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记者被肢解，曾经一个中国记者……_风闻

一名沙特记者的死，最近刷屏全世界。

当59岁的卡舒吉踏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再也未能“完整”地出来。

土耳其官方提供的照片显示，随后一名沙特法医提着旅行箱走出该领事馆。

箱子内，是卡舒吉的尸体。在领事馆内，他遭到沙特政府派出的15名特工虐杀，锯骨分尸。

沙特，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一个罕见的由80后掌权的国家（还有一个是朝鲜），活在21世纪，为何会干出类似凌迟的残忍事情？

杨锦麟的说法是，这是权力的返祖。

权力的返祖，使得他们公然蔑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形成的普世原则和文明共识。

尽管卡舒吉因何而遭虐杀，目前仍未有结论，有说他为争取言论自由，有说幕后有更深的交易。

但国际社会已经同仇敌忾谴责沙特政府，他们处死一个人的方式，突破了文明社会的底线。

我想说的是，权力的返祖一直都存在。

▲10月5日，《华盛顿邮报》没有收到卡舒吉的专栏稿件，罕见地开了天窗。

一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

冯玉祥软禁了民国总统曹锟，呼吁和平，邀请孙中山北上。

著名记者邵飘萍对发生的这一切给予了极大关注，在他创办的《京报》上，为冯玉祥助阵。

他自己因此进入冯玉祥的视野。冯玉祥亲自聘请邵飘萍为高级顾问。

时年38岁的邵飘萍，干记者这一行十来年，早已名满天下。

胡适曾在日记中如此赞许邵飘萍：“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现在北京日报界中没有他的敌手。”

1923年11月，在80多家报纸、通讯社记者参加发起的“北京新闻记者公会”成立大会上，他被公推为大会主席。

说起来，邵飘萍作为舆论斗士的历史可长了。

当革命党人都恭维袁世凯是“华盛顿第二”的时候，邵飘萍就在报纸上骂袁世凯，预言**“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

当时，邵飘萍在杭州办《汉民日报》，除了骂袁世凯，就是抨击当地权贵。

他在报上讽刺浙江光复后的官吏丑态：“未得委任状以前，东奔西走，到处钻营，政界之消息，亦若甚为留意。及委任状到手，便影子都不见。问之其友，曰：雇长班，赁公馆，接老婆去了。”

对待舆论批评的态度，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开明程度。

很明显，当时的政治权力并不开明。无论是袁世凯，抑或浙江本地权贵，对邵飘萍的批评都十分恼火，不断伺机报复。

他们曾雇佣暴徒闯入《汉民日报》社纵火捣乱，还曾买凶伏击邵飘萍。

邵飘萍亦不畏惧，继续放话：“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5月，浙江报界公会选举中，邵飘萍当选为干事长。那时，他才27岁。

同一年，因为报道杭州第一地方检察厅厅长许畏三涉嫌一起斗殴事件，邵飘萍遭到围捕。当时，许畏三指派十六七名法警和警察，包围了报馆。

上海的《申报》，这样评论此事：“《汉民日报》邵振青（邵飘萍原名）一案……是许畏三已居于被害人地位，以被害人资格，自己拿人，自己起诉，是以检察厅长之名义，办自己私人报复之实事，益坐实其滥用职权之罪。”

最终，许畏三提起的公诉被驳回。

虽然在庭审中获得胜利，但邵飘萍并未被释放，仍被拘押在监狱里。

在法庭上，邵飘萍对狱警说：“你这里别的还可以，就是这个东西让人不得安宁，请你看看！”

说着随手把纸包打开，将上百只臭虫撒在法庭上，爬得到处都是。

直到1914年3月，在妻子汤修慧等人的营救下，邵飘萍才出狱。这一次无罪的关押，整整9个月。

▲在民国报人中，邵飘萍以“铁肩辣笔”著称。

二

1925年11月，追随了张作霖多年的老部下郭松龄，知道张作霖与日军有交易后，十分愤慨，公开宣布起义。

郭松龄迅速集结七万精锐部队，向奉天进发，要让张作霖下台。

郭松龄起义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邵飘萍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在报上力挺郭松龄。

