大赚第一桶金的“90后”财富新贵。身处其中，戴为完全不理会“成功人士”与“失败人生”的参考标准不可能，这些声音交织充斥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像新流行并且看起来还将继续流行下去的时代新型病毒。

焦虑由眼睛耳朵传进大脑心脏，填充得多了，戴为莫名感到堵得慌。

投资，是戴为给自己开出的人生药方。只不过仍在临床阶段。2015年，戴为开始押注外汇，居然真的在市场赚到了60万元，“1：200的杠杆，一天就赚了20万”，这让他高兴了好一阵。

60万元，对于戴为来说，是一笔不大不小的收入，谈不上财务自由，但是至少可以缓一口气。

压力没那么大了，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换了一份新工作。新公司给的薪水只有原来一半，但相对节奏较慢。最初的几个月，他觉得状态开始渐渐恢复正常，早上头发也不再一把一把的掉了。

没想到才过了三四个月，戴为连本带息跌进去150万，这里面有父母的钱，有自己这些年的几乎全部积蓄，整个人的精神一下就垮掉了。

戴为感觉这个世界难以把握。

前一分钟还是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转瞬间就有可能变成以色列人曾服苦役的埃及。

戴为搬到了北京南端的城中村，房租每月只有750元。他一度不敢告诉妻子和父母，“他们每次一问我还有多少钱，我就说一百来万吧。”

那段时间，戴为的头发掉得尤其厉害，阅读了各种中医典籍后，坚信压力就是自己脱发的根源。

 “我不年轻了，都是中年人了”，他认真扶了扶眼镜，再次强调。

我告诉他，现代汉语辞典对“中年人”的定义是：年纪在40至60岁之间的人。不过我也很清楚他的潜台词，对于互联网运营这个职业，他确实不年轻了。

3

戴为的脱发是从工作三年后才开始的，何遇要早得多，提前到了大三在乐视网实习的时候。

在视频网站做剪辑工作的她，和程序员一样需要长期对着电脑，也不得不经常熬夜。今年24岁的何遇，自称有三年脱发史。她算不上秃顶，只是看着发间距明显越来越宽，她说心里也越来越慌。

别说是爱美的何遇，就是男性，也大多不能接受脱发的视觉冲击。28岁的美团产品经理秦昊，在大学毕业一年多之后开始逐渐被人问到发际线是什么情况，“一开始我还以脑门大、额头高感到自豪，后来发现不对。”过去一年，他的发际线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后急退，秦昊不得不将头发留长，刘海儿朝前努力梳起了中分。

晚上8点钟左右，他从灯火通明的望京办公室发来两张自拍照片，拍摄时间相隔不到10秒钟，分别是搂起脑门儿，和头发中分后刘海儿向两边梳起的造型，自嘲说这是“聪明的代价”，“你看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秃的最多”。

虽然表述有些夸张，但在电脑辐射与熬夜加班双重加持下，发际线高的程序员确实不少见。在南京，跳槽到华为不久的杨聪，戴上了假发。妻子用“放弃治疗”来形容他买假发的决定，杨聪的头发也成了朋友们日常编段子的重要灵感来源。

何遇曾经并没觉得长发能留到腰间是一件多么特别的事，及腰的长发已经在她头顶生长了近20年。如果脑袋可以宣示主权，那么这长发将是首当其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何遇读大三那年，由导师推荐，经过两轮面试，她进了乐视网里一个网综部门当实习生，并对接起和某韩国制作人的日常沟通工作。

对于一个初次接触职场的年轻人来说，这些一开始都是真人秀似的新鲜体验，但没过多久，疲惫感就挡不住了。“韩国人好像都不困似的”，在乐视网一年，何遇用完全“昼夜颠倒”来形容自己的作息。经常在深夜里，韩国导演还拉着她一起排练综艺节目里的游戏。

凌晨四五点钟下班成了何遇那段时间的常态。高强度工作半年后，头发脱落的速度让她感到一阵恐慌，“每天都得洗枕巾，上面全是我的头发”。那年双十一，何遇买了一打枕巾，备着换。自从发现头发掉得夸张之后，何遇把原本每月一次的头皮护理周期逐渐缩短到两周一次，美发卡一充三五千。

“每回一去，那个美容师就吓唬我，说我头发毛囊有问题，头发不扎根，（虽然）我头发啥样，我自己心里都有数，但护理还是图个心安理得。”

