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阳 |一场精心谋划的灭国行动：“抗战老兵”的故事没一个是真的！_风闻

公知、基金会和NGO、民间博物馆、企业，再到一众媒体的这场合谋行动的动机是明确的，今天，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经处于中上层阶级，他们显然不满于现在的政治地位。长此以往，新中国的合法性就要备受质疑，而曾经被打倒的“反动派”又要被招魂。

题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欲先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他们真正在意的不是“抗战老兵”，而是通过渲染“抗战老兵”的悲情故事带来的社会人心的改变……

一、两场闹剧**：成都500人为冒牌“抗战功臣”庆生与青阳县民政局“乱哭坟头”**

“抗战老兵”一词在舆论场喧嚣多年，最近两场闹剧让这个词再度引起民众热议。

10月3日，《华西都市报》以《曾指挥击落日本“轰炸机之王”，成都抗战老兵刘景轼百岁寿辰》为题大幅面报道了，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策划的一场500余人为“成都抗战老兵”刘景轼庆生的活动。到场的有著名剧作家、“巴蜀鬼才”魏明伦等知名人士，四川省抗战研究院工作人员，刘景轼老人原工作单位成都市城管委、爱心企业，以及老人的亲人朋友。

一手捧红“抗战老兵”刘景轼的樊建川去年5月8日的一条微博提到，“刘景轼，九十九岁，抗战时任成都防空大队上校副大队长。抗战胜利，即退出军界，以教书谋生。五十年代入狱，七十年代释放。”在樊建川的其它文章中，还有“抗战胜利后，刘景轼拒绝参加内战，回乡务农。”

据樊建川叙述，1953年至1973年，刘景轼因“历史反革命罪”坐牢20年。1975年特赦（知名军事博主、以严密逻辑和详实逻辑著称的成都双石

《华西都市报》的报道称，“当年（1937年）9月，刘景轼考取中央军校（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军官队，1938年，被分配至四川省防空司令部”。而黄埔军校在成都时期，培训学员总计有第十四至第二十三期，共10期。其中第十四期：第六总队于1937年9月入校，系原成都分校招考的学员，由该校实训，1939年1月毕业。毕业与工作时间显然不符。此外，黄埔军校史稿黄埔第14期第6总队学员名册里也没有刘景轼的名字。

报道又称，“1939年，年仅21岁的刘景轼任战时四川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副队长、防空协导委员会总干事、四川省航空委员会参谋室参谋、陆军335师参谋长”。小说或影视剧里为了增加人物光环，可以肆意编造人物履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毫无背景、刚刚毕业、年仅21岁的小青年便担任如此级别的职务，你敢说《华西都市报》和樊建川不是在写小说吗？

该报道还称，“刘景轼指挥中国军队打下的这两架日本飞机中，有一架就是号称日本‘轰炸机之王’的奥田大佐驾驶的轰炸机。”同样是《华西都市报》，2015年1月10日题为《日军“轰炸大王”奥田大佐蓉城殒命》的文章报道称，“一名在日本鼎鼎有名的‘轰炸大王’奥田喜久司却在成都上空被击落”，“立此大功的中国空军第29 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为了歌颂“抗战老兵”，《华西都市报》不惜让日军“轰炸机之王”反复被炸死。

刘景轼的一系列头衔中，和空战有关的就是“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副队长”，一个观察空情的监视队，怎么就“指挥中国军队”空战起来呢？刘景轼1985年5月的回忆文章《我参加抗日防空工作和查实击落奥田大佐飞机的经历》也只是称自己只是奉上级之命，到坠机现场查明击落飞机一事。从刘自己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此人既没亲自参与作战，也没指挥之实，还隐有与空军争功之嫌。

语焉不详、张冠李戴——这是樊建川和《华西都市报》笔下的“抗战老兵”刘景轼故事的特点。刘景轼当年参加了“抗日防空工作”可能不假，但编造刘景轼的个人履历以及战功，将其树立为“抗日功臣”典型，进而再叙述刘景轼到了新中国受到“种种迫害”，樊建川和《华西都市报》安的是什么心呢？

无独有偶，日前网友在微博诘问“@池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陵阳镇谢家村所谓的‘抗战老兵’李龙泉病故，县民政局和镇政府送了花圈，大肆出殡，还曾经为他申领了《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中共池州市纪委官方网站上也封其为抗日英雄!”。

