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本有关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佳作评介_风闻

最近因为课程缘故而阅读不少有关帝制晚期到20世纪中国经济史的著作，本文是简要的评论与介绍，以飨读者。

首先是一本地区环境-经济史作品，马立博撰《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此书以岭南地区（两广及海南）为研究对象，所探讨的问题是华南自然环境的变迁究竟如何。人类的制度，如国家、经济和社会，都被融入到环境变迁的框架下加以讨论，以回答帝制晚期的中国经济是如何长期保持粮食的充分供应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的过剩或不足将导致怎样的社会经济后果这两个问题。

作者指出岭南地区以广州为核心的经济、人口分布事实上是明代以降才成型，而这又归功于蒙元入侵后大量汉人南迁带来的土地开发。汉人建设的水利设施一方面扩大的耕地，另一方面制服了疟疾，是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明末的恶劣气候和战争疫病一度打断了岭南地区的发展，18世纪温暖湿润的气候和国际贸易则重启了岭南的商业化趋势。水稻被经济作物取代，而广泛紧密的贸易将珠三角和两广、全国甚至全世界联系在一起，整合为一个扩大了的生态系统。政府的粮仓系统和高效的市场调控联手遏制气候变化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这一模式在整个18世纪都保证了岭南地区的高度繁荣，然而人口增长及土地开垦到达极限之后，这种高度集约化，商业化的模式就显露出生态上的脆弱性。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中就指出了传统发展模式的生态瓶颈，事实上是中国和欧洲共有的现象。

他详细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的诸多现象，并指出在19世纪之前，欧洲并未在任何一点上显露出明显的优势，而真正让欧洲摆脱生态瓶颈的两个因素：煤炭和殖民地，也是通过一系列的历史偶合才真正发挥其突破性的作用。彭慕兰的理论被罗伯特·B·马克思在其著作：《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诉说》（商务印书馆，2006年）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如果阅读彭慕兰枯燥无味的《大分流》有困难，则罗伯特·马克思的著作是简洁而优秀的替代。

    生态环境的困境在晚清中国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最为著名的便是光绪三年的丁戊奇荒。艾志瑞的《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饥馑的文化反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就如实的记载了这一空前的灾难。

    而作者将环境史与社会文化相结合，探讨了灾民、清政府、在华外国人和长三角士绅阶层的不同反应，于是一场环境灾难就升华为有关现代化理论、民族主义和性别差异的讨论。其论述和结论都相当巧妙，令人折服。

晚清糟糕的经济局势因为殖民剥削而雪上加霜，民国时代并未解决该问题，甚至是所谓的“黄金十年”（1927-1937）年，中国的工业化依然步履蹒跚。城山智子在《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就以大萧条对于中国的影响为例，讨论中国的农业和工商业因为经济体系（银本位）或是自身（难以摆脱的负债运营）原因而在国际经济动荡的冲击中异常脆弱。虽然国府的币制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萧条带来的损害，但是一方面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又要大规模的扶植农业和投资工业对国府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中国真正完成工业化的无疑是毛泽东时代，郭益耀的《不可忘记毛泽东：一个香港经济学家的另类看法》（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年）就试图论证这一点。他认为毛时代强迫农民几乎无偿的劳动所建立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和高积累、偏重工业的经济发展策略是没有殖民地的后发国家不得不采取的工业化选择。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建立在毛已经让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而农业不再靠天吃饭的基础之上的。

上述六本书构成了自明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因果逻辑概述。虽然毛病和瑕疵不少，但是却足以构成较为完整的解释体系。如果对中国经济数百年来的兴衰变动问题有兴趣，不妨按照我提供的顺序阅读这六本书，或许将收获不一样的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