“掉头发吗？”，“你发根毛囊有点堵”，这套话术在理发师的嘴里，比算命先生的“印堂发黑”还管用。我常去的一家北京中关村的美容院，三千块钱的头皮护理套餐一直卖得不错。

何遇说，自己加班熬夜换来的工资，几乎都交给了美容院做头皮护理，但收效甚微。3个月前，她第一次剪了短发。

比脱发更可怕的是，何遇的体重也开始持续上涨，体重和头发的失控，让何遇的心态一起失控了。

何遇的努力也没能换来太多职场积分。她刚进入公司时，乐视还没爆发危机，贾跃亭仍是公司里的精神idol，进入门槛相对蛮高，许多年轻人以能进入乐视追求理想为荣。

她实习还不到一年，乐视就接连爆发危机，贾跃亭的形象在她心里也逐渐倒掉。失去了拼命努力的目标，觉得也没有继续留下来的理由，她选择回学校继续读研。

至于读研毕业后想做点什么，她还没有考虑，逃跑似的，只希望先在学校做个缓冲，把生活速度放慢下来。

三个月前，何遇做了一次腰椎间盘突出手术，这是她常年剪视频久坐的后遗症。

现在她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在乐视的一切仿佛十分遥远，但有时候她会突然感到莫名焦虑，何遇也说不清理由，好像心里有一个人对着空气在挥拳。

4

戴为从来不理会理发师的产品推荐，“我就知道是忽悠，主要是现在我这两边还能盖住，不在乎。”

但同样的话术对27岁的周顺起了作用。有一次，理发师用手拨了拨周顺的头发，说比较稀疏，有秃顶的风险，问他是不是经常熬夜。周顺记得自己头发应该挺多挺密的，但心里还是“有一点点被吓到了”。

做媒体作息不规律，他确实经常熬夜工作到凌晨以后，白天补觉。

“一开始我没太在意，但Tony老师说了好几次，我心里就担心了，难不成真的在这个年纪就脱发？”周顺脑子里开始出现秃头画面。理发师再进一步，拿出类似放大器的东西在他头顶一小块区域扫了扫，就着眼前的ipad实时显示屏讲解：你看这块头发多稀疏，这几个毛囊发炎了。

两次三番，周顺接受了理发师推荐的3000块钱头皮护理套餐，当场做了一次头皮清洁按摩，洗完之后又给他一指：“你看，以前堵塞的毛孔都打开了。”

他把办卡的事告诉了朋友，引来许多嘲笑，“你是不是疯了，居然有一天会这么好骗”。

“做媒体工作经常熬夜，两三点睡，内心还是会焦躁，否则不会那么轻易相信她，（被骗）还是有原因的，真担心某一天就真的跟某些程序员一样。”周顺觉得，可能心里还是有自己吓自己的成分，所以事到临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为自己这个选择后悔了小半年。

人们对脱发的恐惧，大大催生了商家的兴趣。那些脱发不算严重的人，不会为此走进医院。普通人的抗脱之路一般从洗发水起步，以头皮护理进阶。

十年前，霸王的销售额便已经超过了14亿人民币，毛利高达9亿元。这种以首乌、人参、皂角、侧柏叶、飞扬草等中草药为原材料的洗发水，受到市场的热情追捧。在成龙“duang”的一声中，防脱发的热潮火遍大江南北。要不是在2010年遭遇致癌风波，霸王的辉煌还能够延续好些日子。

紧接着，各路生姜系和无硅油洗发水在超市继续大行其道；主打“养发、生发、防脱发”的章光101，也迅速积累起10多亿固定资产，2500多家“专业生发”连锁咨询店一度在中国城市田间遍地开花。

不过，几乎市面上所有主打头发养护概念的产品，都是毁誉参半，因为至今还并没有严密的科学理论和数据做支撑，证明其起作用，甚至有时会被当作“欺骗无知群众”的代名词。

“我爸以前就去过老家那边的章光101门店，还不敢从正门进，怕被熟人撞见尴尬”，一个已经初现脱发端倪的朋友告诉我。

杨淑霞从专业角度解释说，只要能够控油，洗发水或是头皮护理对于防脱有一定作用，但是作用不大。

在美发行业做了10年的理发师蒋涛，对现在年轻人脱发现象已经见怪不怪，“尤其是那种斑秃，我们一般叫‘鬼剃头’，好多人白天上班对着电脑，晚上睡不着盯着手机，辐射对掉头发都是有影响的。”