网友@jadeite1975在微博中揭露了青阳县民政局哭坟的所谓“抗战老兵”：

此人原名李佑仁（或有他名），四川隆昌人（或开县人），是原国民党川军144师431团团长李志千的马弁（勤务兵）警卫员，除了随团长督战外，没有打过日本鬼子，到是参加了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后随代理师长张昌德、团长李志千投靠日军充当汉奸、祸害乡里、残害百姓、民愤极大。安徽各级地方文史资料和政协网站、地方志、大事记都有记载。抗战胜利后，张昌德、李志千被押赴南京雨花台以汉奸罪处决，他是陪同的知情人。此后改名隐匿贵县，从他的回忆和相关介绍和报道中都有体现，他不断为汉奸张昌德李志千鸣冤叫屈，说他们是不打新四军才被处决的，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篡改历史、蒙骗世人，可见其本质。张昌德李志千为求升官不成而投敌，围剿杀害新四军有战斗详报、文史资料和历史档案为证，铁证如山，不容颠倒黑白。近年来有人打着纪念抗战先烈的名义，在厚岸皖南事变牺牲的新四军纪念碑附近，建造所谓五十军抗战烈士陵墓，实际上都是投敌的144师围剿新四军作战时被击毙的伪军，日本鬼子到过厚岸吗？在那里有和日军作战吗？反而144师确实在那里与新四军作战了，你们好好调查一下吧，不昔夸大事实篡改历史，作为政府要慎重啊！144师不是新四军的亲密战友，是杀害新四军，投靠日本鬼子的刽子手！

二、“抗战老兵”是个什么物种？

抗战——一般所指就是抗日战争；那么顾名思义，抗战老兵，就应该是指一切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对日武装斗争的人，包括国民党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敌后游击队、地下工作者、援华武装力量（比如苏联、美国、印度、加拿大等国来华助战人员）。

如果真心关注抗日战争，关注人群还可以放大，可以从抗日军队延伸到普通群众，比如儿童团的成员、以血肉之躯筑成“滇缅大道”的各族群众、参与物资运输的南洋华侨机工。

既然是关爱抗战老兵，那就应该一颗公心、实事求是、一视同仁，结果有些人包藏祸心、捏造事实、刻意关注、忽略其余。

看得多了，就会发现，见诸媒体的“抗战老兵”有着特定的含义——竟成了国民党抗战老兵的专有名词。

知名博主师伟总结了作为公知媒体专用词“抗战老兵”的几个特征：

1、国民党士兵——以此暗示“被迫害”是因为“党争”，共产党不地道；

2、抗战期间服役——这是起码的条件，否则就不是抗战老兵了。贡献如何呢？通常不大，这是国民党抗战成绩决定的；

3、中下层官兵——这样好编故事，因为上层的事迹广为人知、太难造假了；

4、解放战争期间未站在共产党一边——也就是退役或作为国军和解放军对抗。否则他们就是革命战士了，要知道一个人的身份标签来自重要的角色或较近的经历。比如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你不能因为我上过小学就说我是小学毕业生；

5、自称或暗示解放后受共产党迫害——这是重点，否则这些抗战老兵就没有利用价值。

郭松民在他的文章《“国军抗战老兵”是一个伪概念》中写道：

最近几年，媒体以及一些“国粉”志愿者，时不时的会从某个社会角落里发现一个所谓“国军抗战老兵”，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早年投身黄埔，在国军内有很好的发展，抗战爆发后转战山东、湖南，然后参加中国远征军，出生入死，战功累累，1949年后屡遭迫害，晚景凄凉，孑然一身，满身伤病，要么靠捡破烂为生，要么靠乞讨活命，他们如今别无所求，只望国家承认，标准照是颤巍巍的对着镜头行军礼。

和对狼牙山五壮士等“共军”抗战老兵的事迹百般挑剔，连他们壮烈跳崖时究竟是“溜”还是“滚”都要考证一番的“严谨”态度不同，媒体对这些国军抗战老兵的“叙述”(天晓得，也许这些说不上是可怜还是幸运的老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叙述，只是媒体或志愿者在“叙述”罢了)，采取了照单全收，完全相信的态度——尽管许多叙述有如此明显的破绽，比如屈指一算，有的老兵六岁就上了黄埔军校，有的老兵的部队番号根本就不存在。