为了支持郭松龄与冯玉祥订立密约、联合倒张，邵飘萍穿针引线，多次派夫人祝文秀乔装前往京郊、天津等地密送情报。

他对政治的介入越来越深。

他在报上评价反张行动：“虽不敢谓中国之政治面目即自是进于康衙大道，然至少可认服从民意，警醒军阀，使中国发生一种新机运之有益的行为。 ”

他还在《日军阀之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以国家民族之立场，揭露张作霖的罪行，公开支持冯、郭联合倒张。

紧接着，邵飘萍在《京报》上刊出张学良的照片，上书**“忠孝两难之张学良”。实际上是鼓励张学良大义灭亲，“父让子继”**。

同时，登出张作霖和郭松龄的照片，分别写着**“红胡子军阀”、“东三省救主”**，并散发到前线宣传。

后来，冯玉祥称，邵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向来只迷信枪炮威力的张作霖，这次被文字弄得灰头土脸，马上给邵飘萍汇去30万元“封口费”。

邵飘萍的后人提供的资料显示，邵飘萍收到钱后立即退回，并对家里人说：“张作霖出30万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浙江东阳市横店的邵飘萍纪念馆。

但另外一些史料则表明，邵飘萍并非是一个清高的报人。

实际上，邵飘萍是一个社会人，时常游走在权与钱的灰色地带。与他同时期在北京办报的龚德柏后来回忆说，“冯玉祥、阎锡山，对于新闻记者，号称一毛不拔。但邵飘萍却有方法向他们要钱，公然如愿以偿”。

龚德柏说，新闻记者的秘密，只有新闻记者知道得极清楚。

龚德柏总结过邵飘萍的“新闻操作”手法：得到内幕消息后，把新闻写好，却不付印，而是排出一个清样，连夜派人送到相关高官的府上。之后，等待该高官出价买断这条新闻就可以了。

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就遭遇过邵飘萍的“新闻操作”。

邵飘萍的日常开支十分巨大。

他好抽雪茄，所抽雪茄都是特制的，上面标有**“邵振青制”**四个字。他还开着豪车，在北京的媒体人中十分抢眼。

出手同样阔绰。毛泽东当年要办报，没钱，找到邵飘萍。邵毫不在意地拿出100元，给了毛。这笔钱，相当于毛当时一年的收入。这让毛十分感动。

一直到1950年代，毛在一次会见新闻界人士时说，胡适在台湾吹牛，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章士钊从邵飘萍的日常开支，反推其正常收入并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他认为，邵飘萍积累财富的手段是利用了他的舆论影响力，“颇以言抑扬人，而言皆有值”。

北洋时期，政府会以“宣传费”的名义，分四等给报馆、通讯社发放津贴。邵飘萍的《京报》属于第一等，每月津贴至少300元。

而军阀给的钱就更多了。

李思浩回忆，邵飘萍是当时的名记者，大家都怕他，也不能不应酬，经常的津贴是没有的，记得两次送给他成笔的钱，数目相当大，每次总达好几千吧，究竟多少，现在已记不清了。

不过，邵飘萍拿了钱照样不买账。这是军阀最不能容忍的。

▲浙江东阳，邵飘萍出生地。

三

被誉为“报界宗师”的张季鸾，曾称赞邵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邵飘萍因此常能获得独家新闻。这也是政府、军阀争相给他送“封口费”的原因。

邵飘萍为人有争议，报道新闻却相当专业。他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比如同情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