他前些年做过代理生发产品的生意，但现在不给客人推荐了，“有忽悠人的成份在，要想不脱发，什么产品都不如睡眠，睡不好、生活没规律，头发肯定会掉，那些做科技开发的，哪有睡得着的。包括我自己头发都掉。”

而对于许多洗护产品上标注的增发、生发功能，杨淑霞则表示都是骗人，“增发是不可能的”，“市场上所谓的生发产品基本上都是忽悠人”。

和杨淑霞一样，医院里的皮肤科医生对所谓生发产品的态度，十有八九是不屑。

5

相比各种防脱用品，植发可以说是对付头顶难题的终极手段。

1987年出生的郭阳勇敢地选择了植发手术。他曾在一家门户网站工作了几年，对这份工作的记忆主要是忙，“天天加班，周六日也经常要加班。”

郭阳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发际线似乎有点高。今年才31岁，但看上去已经人到中年，每天看着镜子中的自己，郭阳用了一年时间，做了一个周围朋友们认为非常大胆决定：他去做了植发手术。

经过了一年对疼痛感和花销性价比的心理建设，去年十一黄金周，他走进了北京一个植发中心。

推子推光了头发，用水清理好，一道黑色马克笔画出拟补齐的发际线轮廓，郭阳进了手术室，他面前放着一把看起来有些老旧的按摩椅，按摩椅前面有个洞。郭阳需要做的，是躺在那里，由医师将他1500个后枕部位的毛囊组织取出，“栽种”到前额。

一位植发专家正给用户植发

郭阳有点害怕，医师说只有麻药打得会稍稍有点疼，但这种痛感在可接受范围内，一般人都能接受。医师递给他一个解压球，“没事你可以捏一捏。”

“结果他一针下去，我嚎得整幢楼都能听到。”

植发本质上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和郭阳一样，许多植发的年轻人，考虑到头发成活率、疼痛度、可能留下疤痕等等因素，经历过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的了解和犹豫。

植发技术在1997年进入中国，但直到近几年，雍和、科发源等植发机构才随着尖叫声流行起来，这种算不得常规意义的手术，和这个时代众多追求效率的事物一样，“上午去种牙，晚上啃苹果”与“上午去植发，下午就上班”的广告，纷纷挤进地铁和电梯间的广告屏，激发着人们半信半疑的想象力。

打了麻药，医生拿来一件工具，“东戳戳，西戳戳，发现我没有感觉，就开始用一个像美容仪似的东西继续戳戳戳，戳完一片之后又拿镊子把这些毛囊都拔出来，是一个一个小毛茬儿”，郭阳说，接下来由护士们把这些毛囊每50个为一组分开存放，再种进前额。

事后，他甚至有些为自己的勇气自豪，有朋友严重脱发，会动辄花费几千块买各种正规不正规的“生发产品”，反而对植发非常谨慎，担心花费担心失败。

郭阳觉得，和无穷无际的加班比起来，植发的痛苦简直算是一劳永逸。

作为一种应用显微外科手术，植发技术已经有66年历史。1952年，纽约的皮肤外科医生诺曼·奥伦特雷发现，从头皮侧面到秃顶部位的毛囊，其实能够像未移植过一样正常生长，这证明每一个毛囊都是独立的，不受其他同伴影响，所以，或许可以把身体其他部位的健康毛囊移植到脱发部位，来对抗秃顶。他在自己诊所里为人成功进行了植发手术。到1966年，全世界已经有1000多人接受了他开发的植发技术。

2011年英格兰足球前锋鲁尼走进伦敦哈利街诊所，接受第一次植发手术，引起媒体疯狂报道。植发逐渐成为脱发症患者可考虑的新治疗选择，2015年到2017年，百度关于植发相关的搜索数量增长了114%。

