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三捷之青化砭伏击战（二）——吹牛爆仓，杨得志躺枪_风闻

二、“大捷”后的茫然

攻入延安之后，国民党军大肆渲染战绩，论功行赏。21日，蒋介石致电嘉勉胡宗南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洗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也，时闻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半年后的8月7日，蒋介石亲赴延安巡视时，还对盛文（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夸赞说：“全国剿匪军事，完全如计划奏功者，仅此一役耳。”[1]满意之态毕现。

按照国民党西安绥署的“延安会战经过概要”，进攻延安之战，“共毙伤匪团长、大队长以下官兵一万六千五百余名，及毙匪教导旅旅长杨得志、参谋长及供给部主任等重要官员多名。我军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一千三百余人，其比例数为十比一”。[2]这一数字未含国民党军声称俘虏共军的人数，据胡宗南的年谱所记，详细数字为：“伤毙匪教导旅旅长、参谋长、团长、大队长等官兵一六六零六名，俘获伪官五五九员，兵九六二五名，虏获轻机枪三十挺，步枪二二四三枝，手枪五枝，掷弹筒二十九具，骡马三十五匹。我军亦伤官六十五员，阵亡十四员，士兵伤七二三名，阵亡二二八名，与匪伤比例为十六比一”。[3]这样算起来，国民党军所声称的战果（毙伤俘）共二万六千七百九十名，还包括“击毙”了日后成为中共1955年第一批授衔上将的杨得志。国民党军自己的伤亡则为一零二三名。

国民党军的伤亡人数“一千三百余人”大致还是比较准确的，这和中共内部所声称的“敌伤亡千五百人左右”[4]亦相符合。但对于战果过于夸大，较中共部队实际伤亡“五百余人”高出数十倍以上。由于实战几乎没有多少俘虏，以至不得不用国军自己的军官及士兵冒充中共俘虏，在记者参观时闹出不少笑话。中共地下机构“西安情报处”曾派人混充记者去延安了解情况，看到有俘虏不小心当着记者的面坚称其在打延安时杀的是共军，以致被“西情处”的人当作笑话来讲。[5]

事实上，中共撤出延安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非常好，国民党军几乎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以致将西北共军的最高指挥员误当作是贺龙。[6]时任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的邓文仪在回忆攻占延安后的情形时说：

“中共在延安及附近不到五万，仅有一两次激烈抵抗，各高级机关都在仓促间已全面撤退，并实施坚壁清野的焦土战术，当地人民全被裹胁离开作战地区，所有物资用具搬运一空，使我们军队进到延安，得不到任何补给军用物品，也无人力可用。我在收复延安第二个星期到那里视察，经过一周的考察及督导我军政工，我走遍延安找不到有关共军的任何文件，他们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连同图书文件一起被他们烧毁，附近发现少数粮食物品藏匿在山洞里，也都放了毒药或淋了煤油，不能使用。”[7]

在这种毫无消息来源、对方动向不明的情况下，胡宗南于21日给董钊、王应尊等下达命令，以“第一军之二十七师担任延安城防，并以一部进驻拐峁镇构筑工事，同时远出进行威力搜索后，相机推进青化砭固守，使主力尔后向北进出容易；第一军主力即在延安以北西北地区集结待命；第二十九军即在延安鄜县沿公路线构筑据点工事，确保补给线的安全”。[8]

这一部署就一般军事常识而言，基本上还是中规中矩的，但要命的是，电报被刚刚正式组建的西北野战兵团机要科[9]截获并破译了。

彭德怀3月22日凌晨致电张宗逊、廖汉生并报军委：“

（一）胡宗南二十日（按：应为二十一日）令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开青化砭、半佛，要其筑工固守，似判断我主力在安塞方向，有进攻安塞模样。

（二）我准备伏击该敌（三十一旅）。着一纵队主力经安塞开至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石家沟、白家沟之线。八旅（注：指三五八旅）（缺一营）限二十三日晚到达，留蓝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独一旅开高桥很不妥，应即尾八旅开安塞以东之王家庄、丁家庄、枚家庄之线，限二十四日到达，不得迟误，行动时须特别注意隐蔽。

（三）张廖于二十三日九时以前到梁村开会，我们在梁村等候。”[10]

同时，彭德怀给2纵及教导旅、新4旅亦发去电报：[11]“

（一）胡宗南二十一日令临真之31B（按：指整31旅）经川口渡延水进攻青化砭，筑工固守，限二十四日到达。

（二）我军拟令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之际，彻底歼灭该敌。第二纵队、教导旅统归王震指挥，隐蔽集结于青化砭以东之阎皇寺、郝家河、湖家河之线，限二十二日晚集结完毕，二十三日看好地形，化装民兵，切实封锁消息。

（三）N四旅（按：指新4旅）二十二日晚集结于青化砭以北及东北地区之二峁渠、常家塔、朱家沟、高家沟；第一纵队八旅二十三日集结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独一旅二十四日位置于何家庄附近为预备队。

（四）王罗（按：王震、罗元发）看好地形后，定出由东南进攻青化砭截敌归路、警戒拐峁之详细计划，限二十三日午前电告我。”[12]

西野派出的侦察员也证实，第31旅21日从临镇（按：即临真）出发，现抵松树林，该敌多次向群众打听到川口的路线。同时，根据各种情报，了解到胡宗南已令第135旅于24日前到达李家渠筑工固守；整编第36师在观音桥、肖家岭、二十里铺地区集结；整编第17师分布在劳山至富县（按：当时称鄜县）间公路沿线；整编第76师在桃花坪、临镇（临真）、南泥湾地区集结。[13]

