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号室的中国病人_风闻

【文/小猪佩琦，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黑夜中，一扇窗户传出了声嘶力竭地惨叫，以及肢体与金属的撞击声。

你问这是哪里？欢迎来到临沂网戒中心“十三号室”。

今日，一段男孩惨叫视频在网上热传，男孩不停地喊“妈妈”，声音尖利带有哭腔。视频发布者称，事发地是临沂第四人民医院网瘾戒治中心（杨永信曾任该院副院长），拍视频前男孩已喊叫10余分钟。相关部门称，“网瘾戒除中心已于2016年8月关停”；网友则称，中心并未关停，只是把招牌等字迹抹去，且有关部门在回应媒体时出现口径不统一的情况。真相仍未可知，但“十三号房”曾经的存在依然值得警惕。

“十三号室”

关于十三号室，是一个久远又新鲜的故事。

2006年，临沂市“网戒中心”成立，名义为市精神卫生中心（即临沂第四人民医院）下设的“特色科室”。中心主任杨永信，兼任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

2008年，央视播出纪录片《战网魔》，以绝对正面角度介绍杨永信的“电击治疗”和“洗脑式教育”，片中的杨永信被一群“望子成龙”的家长当作救世主。

2009年，媒体对治疗方式提出质疑，在柴静对话杨永信的节目《网瘾之戒》中，网戒中心除了电击，还有捆绑、监禁、行动限制、个人崇拜、重复洗脑、消解信任感等非人道手段来“帮助”孩子。

“就像是那种特别高频率震动的小锤子，一下下打着我的太阳穴，痛不欲生。”

“像无数根针扎了进去，每一个细胞都在疼。”

——《中青网》等媒体采访网戒中心学员

2016年，文章《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爆转，杨永信和他的“电击疗法”再次回到公众视线，原来“网戒中心”仍在经营。曾经接受治疗的学员“未消逝的青春2015”等发声讲述网戒中心的“集中营式”经历，离开中心后患抑郁症、与家人决裂。

2018年，在十三号室里，依然有稚嫩的声音在惨烈哭喊着“妈妈”。

“妈妈”

在这条视频微博下，有这样一条评论：“你哭着喊妈妈，可就是妈妈送你来的。”

这段在建筑外拍摄的视频中，我们看不到孩子沉迷网游的叛逆画面，也看不到杨永信之流虐待施害的可怖场面，我们只能听到“妈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些青少年学员噩梦的源头——他们的父母。

（来源：网络长片《网瘾战争》）

在临沂四院，学员被送入中心的理由并不限于“沉迷网游”，“追星”、“早恋”、“逃学”、甚至“自闭症”都成为了要通过电击戒除的病。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闭症是一种先天神经类疾病，典型症状如反应慢、语言表达障碍，我们根本不能以健康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而父母连了解一下孩子到底出了问题都不愿，就借他人手给自己的孩子以暴力。合理吗？

“早恋”、“叛逆”之类的行为，在青春期时发生是很常见的，父母作为孩子建立三观的第一责任人，理应以关心和耐心的交流沟通给孩子正确的引导。而父母自己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教育的缺失，却要让孩子承受更多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合理吗？

“沉迷网络”是网戒中心这类反人道机构任务的万恶之源。但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对虚拟世界沉迷，问题一定出在现实世界。而父母并不在乎沉迷的现实根源，只想着要一个“不打游戏，死了都行”的孩子。合理吗？

不合理，当然不合理，可是自2006年后的十年间，有成千上万的所谓“网瘾少年”被迫遭受虐待。许多少年们的家长在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清楚知道杨永信等人的治疗方法，但为什么还要给孩子治一些莫须有的病，并以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

因为，在“十三号室”门前，孩子没有病，反而是罔顾人性的父母才是患有“听话病”的中国病人。

“听话病”

听话哲学，是中国式教育的核心。

并且，听话哲学深入无数国人内心，记忆中，中国家长夸孩子时，“听话”和“乖”绝对是最高频词汇。但如果孩子不听话，很多中国家长就会觉得生不如死，如临大敌。

武志红在《巨婴国》中提出：在任何一个共同体内，巨婴们都在争夺唯一说了算的话语权，一旦占据了这个话语权，就会要求共同体内其他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这是一种婴儿期的**“全能自恋”**，而这种不成熟的心理延续到一个成年人身上，也许会爆发许多可怕的后果。

