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世界中心【23】_风闻

转至天涯楼主：温骏轩

写于09年

    还是先回到台湾问题吧。

    其实于我的本意本来是想直接告诉大家台湾迟早会回归的，然后绕过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太敏感，说多了上面不高兴，台湾“人民”不开心，板油们也会扔砖。

    不过已经讲到这份上了，不讲讲也说不过去，就大概说一下好了。

    说到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可以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若即若离”。说他远，又不算远。

    以至于岛上的居民除了“原住民”外基本上都是从大陆迁过去的；说他近又不算近，海峡的宽度和台湾本身的物产，足以让台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里发展。

    我曾经说过如果算起来，西藏有可能算是最后纳入中国的土地。其实台湾纳入中国的时间也很靠后。让我们先大略了解一下台湾开发的历史。　　

    台湾本来的原住民就是我们所说的高山族，也就是国际上所说的“南岛民族”。简单说就是居住在南太平洋那些小岛上的原始民族，从人种的角度来说不属于东亚民族。　　

    尽管台湾距离大陆的距离并不算遥远，但由于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陆权国家，对海外的土地一直不感兴趣，因此除了少数民间移民外，一直到明朝末年都没有大规模移民台湾。

    史书最早关于台湾的记载是孙权派了一万士兵上去探路，结果发现没什么油水，抓了几千原住民回去交差了事（据说因为投入与产出严重不符，领兵的将军还受到了严厉的处分）。　　

    真正台湾受到重视是到了明朝末年，我们知道明朝初年，郑和曾七下西洋，现在关于永乐皇帝为什么要派郑和出海争论很多。

    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因此而发现海权的重要性，郑和事件只是作为一个意外事件被历史湮没了，官方重又下达了禁海令。　　

    但沿海的居民已经尝到了海外贸易的好处，所以并不愿意回去种地或只在海边打打渔。于是走私与反走私成了明朝中后期的一大项重要活动。

    由于当时的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所以出于维护共同的利益，这些明朝的“赖昌星”很自然的和日本人勾结在了一起，携手武装反对阻档他们财路的大明政权。

    这也就是正史所说的“倭寇”，可以让我们聊以自慰是，在明代“倭寇”的头基本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大都是做马仔的。　　

    这场战争最终以明朝政府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海上走私活动有所减少，只是由于丰臣秀吉在朝鲜被明朝打怕了，而对日本人下达了禁令。

    既然日本人已经基本不参与这种武装走私行为了，也就不好再把“倭寇”的帽子扣在这些强悍的水手身上了。　　

    至于明朝与“倭寇”们的战斗究竟应该如何定性，现在史学界有不同的声音，不过这并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

我们所要注意的是正是这场走私与反走私的战争凸显了台湾的战略地位，开启了大陆对台湾的第一波开发热潮。

    在日本人还在参与走私行为的时候，日本南部的沿海地区是不错的基地。但在日本人退出以后，中国方面的“海商”们需要另外再找寻一个根据地了。（最后一次有史记载的“倭寇”事件时间是1624年）　　

    1606年做为新一代的“海商”代言人——郑芝龙出生了，我们无从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事“走私”这份有前途的职业的，我们只知道他最初的老大也是把基地设在日本的。

    不过在他18岁那年，也就是1624年，出于我前面所说过的原因，他将根据地搬到了台湾。那时候他已经自己做了老大了。

    由于郑芝龙入行的时候“倭寇”这个名词已经不流行了，因此他很幸运的没有被贴上“倭寇”标签，而是被称做“海商”或“海盗”。

    不要小瞧了这种分别，前者事关民族大节，后者说不定会被当作反抗阶级压迫的英雄（虽然从实际行为上两者并没有区别）

    不过年轻时候的日本之旅也并非没有在郑芝龙同志身上留下一点纪念。最起码他娶了一个日本妻子，这个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个足以影响世界历史的重要人物——郑成功。

    母亲的国籍并不能影响郑成功做为华夏民族英雄的的形象。

    在父系社会，母亲的血统并不重要，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日籍的妻子，并不会去试图影响丈夫和孩子的价值观。（在抗日战争时，有很多嫁给中国人的日籍妻子都将自己视为中国人）。