三、犄角旮旯冒出那么多“抗战老兵”的故事，有几个经得起推敲？

关于抗战老兵的故事，为了服务于他们未可言说的目的，只能是造谣造谣再造谣，而且是毫无逻辑、毫无事实依据的低劣造假。这里，笔者搜集整理了几例媒体和公知造假“抗战老兵”的案例：

1. 上着学就四战长沙了

先来观摩一下《新京报》的这记“刀法”：

根据关于李昭东的介绍，他原名李振声，1918年10月生于河北通县(现北京市通州区)，是黄埔军校18期学员。1937年9月，李昭东在汉口响应抗日到底的号召，赴上海嘉定县入伍98师，首战即任重机枪连班长。1943年在军部搜索连任中尉排长，在军部谍报队任上尉谍报员。1944年调到青年军 202师，时任战斗防御炮连上尉连长。老人参加过长沙四次大会战，负轻重伤三次。由于屡立战功， 1945年在重庆被授予梅花奖章。日军投降后，蒋经国委派他到胡宗南新17旅任旅部上尉参谋，旅长王作栋、团长毕铁桥。最后官至少将。

黄埔18期学员？黄埔18期应该是41年四川入学，43年毕业，据网友查证，18期里面名册查无此人！

参加了四次长沙会战？历史上的长沙会战第一次是39年9月至10月，第二次是41年9月17日至10月6日，第三次是41年12月到42年1月。莫非当时的黄埔军校已经把学校搬到了抗战前线？

获得“梅花勋章”？首先《陆海空军勋赏条例》中不存在这个勋章，然后国军唯一饰有梅花的是复兴荣誉勋章，只颁发给飞行员……

2. “被枪毙外公”的各种“乱入”

“一二九抗战”？？笔者孤陋寡闻，只听说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二九运动”。

抗战爆发后回国报考“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笔者只知道有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最后的校长还是“常凯申”，可是，保定军校1912年设立，1923年就停办了！

这位公知让自己的外公经历各种历史“乱入”，你确定不是在自己阵营“钓鱼”吗？

3. 潜伏反共敌特摇身一变成了刺杀汪伪政权武汉市长的“特工”

中新网的这则报道称，现年93岁的陈世麟在60年前“曾凭独特的‘听风’本领”刺杀了敌占区的汪伪政权武汉市长。抗战胜利后，“离开部队的他一直任职于昆明蓄电池厂，为千家万户亮上电灯。”报道同时说，陈世麟自1975年起在昆明定居，至今蜗居于公厕旁边的一处小房间里。

武汉1938年10月陷于日军之手。从1939年到1945年，在此期间出任伪政权市长的仅有张仁蠡和石星川两人。张仁蠡于1951年被新中国人民政府处决，石星川则在1948年死于国民政府狱中——陈世麟与二人中任何一人的死都毫无关系。至于“听风”这神鬼妖魔本领，好吧，笔者只在电视剧《暗算》里看过。

网友@胡亦南整理转发了陈世麟的真实履历：

军统头子沈醉给开证明都未改变其待遇，曾经的经历敢不敢详细抖一抖？

4.“死无对证”——蹭历史热点事件增加关注度

除了开头笔者提到的刘景轼，樊建川整出的谣言还包括杨耀辉。

2010年12月16日，真正最后一位的“八百壮士”杨养正在重庆病逝。次年1月，在樊建川的大力发掘下，杨耀辉就自称杨根奎浮出水面，炮制了自己从“八百壮士”到国军少将副师长的传奇故事。

据称，杨耀辉1921年出生，1936年在什邡参军，被编入中央军第88师，次年8月随军赴上海参战，10月太行仓库保卫战时，任第88师524团谢晋元部1营2连上士班长，至26日时，已晋升为1排中尉排长。1941年12月，谢晋元部官兵被日军俘虏，押赴南京、安徽等地。1945年，杨耀辉脱逃并投奔第十战区。当年8月10日，他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1946年，他回到金堂县老家，不久再赴成都参军，被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录取。此后，杨在奉节遇到原88师师长、时任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得到提拔，后出任第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1949年12月，赴四川新繁就职的杨耀辉遭到124军军长吴峻人的冷遇，吴“借故未予认可”其身份。于是杨再次返乡，一直隐姓埋名至2011年，此前未联系过“八百壮士”中的其余幸存者。

