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文质互变—中国道路的成功_风闻

      社会的进程和人性在历史实践中的变化表现为一文一质的辩证运动，这一对矛盾会彼此转化。文指文明，从个人的角度看就是自我修饰，修养；从社会角度看就是日渐分化，复杂的社会关系，严密的制度、法律。文明是人和社会的进步，但长期停留在特定的阶段，又会形成新的束缚，戕害原生的生命力，以至于形式大于内容，从而变得软弱无力，失去生机。质是来自自然本性的自发的生命力，质不受文的指引和改造，就停留在野蛮自发的状态，就会产生非创造性的破坏。因此，文过于质则史，质过于文则野，文质协调，则人性达到完美状态，社会发展也达到完美状态。

     自宋代以来，中华文明进入文过于质的状态，导致内在虚弱、外在无力，失去了行动的能力，社会发展由此失去生机。理学的产生，未尝不是对失去行动力而产生的焦虑的反映。因此，要恢复民族的生机，首先就要由文返质。中国革命的实践实为对这个主题的回应，社会革命是民族生命力发展的内在需要。只有社会革命才能打破沿袭千年的社会结构，使社会关系简化。破除一切条条框框，从原初状态出发，就具备了容纳一切的可能性。也只有社会革命才能使整个民族经受大风大浪的锤炼和惊心动魄的斗争，从狭隘的天地中走出来，面临一个广阔的世界，开阔它的眼界，开启它的觉悟，培育德性和智慧。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文返质的过程，从而使人性内部恢复青春的活力、释放出质朴的、强有力的生命力。这就是人的解放，同时也就是生产力的生产，因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质是人的原初生命力的自在体现。

     但中国革命也没有完全停留于”质“的状态。一套文明体系的核心在伦理教化，它挖掘人的能动性，为人提供行动的动力、实践的智慧，为处理人与人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准则，伦理教化落实在精神和组织两个层面，这是文的体现。而文又是人自觉性的体现。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发展中，没有中断自己的文化传统，无论在高级文化中还是在民间习俗中都存在丰富的伦理智慧，另一方面，自1929古田会议后，共产党明确了自身的定位，那就是他不仅是职业政治家的组织，同时也赋有对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组织的职责，也即具有伦理教化的职责。因此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文与质、自发性与自觉性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是解放和觉悟两种价值的胜利。

    日耳曼西方之所以有大发展，就是一个野蛮的，富有生气的民族与基督教这一高度成熟伦理组织体系的长期结合，正体现了文质的结合。俄罗斯质有余，而文不足，不够成熟，缺乏实践的智慧，他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