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萨尔困境”_风闻

(图一：成为联合国遗产的弗尔克林根钢铁厂)

“我爷爷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萨尔布吕肯。这个只有几万人的村，却换过五本护照，一会儿是法国人，一会儿是德国人，一会儿又成了萨尔人”，这是来自萨尔州的乔•莱恩议员常提起的故事。“但随着之后欧盟的成立，我们不用再纠结自己到底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又或者是萨尔人，归根到底，我们都成了欧盟人。”

萨尔州身处欧洲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位于德法卢交界，历史上是德法的必争之地，单是19世纪之后就几经易主，先后被法兰西第二帝国、普鲁士王国、萨尔自治政府、法国第三共和国、联邦德国管理过。也因此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居民往往都是德法双母语，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最后一课》的背景也是设定在这里，虽然都德描述不尽是阿-洛地区历史上的原态，但是这种国家间的战乱与个人归属感的不断冲击确是每一个欧洲家族的深切感受。和平，也因此成为二战后欧洲最大的诉求。为了实现并维护和平，就必须打破国与国之间的传统边界意识，逐步过度到超国家体系。而这第一步便是将钢铁与煤的重要产地萨尔地区欧洲化：一方面在这里诞生了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另一方面欧共体也有意立萨尔布吕肯为首都。

可如今如果再踏上萨尔这片土地时，可能会感慨，历史上如此具有战略高度的萨尔州，如今随着煤炭和钢铁业的衰落，工业发展滞后，原来的工厂纷纷倒闭，往昔的繁荣不再。此外，由于缺少工业和其他新兴产业，虽然当地大学吸引了全世界的留学生，但是学成之后留下来的却寥寥无几。面对这种情况，百姓自然怨声不断，抱怨中国制造带来的的压力、全球竞争的压力，试图通过工会和产业协会的力量给州政府、联邦政府、欧盟政府施压，希望可以重拾竞争优势，至少有喘息的机会。然而他们所忽略的是，全球化浪潮涌向的方向并非人为可控，逆势者终究逃不过被边缘化的命运，只能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看起来这是萨尔州遇到的挑战，实质上这反映了整个欧盟面对的挑战核心。笔者称之为欧盟的“萨尔困境”。以下我们将从经济情况、政治权力架构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欧盟的角色三个维度分析欧盟面临的挑战。

(图二：往昔萨尔州发展兴旺的开矿业)

萨尔困境之经济复苏挑战

2017年9月欧委会主席容克在欧洲议会全体议员面前发表了盟情咨文，明确指出欧盟最需要确保的是经济增长。确保“以贸易为核心渠道，促增长护和平”这一原则性的政策。于内推动区域融合，于外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的联盟组织。

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欧盟的繁荣来源于对于这一政策的坚定贯彻与执行；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欧元的诞生反映了这一政策的战略正确性；而欧盟对多边主义的推崇也反映了对于这背后传递的价值观的自信。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欧盟当头一棒，此后欧洲经济陷入了长达了10年的低迷：GDP连续数年出现负增长；在情况最糟糕的2013年，欧盟一度面临11%的失业率（其中青年人失业率更是高达24%）。在经历了漫长的修复期后，欧盟似乎从这场阴霾中渐渐走出来：2017年欧盟GDP增长超过了美国，达到了2.2%；整体失业率也下降至十年来最低的7%。

然而，经济的回暖不代表经济的复苏。欧盟需要直面的是“萨尔困境”的惯性思维挑战：即当原有的优势产业受到新兴经济挑战，或者被新型产业取代时，如何避免更迭之间的青黄不接的断层情况。当传统优势产业发展——从农业到煤炭钢铁业到重工业——遭受到瓶颈的时候，如何克服由于过去成功经验所造成的惯性思维，有效调整发展思路，顺“市”而为。而当下需要思考的是：在面对全球性经济数字化升级的过程中，如何克服欧盟社会对于数字化的恐惧，如何最大程度结合欧盟原本的工业优势发展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发，如何最大程度拓宽合作空间和领域，确保欧盟数字化发展进程的稳步进行。