以上说法可谓漏洞百出。据谢晋元之子谢继民的记述，中央军第88师1935年秋“从四川省涪陵调万县稍作休整”，即“从万县乘船沿长江东下，开赴上海附近地区”，并未在什邡招募兵员。而参与淞沪会战的两支川军部队，第20军和第43军26师，当年均驻防贵州，没有可能临时入川抓丁。抛开这些不说，据谢继民的记载，1937年10月27日谢晋元率部布防时，524团1营2连1排排长陶杏春代理1连连长，拟提拔为1排排长的1班班长蒋敬当日下午被俘牺牲，未提及1排“中尉排长”杨耀辉或杨根奎。至于杨1945年8月10日就“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稍有常识的民众都会知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当年8月15日才发生的事情。而内战末期的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也断无资格任命隶属第14兵团的124军223师副师长。至于一个毫无背景资历的川中青年，是如何15岁参军，16岁就当排长，此后再未经历过战事，在25岁重新入伍后却得到飞快提拔，并在28岁以前就火速升至国军少将副师长，还能躲过多年镇反和政治运动的，媒体更是讳莫如深。

在一众网友的考证之下，历史事实已经很清楚了：真正的杨根奎另有其人。杨根奎，1910年生，浙江人，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亲历者，已故去多年，其子至今仍在浙江务农。杨耀辉，1921年生，四川金堂人，1946年在成都军官总队学习，曾任国军排、连长，其余履历不明。

樊建川因为2011年精心炮制“最后的八百壮士杨耀辉”轰动一时，后来其人因发现造假被揭露而再次引发关注，至今没有任何回应和改变。《华西都市报》最近仍然大张旗鼓地帮着樊建川鼓吹“抗战老兵”刘景轼。

以上列举了几例造假的“抗战老兵”案例，下面再列举几条“迫害”“抗战老兵”的例子。媒体和公知口中的“抗战老兵”现实中也是有的，于是他们对这类人的炒作就集中于他们活到新中国以后被“迫害”了。至于国民党将领，大多在三年解放战争中站在了反人民立场，对人民犯了罪的，对少数极端反动分子的制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正常的。况且，对于一般的国民党战犯，在经历改造后都特赦了。

5.  “晚景凄凉”？有视频也不一定有真相

2016年，网络上流传着唐师曾先生拍摄的宁海祝仁波老兵的一段视频，大意是一位96岁高龄的抗战老兵多年来一个人凄苦地住在由厕所改建的旧房子里，受尽这人世的苦难。去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老人才有幸有了每个月1600元的生活费，但这钱无法在城市中生存，他还是无法回到出生地上海。摄影师唐师曾几度哽咽，恳请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屋外还特别应景地下着暴雨来渲染气氛。

这段视频不知道让多少人泪流满面，黯然神伤！让多少人心生愤恨，为老人打抱不平！让多少人痛骂当地政府的冷血和当地志愿者的冷血。

袁立转发自己团队唐师曾的视频说：我不难过，许是做志愿者，这样的“活化石”，看的不止一位了。我知道有最后的审判，也有一位无限者会安慰每一颗受伤的灵魂。

在这个视频被大量转发之后，真相出现了大反转！！！中国关爱抗战老兵群群主光头哥站出来辟谣说：

1、老人基本情况：祝老是上海人，户籍在上海，流落到宁波宁海。大儿子从上海宝山农行领导岗位退休，有足够经济能力赡养父亲。祝老儿子多次要求老人回上海，只是祝老未从。

2、老人居住房子：至少已经居住十几年，产权是他人，无法去修建。志愿者和宁海政府多年做老人的思想工作：住养老院，但老人的强烈愿望是住在旧房子里。

3、老人得到的关爱：近四年的时间里，志愿者对老人关怀尽职尽责。祝仁波老人生病期间，志愿者每天送饭长达半年多时间，每月还有“太阳花公益”固定五百元生活资助。

4、老人经济收入：大概每年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关爱收入不少于两三万，而非自“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后才开始有。

5、视频20秒开始出现的穿短裤、绿衣服男人就是祝老的大儿子。赡养老人也好，赡养抗战老兵也好，谁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6、这位祝老兵在解放战争期间是军统人员——这样的人能安然活到现在，已经够宽大了！