而根据市场调研公司Market Research Future公布过一份《全球植发市场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植发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238.8亿美元，未来五年的年复合增速将超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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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帅是我这次采访中遇到的最理性的人。早在2012年，刘帅也曾是脱发的年轻人。当时他刚刚看完一系列专题报道，发现自己额头边“进去了一块”，他指给我现在已经重新长出头发的额头区域，“当时很明显，头发变得特别细软，我上网一查，发这可能是脱发前兆，特别焦虑，然后发现掉得越来越多，头发平时都是趴着的，同事说就像戴了假发，那段时间变化特别大，实在是难以接受，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决定去医院。第一次去北京某三甲医院皮肤科求诊，担心挂不上号，刘帅特意假装提了个行李箱，说自己刚出差回来，希望加个号。“人太多了，用这种方式我才挂上。”

医生拿工具量了量发际线尺寸，给出了两种方案：抹一种叫做米诺地尔的外用药，或者服一种叫做非那雄安的药物。

这是目前经过国际医疗界认证过的唯二有效促进毛发增长的药物。吃了7个月，刘帅觉得发际线和发质都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到了一年左右，发丝也不再有那种病态细软。过了两年刘帅去复查，医生把病历拿出和从前对照，重新量过后，发际线比最初时退了大概一两毫米，“这就完全可以忽略了”，医生说这很正常。

“一个人来看脱发，我肯定先要判断是哪种类型”，杨淑霞告诉我，精神性和病理性的治疗方式不同。“比如一个人是天天熬夜睡眠不足引起的休止期脱发，就要告诉他改变生活作息，这种不用医生来治，自己慢慢就会长出来。”

她说，只要一个人科学地坚持用药，即便是比较麻烦的雄激素性脱发，“头发的量还是可以保持的”。

不过她也提到，还有相当一部分脱发的年轻人多少有些“神经质”，“看着头发很多，而且脱的量也不是很大，就是说自己每天掉很多头发”，但当医生继续追问后发现，这个人往往伴随着轻重不同的焦虑症或抑郁症，让其揪着头发的问题不放，“这可能只是焦虑症的表现之一，并不见得就一定是脱发”。

戴为说自己脱发最严重的一段时期，连身体带精神都在垮掉，体重由毕业时的150斤飙升到170斤，就在他觉得差不多到顶的时候，涨到了190，并且出现了在他以往观念里只有老年人才会出现的血脂血压血糖“三高”。那时他的生活一团糟，晨昏颠倒，甚至带来了脱离正常生活的罪恶感。“算是都市病吧，我觉得算是一种放纵，对自我的放纵。”

我问他怎么解释“放纵”，“颓废，厌倦，对什么事都觉得生无可恋，因为有巨大的压力憋着，觉得熬不出来，好像人生已经跌到一个巨大的坑里，爬不出来。”

根据尼尔森的《中国市场消费者对掉发现象的认知研究》，多数受访者认为过重压力已超越环境问题及家庭遗传，成为导致中国男性脱发的元凶。

戴为把这归结为是一种马上要步入中年的危机，“90%的人危机都是穷，剩下10%那部分是作，这就是中国年轻人和中年人的共同危机”。

我问他，你怎么定义“年轻人”这个概念，他几乎不假思索：“刚毕业的都算年轻人”，说完，大概觉得这个概括过于局限，想了两秒又补充一句：“工作不到5年，没结婚，没房贷压力，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精力饱满的，都算年轻人。”他点上一支烟，深嘬一口，烟尾亮起一抹红光，伴着自己并未意识的艳羡语调。

90年代初，当崔健弹着吉他，声嘶力竭唱起“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的时候，他大概没有想到，20多年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单单用“快”来形容变化的速度甚至已经显得过于单薄。时代的翻台率高到令人咋舌。

估计他更没想到，脱发有一天契合着这个时代，成为一种“流行病”，也成了那些为各种概念祭上时间的年轻人焦虑的表征。社会的造富地壳板块剧烈碰撞，伴随着一轮轮技术变革与行业创新，有小镇青年一战成名，也有商业巨头瞬间沉没。

毕竟这个时代带给年轻人的，既是前所未有的咸鱼翻身机会，又是一张挤挤挨挨、随时可能被淘汰的牌桌。有人昨天还仰视着舞台上的老板“为梦想窒息”，今天就被告知面临裁员的危机。一个风口上的概念从兴起到衰落，周期越来越短。一个被广泛应用的技术从发明到弃置，有时只需一年。

《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红桃皇后说，在这片森林里，“不进等于后退，停滞等于死亡。拼命奔跑，或许能保持在原地”。

（文中戴为、何遇、周顺、郭阳、刘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