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列宁：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一）_风闻

1.  1938年10月，日本占领中国广州、武汉后，准备停止对南方的战略进攻，1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

“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1]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便向美国宣战。当日，蒋介石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2]

1940年6月，德国人已横扫欧洲，占领法国，10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德人只知武力不懂政治亦殊可怜也。”[3]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便向苏联宣战并于1942年7月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10月12日，毛泽东说：“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的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4]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曾问斯大林“对作为战略家的希特勒有什么评价”，斯大林回答说：“希特勒作为一名战略家已经徒具虚名了。”[5]

1945年，日本人和德国人均因其“事尚彻底”和“不懂政治”而遭灭顶之灾；而当时“不堪一击”的中国顺势而为反成了后来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并于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打服了曾在太平洋战场上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从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到1953年的朝鲜停战谈判，其间只有16年的光景。究其因不外乎日本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缺乏中国人那种基于大哲学和大历史且充满辩证思维的文化素养。

2.  资料显示，1951年“美国政府是倾向于承认共产党政权的”，艾奇逊“一直坚持地要求杜鲁门同意尽早承认共产党中国”。杜鲁门说艾奇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现在的问题不在他本人，而在于“国会和其他不主张承认的团体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目前看来，这种压力来自华尔街，国会只是它的附庸——的惯性，使得美国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且还无奈地在朝鲜战场失败后又走上越南战场。读史至此，再联想起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迟钝反应，只能对西式垄断资本控制下的“民主体制”扼腕唏嘘。

3．史书讲1918-1919年发生了可怕的“流行性感冒的传播”，这一灾祸夺走了百万人的生命。[6]这可能是2003年中国“非典”的较早案例。

4.两条史料及其评论：

史料一

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其同僚：

当然，正如各位所知，我对世界的未来——这是指它的真实情况——非常忧虑。我不是属于那种学派，即认为我们可以沿着本国边界划一条防御线，并应该完全孤立地生活。我总是想着另一个政府中发生的事。

接着他谈到欧洲即将发生的战争及美国的应对战略。他先谈美国的两洋战略任务：

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御线是一系列岛屿，我们期望通过海军、陆军和飞机阻止日本——让我们十分坦率地说——统治整个太平洋，并防止我们（原文如此。疑为“他们”的口误或笔误——译者注）接近南美洲的西海岸。那是个问题，我们决不会遭到中国、菲律宾、暹罗或缅甸的攻击。这完全是一个防御日本的问题。我们不能大声直说，这会被认为是不友好的。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这话真是开宗明义，说透了，即在太平洋方面美国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一系列岛屿”，在这方面的敌人是日本；在大西洋，罗斯福反复强调和暗示的“独立地存在”就是保持欧洲的破碎性而不是完整性。完整统一的即“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的欧洲，才是美国的大敌，而致力于欧洲统一的国家，就是美国的真正对手。这里显然是指当时的德国。当然这只是地区性目标，从全球目标而言，美国的目标则是要取代英法主导的世界霸权。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有二十几个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

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

我们不能假定它们会打败德国和意大利。最好的看法是，这是一场成败掺半的赌局，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这些国家可能会遭到失败，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获胜。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获胜，主要原因是拥有空军这个巨大的优势，它将把英国和法国赶入地下。而英法自己的空军力量实际上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消灭。

当欧洲被控制时，下一步当然是所有的小国都自动就范，因为对它们来说抵抗是愚蠢的，它们不投降就会被消灭。非洲会自动陷落，那是很明显的，因为非洲的百分之九十是殖民地。

这些陷落的国家将实现非军事化。

再下一步，希特勒老兄在昨天的讲话中已作了暗示，非常明显的是中美洲和南美洲。

这就是说，目前德国与意大利对欧洲的兼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欧洲一旦在兼并中实现统一，即从破碎化转变为整体化，接下来就是美国。因此，保持欧洲破碎及由此产生的彼此战争而不是“非军事化”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在座资本家的利益。罗斯福警告在座的同僚：

请不要说这是空想，不要说这只是白日之梦。六年前希特勒这个人上台控制德国政府时，德国已经崩溃，已经完全彻底地失败，负债累累，分崩离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时你们中有谁会说六年后德国将会完全和绝对地统治欧洲？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闲坐并说这是白日之梦。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应为英法宣战后必然要“碰到的武器问题”做好准备，加紧武器生产。让美国在这场“50:50的赌局”中，大获其利。但在德意装备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不能让英法倒下。英法倒下，意味着欧洲的统一；欧洲统一才真正是美国的、特别是美国军工资本家的灾难。罗斯福向其同僚幸灾乐祸地交底说：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译者注）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慌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订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