公知被自己这段视频打脸太厉害了，目前网络上基本已经销声匿迹。

6.  “高风亮节，却受到迫害”

在网络上流传着关于所谓新6军少校军官袁祥斌的电视片：

《无名的野花》（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I3OTYzNDQ0.html）

视频控诉袁祥斌建国后受到了种种“迫害”。

微民网网友对这段视频提出了质疑：

【所谓抗战老兵袁祥斌，我来说说他经历存疑的几个地方

http://www.vimiy.com/a/dazahui/247783.html

一、到底是黄埔几期？在袁的自述中，他称自己“看到了《东南日报》上刊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招新生的广告，避开敌我交火的南昌，取道临川、新余、分宜、萍乡、醴陵，绕道至长沙，接着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辗转贵州贵阳、重庆，最后到达成都。后编入第17期第二大队。”

而在电视片《无名的野花》中，称“1941年初，舅公协助黄埔军校在天台招收第十八期学员，袁祥彬和哥哥获悉后当即报名。17岁的袁祥彬穿着母亲缝制的背心和另外十几名天台少年，一路艰辛跋涉。不断绕行交战区域，时刻躲避天上的炸弹、地上的瘟疫和黑暗里的抢匪，走了两个多月，终于在11月份到达成都附近的青羊宫，被编入黄埔第18期二大队学习。”

到底是17期还是18期？无论是哪一期，都与事实矛盾。

请注意袁的自述，他称“避开敌我交火的南昌”，参阅《江西抗战大事年表》可知，南昌1939年3月27日沦陷，反攻南昌战役1939年5月结束，此后直到抗战结束，南昌附近没有发生过交火，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第二总队入学时间是1940年5月6日，请问他是如何穿越回1939年经历南昌交火的？

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八期第二总队入学时间是1941年12月25日，1941年已经打第三次长沙会战了，如果是避开敌我交火的长沙还有可能，避开沦陷2年之久的南昌实在差的太远。

二、远征军经历造假 1.新6军军部情报队的经历造假

在袁的自述中，他称自己“到印度后，我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6军军部情报队，担任区队长，军长廖耀湘。”

在电视片《无名的野花》中，又称“结束了兰姆伽基地的训练，袁祥彬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6军军部情报队，直接接受李涛领导的参谋处指挥。”

两处都称袁是在新6军军部情报队，且受李涛领导的参谋处指挥，此处犯了常识错误。

李涛字涤吾，湖南邵阳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陆军大学第十期毕业。抗战之前为军政部机械化团连长、营长、中央机械化学校教官，39年任新22师部参谋，参加昆仑关战役，后任第5军新22师参谋长，1944年5月新6军成立时，任新6军新22师师长。

李涛从未到新6军军部领导过参谋处，此处描述是造假的。

并且，在袁的自述中，他称自己“我在印度2年多时间，经常进行军事训练，主要训练森林战术。44年春天左右，我们部队从印度开始反攻，先后打下克老缅、孟拱等地方，再打到密支那(敌军总指挥部)”。

前文说了，袁自称自己到印度被编入新6军军部情报队，在印度2年时间，44年春天部队开始反攻，此处更是出现了极大的缪误，新6军是1944年8月，国民政府为加强中缅印战区的军事力量，合编组成的，由廖耀湘任军长，就算袁一到印度，44年春天部队就开始反攻，可是此时新6军尚未成立，何来“编入新6军军部情报队”？

2.在印度2年多经历造假

新6军45年1月就回国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八期第二总队毕业时间是1943年10月8日，袁还分到重庆防空司令部一段时间，就算43年10月就到印度了，怎么凑也凑不出“在印度2年多”吧？

因此袁的远征军经历严重造假。

三、“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参加远征军”造假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随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广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远征军。

而袁的自述中称，“时流传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有志青年参加中国远征军，有好多大专院校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响应参加，那时我也积极报名并参加了中国远征军。”

电视片《无名的野花》中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1943年，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出征的集结号吹响，袁祥彬与同学们纷纷报名。”

请问袁在1943年是如何响应蒋介石1944年9月才提出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的？