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他从不糊涂。

比如，五四运动的爆发，跟邵飘萍的新闻鼓吹关系密切。龚德柏说，邵飘萍收了段祺瑞政府的钱，却仍然舆论鼓吹学生运动，这是“收钱不办事”。

邵飘萍却认为这没什么，钱可以收，但正义不能被收买。

张作霖的气愤正是因为这一点。

综合各种史料来看，邵飘萍应该收过张作霖的钱，郭松龄倒戈后，也收过郭的钱。因为他本人的政治立场与郭、冯接近，所以在报上采取帮郭骂张的策略。

▲郭松龄起义兵败身死。

郭松龄起义之后，张作霖为了保住地位，向日本人求援，不惜出卖主权与日本订立“反郭密约”。最终，在日本关东军的协助下，张作霖扑灭起义，杀害了郭松龄夫妇。

为此，邵飘萍在《京报》上刊出《日本暗助奉张之战功》一文。文章指出：“此次郭军之败，乃日本助张政策之成功。日本亦何爱于奉张乎？简而言之，日本侵略东省之成功而已。”

可谓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郭松龄倒张失败的要害，是日本关东军的参战和张作霖接受日本的要挟条件。

张作霖派人向邵飘萍说，我们屡次帮你的忙，你为什么那样反对我们？

邵飘萍回答，你们是帮邵飘萍的，现在攻击你们的是《京报》，不是我邵飘萍本人。

张作霖闻言怒不可遏，遂起杀心。

很多人知道，张作霖后来秘密处死邵飘萍，罪名是“宣传共产，鼓吹赤化”；而在另一些人眼里，邵飘萍是为言论自由而死，报业大佬胡政之将邵飘萍之死称为，民国15年来“中国新闻界空前之惨事”。

事实上，这些表述，都只是在寻找于己更有利的说辞。

张作霖杀人，动辄以“赤化”作为罪名，目的是利用当时人对苏俄的恐慌，加上这样一个罪名，仿佛死者就是为苏俄卖命的汉奸，死有余辜了。

当时的媒体人坚定地表示邵飘萍是为言论自由而死，目的则是借死者的鲜血，为日益受钳制的新闻业争取空间。

1926年4月24日，傍晚，邵飘萍离开东交民巷租界区，随即遭到十几人的拦截围捕。

4月25日，下午3点。北京新闻界派出13名代表，向先期抵达北京的张学良求情。

张学良说，之所以要办邵飘萍，并不是因为他的记者关系，而是因为他“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不可赦”。

他接着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张作霖）与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

代表们面面相觑，但不甘心就这么被打发，仍旧再三解释和恳请。到最后，张学良竟然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

营救邵飘萍宣告失败。

4月26日凌晨，邵飘萍未经公开审判，被秘密处决。死前，在简单的讯问中，他遭非人道虐待，小腿骨甚至被打断了。

根据后来的叙述，临刑前，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

▲绿林出身的张作霖，秘密处决邵飘萍，为军阀政治开了恶例。

四

邵飘萍死时，年仅40岁。

他的死，开启了纷乱民国的一个恶例：未经法院审判，即残忍夺取新闻记者的性命。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虽然很乱，但还保有一些共同的底线。至此，连底线都被张作霖父子突破了。

邵飘萍究竟因何而死，是为言论自由而死，还是为两面收钱而死？这个问题，在张作霖父子无人道虐杀当事人之后，已无意义。

不管邵飘萍有无罪名，这种突破底线的杀人方式，立即成为众矢之的。

老报人陶菊隐说，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

恶例一开，此后，越来越多的媒体人被秘密处决。

历史，真相不易得，是非难论断。但总有一些人类共同的规则，托住了社会的底线。无论是谁，一旦突破这些底线，必将受到全人类的共同谴责和唾弃。

秘密处决，无论何时何地，均是野蛮统治的表征，为文明社会所不容。

今天纪念邵飘萍，不是认同他的人格，而是在谴责未被牢笼锁住的权力，如何轻而易举让一个鲜活的生命消失。

就像沙特记者卡舒吉被肢解的真相仍未浮出水面，但这并不妨碍国际社会异口同声谴责沙特官方的残暴行径。

用杨锦麟的话来说，我们真的担心，世界进入集体返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