彭德怀判断胡宗南有以主力北上寻找西野决战、以一部沿咸榆公路保障翼侧的意图，因此，要求1纵“留蓝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以加强敌之错误判断。按照西野的研判，胡宗南部北出的意图在于积极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如我军向西北撤退，即以青、宁两马从庆阳、环县、定边之线堵击，以胡宗南主力经安塞北上，形成东、西、南三面夹击之势，以消灭我军于保安、吴旗地区，或迫我北上绥蒙沙漠地区；如我军向东北撤退，则以榆林邓宝珊部沿无定河向南，以胡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北上，实施南北夹击，逼我于葭县、吴堡地区就歼，或赶我军东渡黄河。[14]

而实际上胡宗南对于西野的行动茫无所知，行动多来自于推测。空军的侦察一会儿说“敌人向安塞退却”，一会儿又说“在蟠龙附近发现小股敌人”，[15]而陆军则对空军报告的可靠性和技术持怀疑态度，[16]所以莫衷一是。至23日黄昏都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情报，胡宗南只好推断拐峁以北无敌情，整1军系由东南向西北迂回，敌人可能被迫向安塞方向撤退。因此，胡宗南令整1军主力24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敌情，25日仍回延安。[17]

可见西野当时高估了国民党军求战的决心。实际上胡宗南的意图主要是巩固延安的占领，主力北上带有威力搜索的性质，最终还是打算集结在延安附近，等落实情况后再确定行动方向。

无论如何，蒋军以主力向安塞方向出击，以一部进占青化砭保障翼侧的布置，和西野预先设想的在延安东北方向歼敌的方案正好“配合”起来了。事后看，即使蒋军以主力东出延长，向甘谷驿方向进攻，仍须以一部进占安塞保障延安、以另一部进占青化砭保障主力右翼安全，这样仍是没有好果子吃。从战役战术层面上来说，关键还是信息不灵，对于西野的情况茫然无知。正如国民党军自己所总结的：“战斗遂行中，我军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仅凭无线电测向及空军报告以为研判之资料，影响于指挥及部队间之行动不小”。[18]

就战略上进一步深入探究国民党军行动的内在动因，会发现其高层在整个战略规划上的矛盾。

首先，蒋介石攻占延安的计划，是临时起意的，为求保密，连国防部作战厅都不得与闻。[19]此前，蒋的战略是到处开花，毫无重点，国军宿将程潜曾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由此，“部队东遣西调，顾此失彼，攻守进退，恐将失机”。[20]等蒋介石体认到这一点，开始强调“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21]并将山东作为进攻的重点时，却又临时起意要先攻占延安，主观上以为可以迅速结束西北战事，转用胡宗南部于其它战场。[22]但开辟新战场，实际上是分散了兵力，有碍重点的形成，这一点蒋却并未意识到。[23]

其次，攻占延安之目的，从军事上讲，应该是尽快扑灭西北共军主力，以便转用胡宗南部于其它战场。但国民党军所确立的目标却是：“为维护政府威信，端正国际视听，并振奋民心士气，巩固后方”，[24]将外交和心理作战作为首要实现目的。

在攻取延安的作战指导思想上，蒋介石和胡宗南就只设想了共军以延安为核心进行决战或“向晋西或绥南逃窜”两种情况，[25]对于中共内线机动作战的可能性未予考虑。

由于战略上的矛盾和作战指导的粗疏，作为战区指挥官的胡宗南，在攻占延安、表面上已经达成其作战目的的情况下，对下一步的行动就不免要陷于迷茫之中了。接下来究竟是四面包围、逐步缩小对手机动空间，以求彻底歼灭呢？还是以“犁庭扫穴”的姿态，将对方驱赶至黄河以东，从而尽快结束陕北战事，从而得以转用主力呢？从国民党军的角度来说，以主力北上安塞带有驱迫对方东退的含意在内，较之东出延长将对手封闭在陕北更符合当初的预想，这恐怕是胡宗南做出主力北进安塞之决策的深层动因。

[4]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保障中央机关安全问题的指示”（1947年3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126页。该指示中提到延安保卫战“我共伤亡五百人左右，敌伤亡千五百人左右”。可能是出于鼓舞士气的原因，中共在对外宣传上，号称此役歼敌“五千二百余人”，长期以来各种党史、战史书籍中大多采用该数字。1980年代权威党史刊物（《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二辑，“西北解放战争大事记”，1987年6月出版）上已经有了较准确的数字，即“西北我军经过六天抗击，歼敌一千五百多人”，但之后各种出版物上似乎仍以采信“五千二百余人”者居多。

[6] 国民党中央社3月20日西安电称：“由陕北南犯关中共军贺龙部，经国军奋勇反击后，退入甘泉迤北之大小劳山山地，负隅顽抗，经国军一昼夜围剿，激战甚烈，贺部曾企图在大小劳山作困兽斗，卒以死伤惨重，乃于19日夜狼狈逃窜，贺龙亦逃逸无踪”。转引自王超北：《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35页。

[9] 该机要科是3月20日由中共中央机要处派吴振英等9人和联司机要科李国华等7人组成，吴振英任科长，副科长夏林。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工作历史简编（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分册》，兰州军区司令部机要局编，1995年7月，第27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中这份电报时间是“丑时”，但依照教导旅作战日志记录，实际上是电令被接收到的时间。依此判断，这份电报的发出时间应和给张廖及军委的电报几乎同时。

[16] 因陆军进占延安后，看到轰炸弹痕，不是落在空场上，就是延河的沙滩边，重要地点和处所，几乎看不到轰炸痕迹，因而怀疑空军的可靠性。参见杨健：“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5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