我想，阿瑟·克罗曾经说过：“这不是非中立吗？”是的，可以这样说。而我作为陆海军统帅和行政部门首脑，将竭尽全力防止任何军火进入德国、意大利或日本。为什么？因为自我保护是美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四十或五十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这就是真正的答复。你们不必担心由谁来批准这批订货或其他订货。我坦率地希望法国能够得到我们所能生产的最高速驱逐机。我国有六家公司生产这种飞机。我希望他们会得到他们能够在我国购买的最好的重型和中型轰炸机。这不是一个秘密问题。我们只保守一个秘密，那就是轰炸瞄准具，这还没有向法国透露，也不会向它透露。我祈求上帝让他们得到飞机。很快地得到并把它们运抵法国。这可能意味着拯救我们的文明。[7]

罗斯福这篇交底式的演讲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因为他在满足美利坚民族利益的同时还满足了华尔街军火商的利益——在美国，满足后者是实现前者利益的前提。罗斯福让他们明白了“拯救我们的文明”的含义就是保证大西洋东岸欧洲大陆“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只要这批国家“独立的存在”，欧洲就会持续保持其破碎性这一致命弱点，就不会对美国造成永久性的威胁。

美国就是这样从局部上将德国和意大利列为欧洲战场的对手，其原因不是它们“极权”而是因为它们要统一欧洲；在全局上英国和法国是美国的对手，其原因并不是英国和法国“民主”而是美国要取代它们的世界霸权地位。正因此，美国在德、意、日崛起后利用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击倒英、法，而后再联合英、法击败德、意、日，这样既获得了世界霸主地位（即“拯救我们的文明”），又保证了欧洲的破碎性（即“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及由此必然引起的欧洲内部冲突，而后者恰恰又是前者即美国世界霸权存在及保证美国军工资本大幅增值的前提。

史料二：

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前一个小时”，罗斯福像守望已久期盼见面的“恋人”迅速与斯大林约会。对此，丘吉尔——据哈里曼回忆——“显然感到懊恼”，因为“首相曾要求在上午或在午餐时与罗斯福见面，以便事先处理好他们预定于下午四点钟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与斯大林讨论的那些军事问题。但罗斯福毫不动摇，他希望首先与斯大林见面，只留两名译员波伦和V.N.巴甫洛夫在旁”。谈话直抄英国的“后路”即印度的前途，据档案记载：

罗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尔谈印度问题，因为他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印度问题没有任何主意。丘吉尔认为，这个问题可留到战争结束以后解决。

斯大林说，印度是丘吉尔的一个病灶。

罗斯福同意这一点，但他认为，英国必须在印度采取某种行动。

罗斯福说，他希望同斯大林随便谈谈印度问题。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8]

罗斯福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在战后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丘吉尔曾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而现在罗斯福——与1940年底希特勒对莫洛托夫所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9]的话是同一个意思，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要将这颗丘吉尔珍惜并正在为之奋斗的“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献给斯大林，而这对正在同一个战壕作战的并准备过69岁生日的丘吉尔来说，是绝妙的戏弄和出卖。这可真是“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丘吉尔曾得意地告诉斯大林，“从母系方面讲，他一半是美国人”[10]，可现在同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罗斯福联合斯拉夫人在丘吉尔这位天真的老乡背后真的打了暗枪。多年后在丘吉尔写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显然对罗斯福和斯大林这次会谈内容一无所知，他说：

11月30日是一个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69岁生日，几乎一整天我都忙于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务。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并逗留在苏俄大使馆中。尽管总统与我关系密切，并且我们的重要问题交织在一起，但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后，他一直避免单独与我见面。[11]

就在这前两天，也就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丘吉尔“失恋”似的在德黑兰英国公使馆撒疯。据哈里曼回忆：

他（丘吉尔）说他乐于服从命令；他有权担任会议主席，因为他年龄最大，因为他的姓氏是C字打头，因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国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他放弃了这些权利，但他要坚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须让他在30日举行晚宴，这一天是他的69岁生日……他说他要喝得酩酊大醉，准备在第二天开路。[12]

与两年前斯大林对待希特勒承诺的“印度洋”的诱饵[13]无动于衷一样，这次斯大林也没有对印度表现出任何兴趣，他更多地关心的是苏联力所能及的周边，尤其是从波罗的海西岸到黑海区域的控制权这一在张伯伦、希特勒、艾登谈判中始终死咬不放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这次私下会晤使斯大林明白了罗斯福愿与他为最终击败英国结成暗盟的底牌。这次“智者的会晤”后，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没有“正式协议和宣言”而只有心领神会的反英暗盟，事实上建立了。