此处经历造假。

四、43年初战经历造假。在电视片《无名的野花》中，称：“1943年，炮科毕业后的袁祥彬被分到重庆防空司令部，驻守朝天门码头。第一次参战的经历至今让老人记忆犹新。眼见着敌机骚扰可就是打不着，心里越来越憋屈。”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八期第二总队毕业时间是1943年10月8日，毕业后分配到重庆，而1943年8月23日以后，日军已无力轰炸重庆市区，请问袁祥斌是怎么在毕业后驻守朝天门目睹日军飞机轰炸的？

初战经历造假。

五、建国后经历造假。针对国民党军官和潜伏特务的肃反镇反是1950-1957年。

袁称自己因国民党军官的身份于1958年判刑，1989年获释，此段经历至少是没有说出全部事实。

袁祥斌不是在肃反镇反时判刑而是1958年判刑，说明不是因为参加国民党军而被判刑，他到底因为什么被判刑？袁的自述和电视片中都含糊其辞。

1977年最后一次对国民党特赦，所有因国民党军经历判刑的已全部离开劳改队，作为国民党军队的少校，为什么他没有离开，呆到1989年才释放？他建国后到底有没有其他罪行？袁的自述和电视片也没有说明。】

7.  隐瞒反动历史

2007年逝世的原国军第30军27师师长仵德厚，至今享有“抗日名将”的美誉，因为他曾以营长身份率众血战台儿庄。而部分媒体和个人极力宣扬其抗战事迹，实际上是为了与其1949-1959年间沦为囚徒的遭遇形成对比，以此突出对“抗战名将”的不公。

媒体报道里语焉不详的历史事实是：1948年11月3日，太原战役期间，仵德厚向阎锡山出卖了与其共同出自西北军的老首长、30军军长黄樵松，使其起义计划搁浅。台儿庄战役时任27师师长，战功赫赫的黄樵松被押送南京，后遭枪决。仵籍此由上校旅长晋升为少将师长。

太原城破前，阎锡山指示下属“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城破后，仵却被解放军俘虏判刑，而且在狱中表现积极。他于1959年被释放。当时仍有大批国民党军官在狱中接受改造，而回乡后的仵德厚不久就出任了县政协委员，最终寿至97岁。

四、精心谋划的灭国行动

**这些年下来，虽然在有一定网络阅历的网友面前，“抗战老兵”这个词早已经是臭不可闻，每一个所谓的抗战老兵的模式都是高调悲惨出场、体无完肤退场，但传媒工具掌握在主流公知和媒体手中。质疑的真实声音只能在小众传播，造谣的一干众人却未受到任何制裁，继续炮制一个又一个谣言，影响了大量群众。究竟是谁在制造传播这些谣言，**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1. “抗战老兵”故事的传播路径

抗战老兵的话题，最初是因记者孙春龙于2008年为滞留缅甸的远征军老战士发起的“老兵回家”公益行动而进入大众视野。在2011年前后发展成为一个主流话题，并延续至今，已经成为一个全民关注的话题。

单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参与者从公知、基金会和NGO、个人口述史和民间博物馆、大小单位学校和企业，到一众“南fang系”媒体、甚至某些国字号主流媒体。

每当一个故事出来，各大媒体都铺天盖地的转载，形成对大众全方位无差别的“舆论轰炸”。可以说，作为媒体的主力，南fang报系则肩负广泛传播的重任，官媒起到了提供公信力的作用；

而公知则负责对这些故事进行再次解读，混淆历史、诱导群众、煽动情绪。

基金会、NGO、包括地方的各种爱心团队，往往会有各种场景化的活动。这使得民众的感情有了一个出口，同时也因近距离接触引发的共鸣，使得民众情感是丰富的，疑问在潜意识中也得到了求证。诡异的是在地的抗战老兵活动，往往还有当地民政系统参与。

个人口述史和民间博物馆则提供了一个立体的感情承载场所。在四川，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就是樊建川的建川博物馆。建川博物馆已经成了成都地标性的建筑之一，成都大小单位、学校和企业往往都会把建川博物馆作为学习和参观的必选项，笔者四川籍立场还不错的朋友提起建川博物馆几乎都是直竖大拇指，对樊建川稍有质疑迎来的必是责难。吊诡的是，大小单位、学校和企业因着党建和团体活动的需要，在“不忘初心”的大背景下，也往往会选择通过基金会和NGO参加活动，或者到民间博物馆学习。耐人寻味的是，被严重夸大的刘景轼老人的故事恰是樊建川本人吹出来的。面对网友长达数年的质疑，不知人家是心虚还是不屑，从不回应。