萨尔困境之决策结构之困

欧盟的政治决策以“耗时长”著称，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为它是一个多方妥协的过程：从欧盟层面，涉及到代表欧盟利益的欧洲委员会、代表成员国自己利益的欧洲理事会和代表欧洲公民民意的欧洲议会三方博弈；从国家层面，一来涉及到以布鲁塞尔为代表的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纵向博弈，二来也涉及到欧盟核心国家与后加入成员国之间、北欧与南欧、西欧与中东欧之间的横向博弈；从公民社会层面，涉及到决策者与不同的利益集团（包含企业、银行、非政府组织、学校等），以及利益团体之间的网状多点博弈。这个多维决策系统决定了欧盟的政策最终一定是在各利益攸关方妥协之后达成的共识。

妥协是欧盟政治文化的第一关键词。然而这种政治文化存在是有前提条件的：在欧盟整体经济状况良好，大家都有蛋糕分，而且普遍认为蛋糕会越做越大的时候，内部摩擦力是多方磨合的良性可控过程，各方都可以为了更大的利益做妥协，对于政策的认可程度和执行力度自然很高。相反，当经济呈现下滑或者停滞，蛋糕变小，而且可能没得分的时候，原来的“多赢合作”变成“零和博弈”，内部摩擦力成为了多方决斗的平台，各方抱着“你死我活”的信念进行博弈，最终形成的政策的认可度和执行力度也自然下降。相对应地会出现对于欧盟权威挑战者，所谓的反欧势力由此而生。

这便是欧盟所面对的“萨尔困境”中的决策结构的挑战。要想走出这一困境，布鲁塞尔需要转变的是以往萝卜加大锤的软硬兼施思维，重新回归妥协的目标本质——多赢合作。欧盟需要创造一个转折点，进行结构深度调整，重树各方对于欧盟体系的信心，力图使内部摩擦力再成为动态平衡机制的轴心。

萨尔困境之全球化融合难题

欧盟在全球化这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维博弈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从战略层面，从博弈的价值树立者变成了追随者；战术层面，从主动出击变成了被动防守；心态层面，从获益者变成了“受害者”。

这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欧盟哲学与全球化逻辑本质上是相悖的。欧盟在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出台后，决定以缩小区域间贫富差距的凝聚政策为第一大政策，为此确定的开支占欧盟总预算的32%以上。欧盟希望通过修路等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强区域互补性，优化整个联盟的产业分工，从而达到促进不同地区协同发展的效果。例如，在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国家加入初期，欧盟为其设定的角色是欧洲的制造工厂，希望这些国家可以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

然而这一设想很快就受到了挑战。一方面，欧盟内部各种生产要素不断自由流通，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运输成本降低，规模经济效益不断凸显，引发一个原本经济活跃的地区自我强化的过程，并且不断吸取周边资源。这样一来，又加速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导致原本经济落后地区的资源再度流失。这导致德国和北欧国家永远有人才净流入，而南欧国家是人才净流出。另一方面，全球化是无边界的，欧盟不得不直面更加残酷的全球竞争，特别是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价格竞争。

这便是欧盟“萨尔困境”的全球化融合难题，核心是欧盟价值观取舍问题：乌托邦式的“均富贵”逻辑和市场的“适者生存”逻辑之间的选择。时间不站在布鲁塞尔这边，举棋不定并不能为欧盟社会带来益处。

2018年是标志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的《罗马条约》生效60周年，然而由于脱欧谈判、欧美贸易谈判以及2019年5月的欧洲大选，欧盟不能“六十而耳顺”。至于能不能“七十而从心所欲”，则取决于欧盟能不能通过因危机而打开的“机会之窗”，在瞬息万变的当下把握时机，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内外空间，走出“萨尔困境”，重塑欧罗巴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