此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判桌上总是所向披靡。罗斯福曾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谈过他在德黑兰期间是如何与斯大林建立起这种准“哥们”友谊的。他说在会上他总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以致“丘吉尔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为‘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14]。在雅尔塔的五天会议中，罗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单独和丘吉尔见面”。哈里曼认为“这是罗斯福的一种战术，而非对首相的有意轻视”[15]。

评论：

（1）读懂了上述资料，就对斯大林下面的话有了更准确的理解。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16]

斯大林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对此，斯大林解释说：“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17]

斯大林曾随列宁在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大战略家，只有有了这样经历的人，才能对资本主义战争性质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2）引发欧洲内斗是英国继而美国控制欧洲的传统套路，欧洲人对此已有惨痛的教训。为此，2015年2月15日，在明斯克会议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抛开美国和英国直接与普京讨论并决定乌克兰前途，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不顾美国的反对于5月10日到访俄罗斯，到无名烈士墓献花后到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会谈。这让美、英两国十分尴尬。

（3） 这表明今天的欧盟已吸取当年因张伯伦的阻止而使法国总理达拉第怠慢了斯大林，由此造成苏美联手并由此使欧洲失去世界霸权的教训，明斯克会议将美国和英国完全排除在外，其“自家的事自家处理”，不容他人——昨天是罗斯福、张伯伦，今天是奥巴马、卡梅伦——置喙的意思已不言而喻。

（4）与此相应，2016年6月24日，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进行了公投，结果有51.9%的人同意脱欧。

5. 关于1937年所谓的苏联“大清洗”，有两个人的回忆资料值得注意：

曾接替李维诺夫外长职位的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3日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说：

1937年发生的事是必要的。如果考虑在革命以后我们左砍右杀取得了胜利，但是还存在着各派敌人的残余，在面临法西斯侵略危险的时候，他们可能联合起来。我们多亏了1937年，在战争期间才没有第五纵队作怪。[18]

如果说莫洛托夫是这次“大清洗”的“获益”人，他有上述看法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反对派代表人物、对斯大林主义持激烈反对立场的米洛凡•杰拉斯对1937年“大清洗”所持的评价则更为客观。米洛凡•杰拉斯在《同斯大林谈话》这本书中说：

斯大林虽然在军队中搞了大清洗，特别是在高级指挥系统中，但是这点所带来的危害并不像人们所估计得那样严重，因为他同时毫不动摇地提拔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军官——忠于他的每个军官者明白，他们的风发的志向会得到支持。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对高级指挥体系所进行的调动和安排如此迅速和果断，使人们看到，他真是精明强干并愿意给最有才干的人提供晋升的机会。他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方面，在军队里培养绝对服从政府、党和他个人的精神，为加强军队战斗力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惜一切；另一方面，迅速提拔最有才能的人才。[19]

米洛凡•杰拉斯1911年6月12日生，1932年参加南共，同年被捕坐牢。1935年被释放。1937年被选为中央委员，1940年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1948年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执行局书记，1953年初任南斯拉夫副总统，同年末任联邦人民议会主席。1954年3月被开除出党，1955年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监外执行。1956年10月29日因赞同匈牙利事件而被判处三年徒刑，1961年1月被释放，三个月过后，因发表《同斯大林谈话》一书获罪而被关进监狱。鉴于写这本书时的特殊背景和作者的非党员身份，以及作者在写《同斯大林谈话》这本书时斯大林已去世八年之久，苏联也已经历了反斯大林运动的暴风骤雨，因此，笔者认为：这时作者对斯大林“大清洗”的评价，应当比西方学术界的评价更为客观；而作为斯大林主义反对派的杰拉斯的观点与斯大林主义拥护者的莫洛托夫的观点在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不谋而合，其说服力不需赘言。

现在看来，所谓“大清洗”是西方对斯大林1937年推行且对巩固苏联国防具有重大意义的军队体制改革的妖魔化说法。事实上，正是1937年这次比较彻底的军队体制改革，才使苏联军队中像朱可夫这样有创新才能的青年军官获得大批提拔；也正是这些干部及其战法创新，才使苏联军队抵挡住了希特勒的入侵并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参考文献：

[1] 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2]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651页。

[3] 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4]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

[5]《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4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6]［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页。

[7]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页。

[8] 以上资料取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9] ［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0]《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3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页。

[11]［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6页。

[12]［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

[13]1940年11月13日，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会谈，会谈结束时，里宾特洛甫提醒莫洛托夫回答：“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参阅《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14]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15]［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页。

[16]［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页。

[17]［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4页。

[18]［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页。

[19]［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