一套组合拳下来，长年累月的耳濡目染。传播的媒介和套路是成功的，在引起大众情感共鸣方面也是成功。一如上节提到的国军抗战老兵早年作出贡献，晚年或生活凄惨或曾受不公正待遇。如此巨大的反差，在全民对抗战同仇敌忾的大背景下，在中华民族扶危助困、同情弱者的传统之下，民众的感情很难不被激发，形成了对现政权的控诉。他们编造的国军抗战老兵的战功越大，表现越无辜，这种控诉就越有力。

可以说，每个被挂上"抗日老兵"、“抗战名将”、“抗战英雄"牌位的老者，不论他们当年的理想是救亡图存还是功名利禄，不论他们当年的主业是清乡剿共还是抗日救国，不论他们当年是否一败千里，不论他们如今是否记忆偏移，都被某些群体视若珍宝，沦为其手中达成其特定目的的工具。

2.  欲灭其国比先灭其史

正如郭松民所言，“国军老兵以‘民国遗民’的形象出现，传递的信号是对共和国的不认同，却得到共和国媒体的大规模宣传，这是十足的政治乱伦。”

在真实的历史上，相较于古代“斩草除根”的做法，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高级战犯可谓是非常仁慈。做过很多坏事的战犯也只是被关起来思想改造、治疗疾病，比如杜聿明多年肾病、被蒋介石支使无法治疗，最后是在战犯管理所治好的。然后视情况特赦释放，去美国台湾香港也行。愿意在大陆工作的进政协参政、到文史馆写回忆录。对于国民党基层士兵，都是甄别后教育一下，收编、遣散而已，想回家的还给发路费，回到家乡一样给分地。解放战争结束以后，解放军六百万兵员中大约六成是原国军，有的后来的职位还高于当年俘虏自己的战友。比如曾任解放军常务副总参谋长的徐惠滋上将，就是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的国军士兵，当年“强迫”他入伍的解放军连长后来反而成了他的下级。

与樊建川同样为成都人的高戈里老师，出版了一本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高戈里是原50军政委高星耀之子，这本书采访近200人，其中国民党起义、被俘官兵116名（从师职到普通士兵），真实记录了经过共产党改造的国军将士不再为反动派卖命，而是洗心革面、为人民建功立业的历史。“抗战老兵”受到不公待遇的即便有、也只是极个别。高戈里老师的这本书反映的是最广大多数国军的命运，主流媒体对此书却视而不见，以致于此书销售惨淡，而那些编造出来的“抗战老兵”故事却被大肆传播。在“抗争老兵”问题上，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那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被当今的知识精英和主流媒体用的滚瓜烂熟。

在知识精英和主流媒体的传播语境中，与“抗战老兵”待遇截然相反的是那些真正的人民英雄。对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是跳下悬崖还是“溜”下悬崖他们要考证一番；壮烈牺牲的毛岸英被他们硬塞入一个“蛋炒饭”的情节进行丑化；牺牲于美帝国主义燃烧弹之下的邱少云被无情调侃，甚至被无耻商家拿来炒作；“太行师娘”被那个主持人梁本田用自己龌龊、自私的心态随意解构、质疑；刘胡兰英勇就义被恶搞成“脑子反应慢，鬼子面前站队没有及时后退而遇害”；黄继光被质疑“身体挡不住子弹”；董存瑞炸碉堡时的最后一句话也被戏说成了“同志们，河南人是个骗子！”……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最后给一般民众形成的印象就成了“官宣”的人民英雄没一个是真的，他们编造的“抗战老兵”故事反倒成了“真实秘闻”。这种对抗战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改写，是对“国民党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呼应，共产党反而成了虚假宣传、虐待“抗战英雄”的一方，以此增加普通民众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憎恶，同时增加对国民党的好感，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公知、基金会和NGO、民间博物馆、企业，再到一众媒体的这场合谋行动的动机是明确的，今天，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经处于中上层阶级，他们显然不满于现在的政治地位。长此以往，新中国的合法性就要备受质疑，而曾经被打倒的“反动派”又要被招魂。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草根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