在最小的社会群体单位——家庭中，“全能自恋”的第一受害者就是从生理到心理都最弱势的子女。

在央视节目《第一线》和《战网魔》中，都以实名报道了一名心理系的本科生武旭影的故事，当年20岁的她因为“网恋”和“网瘾”被父母送进临沂网瘾中心。她在控诉杨永信的治疗手段时提道：

当其他“盟友”把我抬进13号室的时候，当我听到“嘀、嘀”作响的仪器声音，和看到一间几平方米大的狭小空间里那张凉冰冰的处置床的时候，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的学识告诉我，这是“电休克”——这就是杨永信口中的简单检查，看看我有没有“网瘾”。

理性上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再加上的确遭受了杨永信也承认的“相当疼”的数次电击后，武旭影策略性地选择了顺从。对此，她写道：

我表面上服从了他的安排，可能是外面毕竟有记者，他不敢使用太过的量，我是这里所有人当中算是幸运的，只用了1到2（毫安）之间的。但是，久病初愈的身体在脚踩地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一阵眩晕。我咬牙站住了，我告诉自己：坚强，我要出去……

即使，真正的病痛也要坚持，因为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新的灾难。果不其然，我的脚滑了一下，没有任何人扶我，杨永信用怀疑的眼神斜视着我，我自己站了起来……经验告诉我，他心里在说：想装病的话，外面是有记者，你敢不按我的剧本来，我就敢再做你几次。　　

在《战网魔》节目中，武旭影被认为最严重的网瘾行为是“动手打了自己的父亲”。而关于为什么打父亲，她也有自己的解释：当明白父母把自己送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她失控了。她认为，父母对她并没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抚养，所以“某天他们突然站出来称自己为我的父母，对我实行‘管制’让我感到无法接受和排斥”。

她谈到的“管制”是，她生病后父母没有照料，而她的男友照料了她，并将她接到自己家中。她的父母要求将她接回家中，她不接受，男友也反对，说“如果不是我来照顾她，她可能死在屋里”。接下来的某一天，她的父母通过派出所，带着几名亲人，将武旭影强行送到了杨永信的“网瘾戒治中心”。

仅从事实层面看，这是最为荒唐的一幕，因为，无论从哪个标准看，武旭影都没有所谓的网瘾。如果说，杨永信的中心是戒治网瘾的，那他的中心根本没有接受武旭影的逻辑基础，除非是，杨永信的机构，是用来“治疗孩子不听父母话的”。

我曾接触过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做了两年的青少年心理咨询，后来他愤然辞职。辞职的理由是：“**中国实在有太多沙俄女皇般的母亲了！**她们带孩子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医生，我的孩子太不听话了！’这位教授并不是杨永信那种人，他很负责的了解来龙去脉后，诚恳的与‘女皇’们交流孩子们的真实希望与需要。‘女皇’们却听不进去，有甚着会说‘我拿钱来让他们做咨询，就是要得到他们变乖的结果！你怎么做心理医生的，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到！’，并且，那些‘女皇’大都是高学历高收入的知识女性。”

荒唐并未止于此，因为“听话病”的病态的不只是想要一个听话的乖孩子，而更甚是要求孩子理所当然的听话，且不需付出任何教育的责任。

“推卸责任”

“听话病”父母的爱是独断专行的，教会孩子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推卸责任。

中国大多数父母都不会对孩子说：“我错了。”在他们的认知中，父母是权威，永远没有错，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没有向他认过错。错永远都是孩子的，他们不听话不学好就被别人带坏了。

在《战网魔》和一些网戒机构的宣传片中，经常出现这样一幕画面——家长哭天抹泪对着镜头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这样的家长也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过去把责任推给武侠小说，现在把锅丢给网络游戏。他们只等着孩子感恩，他们的孩子却等着他们的道歉。

（来源：央视《新闻调查》——《网瘾之戒》）

在孩子的成长中缺位，等到孩子出现问题时粗暴对待。随之出现五花八门所谓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和网戒中心，正是顺应了这种**“替父母让孩子听话”的巨大商机**，对于青少年的伤害之重责在于杨永信之流，但更在于父母。

“结局的忘记”

两年前，中青网曾采访过一名离开临沂网瘾中心多年的学员张旭。张旭向记者分享了一次近期经历——他看了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聚焦》，因为其中一个桥段，他不停的流泪：被猥亵男孩的父母知道牧师假借上帝的名义对自己孩子犯下最新后，依然给牧师端上了一盘点心。

后来，他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提起过去的事情，母亲很惊讶：“过去这么久，你怎么还没忘！”

少年的父母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不计过程的得到了，也轻描淡写带过了少年们所受的痛苦。

他们患上了可怕的“听话病”，我想，他们的“听话病”仍然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