    在郑芝龙到达台湾的同一年，荷兰人也到达了台湾。其实作为当时的海上强国，荷兰人已经1601年就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并象葡萄牙人那样在中国沿海获得一块根据地了。

    他们开始选中的目标是离大陆更近的澎湖列岛，不过大明水师在与“倭寇”的战斗中已经成长了起来，荷兰人的几次试探都已失败而告终。　　

    不过大明水师也仅满足于将荷兰人赶离澎湖，双方最终达成合解（1624年）。

    荷兰人不再侵扰澎湖，而大明朝廷也放任其将基地设在台湾。对于明朝来说，那块地方还太遥远了，何况当时陆地上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郑芝龙当时还只是海盗，所以对于荷兰人并无对抗的实力。所以便带着所有家当回到了大陆继续做他的老本行。

    不过在大陆做这种犯法的营生毕竟不比在海外，总是要担心被官兵抄底。当然办法也不是没有，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也来做官兵。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自从《水浒》诞生后，它就一直被山大王们做为教科书而收藏着。

    山上的大王可以学，那海上的大王当然也可以用。所谓小尼姑的头，“和尚摸得，阿Q也摸得”。

    好在官府最近被北边的事忙得焦头烂额，也正好想“以盗制盗”，双方一拍即合，郑同志就摇身一变成了明朝的总兵官（1628）。

    穿上了官衣总得做出点成绩吧。于是昔日的兄弟们纷纷成了郑芝龙的手下败将，识相的也共同做了官军。　　

    官府收郑芝龙除了对付海盗，更主要的还要防荷兰人。这也正合郑芝龙的意，有了官府做后盾，腰杆子自然硬了不少，1633年郑芝龙在福建沿海金门海战中击溃荷军舰队。

    不过商人就是商人，如何利益最大化才是他们最关心的。最终郑同志和荷兰人达成合解，共同开发台湾，也共同垄断对日贸易。　　

    海盗出身的郑芝龙其实并不信任政府，如何在海外经营一块自己的根据地才是他最关心的。

    于是大陆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台湾移民开始了，在最初的几年便达到了数万之众。而当时荷兰人在台湾只有几千人。

    随后的历史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基本的脉络是郑成功退守台湾，赶走了荷兰人，开始了第二拔的大规模移民。

    1683年施琅收伏台湾，又开始陆陆续续向台湾移民，到1811年移民人数总计180余万。

    到了1853年太平天国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战乱，大陆地区又掀起了一波移动高潮。及至190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台湾转而开始接收日本移民。

    1945年国军接收台湾将日本势力清除出去，并随后开始了最后一波的移民高潮。

    从这段历史大家可以看出，大陆对台湾的大规模移民起至17世纪30年代，止于1949年，期间大约310年左右。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目前台湾人都是“外省人”，只不过是时间先后问题。

    但这么长的时间足以造成对大陆地区的心理认同的深浅度，这一点稍后讲到。　　

先了解一下台湾的地形

    从图上可以看出,台湾的整个地形是一片叶子形,但由于中间大部分地区为山地地形,所以适合耕种的土地集中在西海岸，北细南宽，整体呈香蕉形。东海岸也有很窄的一条平原地带，但面积过小，不适合大规模居住。

    因此，无论是荷兰人，还是郑氏家族最初的开发地点都集中在南部。也就是集中在现在的台南一带，最北到嘉义。这一带的地理名称叫“嘉南平原”。

    如果说台湾归清以前的移民开发了台南地区，那么清朝继续向北拓荒，开始了台中地区的开发，这一时期的移动多其中于台中地区。

    清中期台湾继续向北开发，政治中心也逐渐向台北地区转移。1875年沈葆桢建台北府，统管台湾行政。可惜尚未得到充分开发，20年后台湾即被割让给了日本。

    日本仍以台北为行政中心，日本移民也多集中于此。到了1945年国军接收台湾后，新一波的大陆移民应该说遍布台湾，但在台北最为集中（一为行政中心，二有日本撤出后的空间）。

    另外在这一时期，台东那一条狭窄的平原地区因为新移民的到来，而充实了人口。不过人受地理条件所限，人口数量不是很多。

    因此从开发的顺序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最早的移民开发地点主要集中在台南地区（嘉南平原）；而清早期的移民则在台中地区较多。及到清晚期及1945年以后的移民在台北地区和台东地区比重较大。

    这样就造成一个现象，越往南地区对于中国（或说大陆）的认同度越低。移民时间越短，相对来说对大陆地区的记忆越清晰。

    目前的台湾由于民进党当政时期强化了新老移民的区别，因此使得党派之争很大程度上成了划分与大陆关系远近的标尺。

　　附：2004年与2008年台湾地区地方领导人选举图

　　

    从这两张图上可以看出，相对与 大陆亲缘关系更近的台北、台东地区为泛蓝的根据地；而嘉义以南的台南地区为泛绿根据地。而介于中间的台中地区则成了双方争夺的摇摆地区，偏向哪一方，哪一方就胜出。

　　这种地缘格局的形成从深层次理解是与移民开发的时间相对应的。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则是经济上的。

　　台湾南部之所以成为最早被开发的地区，是因为平原较大，适合农业生产。这也造成早期的移民中农业人口比例相对较高。

而后期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台北，1945年以后从大陆入台的人员约有120万，这样多的移发势必会挤占原有移民的生存空间。加上1945年以后台湾的政治与工商业主要掌握在新移民手上。原有的移民与新移民爆发矛盾也就在所难免。

　　前面也提过，对我启发最大的是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当你的视线不再局限于个别英雄人物的身上时，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了。地缘只是一个角度，也是最基础的一个角度。如果真形成了“大历史”观，还有其他如经济、宗教一类的角度可以解读历史和现实（这些角度是相辅相成的，并不矛盾。到最后会发现从不同角度解读出的答案是相似的）。

    在海权时代,一个国家没有陆上邻国会比有邻国更安全；但如果一定要选择邻居，那么一群小个子总比一个大个子要安全的多。

　　不过凡事都是相对的，独处海上固然安全，但要想介入大陆事务（这里指欧亚大陆）就必须找跳板。所以中国一面和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接壤，从长远来看也未必是坏事（关键自身实力要强）。

    接着说台湾。简略说了下台湾的历史和移民情况。一开始花了点时间理了理郑芝龙的情况，主要是想大家清楚台湾初始开发的时间。这一段历史中学历史老师一般会模糊处理的。

　　总得来说移民开垦的重点是由南自北的，这也很好理解，在人口较少的时候，人们总是选择最容易的地方开发。在这里只是说一个大趋势，或说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方向。并不是说在郑芝龙开发之前就没有移民了，也不是说在初期开发台南的时候就没有人去台北了。

　　最初的移民还是延续中国传统的农业迁徙方式，即寻找最适合耕种的土地。但到了清朝末年，随着东方古典时代的即将结束。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

　　这一时期由于西方的贸易扩张，港口变得比农田更加能够创造工作机会了。在南部，台南原有与大陆沟通的港口已经由于淤塞不堪大用。好在再往南一点分割“嘉南平原”与“屏东平原”的阿里山脉延伸至海洋，造就了一个天然良港——高雄港（良港后必有山，否则海岸线太过平滑，无法停泊大吨位船泊）。因此台南地区得以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在台湾北部，由于可耕种土地没有南部多，因此人口密度也没有南部高。但随着海运时代的到来，位于台湾岛顶端的基隆港被开发了出来（1886年）。而其身后的台北平原则在稍早的时间建立了台湾新的行政中心——台北市（1874当时称台北府）。也许当时清政府选择将行政中心建在盆地当中而未建在再靠西一点的平原上是出于多种原因（比如安全，土地的所有权）。但基隆港与台北的确形成的类似北京——天津的关系（即行政中心加港口）的确使得后期的移民向台北地区集中。这种政商合一的优势在目前仍在继续，台南的人口仍在不断的向台北地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