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龙门”时代的终结: 为何人们开始不信教育了？_风闻

李海滨 /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导读］作者认为，当前社会上充斥着对教育体制的各种不满以及对中国教育的否定，民众对教育是否依然还能促进个体向上社会流动的认识似乎很不清晰。那么，教育到底能不能促进个体的社会流动？基于对中国10个城市的实证分析，作者指出，家庭因素对个人的教育程度和水平的影响十分显著，教育程度又显著地影响着个人社会地位。在此意义上，阶层地位有一定的继承性，这个继承性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由此意味着，教育既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又有“再生产”原有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作用，贫困家庭很难再通过教育实现“鲤鱼跳龙门”，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文章原载“IPP评论”公众号，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近年来，“穷二代”“富二代”等特殊称谓逐渐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就业公平面临着“代际传递效应”的挑战，对贫困生的就业造成不良影响。媒体经常报道，即便通过教育，“穷二代”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一项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发现农村或乡镇的学生入读精英大学的比例（仅为19%）远小于入读一般大学的比例（30%）。

中国城乡之间的天然差异、制度性障碍以及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因素给农村社会流动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如教育成本的增加以及教育大众化造成文凭贬值减少了农村人口通过教育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曾有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教育花费接近家庭总收入的1/3，贫困家庭每年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花费连续两年增长率超过20%，在城乡贫困人群中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

总而言之，整个社会充斥着对教育体制的各种不满以及对中国教育的否定。有人甚至开始怀疑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已经不能促进个体向上的社会流动，或者说学历不再使个体获得理想职业。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民众对教育是否依然还能促进个体向上社会流动的认识似乎很不清晰。那么，教育到底能不能促进个体的社会流动？虽然教育与社会分层的这一关联性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作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在教育面临大众化的今天，这个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如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全面，将会对教育投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并会引发“新读书无用论”，导致部分农村青年和部分城市低收入群体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进而使教育不公平和社会不公平更趋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全民进行一个教育与就业问题的全面调查，从而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数据，以便为完善教育体制、实现教育大众化以及推行教育公平提供新的思路。

为此，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开展了全国居民教育与就业问卷调查。在城市的选择上，调查兼顾了经济、文化、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地域分布，选择了北京、广州、成都、昆明等10个城市。每个城市各抽取160人左右，此次调查共获得1621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受访者1118人，占总样本量的69%。农村户口占样本总量的48%，城市户口占52%。受访人员年龄跨度主要从1940后至1990后，其中1940—1949年间出生的有58人，占3.6%；1980—1989年出生的受访人员最多，达510人次，占总样本的31.5%。

在所有受访者中，未受过任何学校教育的有66人，占总样本的4.1%；小学学历的占8.6%；本科学历占44%；硕士及以上占7.1%。在所有受访人中，约有7%（114人）是在读学生，18.9%（307人）没有工作（包括下岗人员、家庭主妇等），6.2%（101人）是退休或从事临时工作的人员。

根据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教育是家庭因素和个人社会地位的中介变量。也就是说，家庭因素对个人的教育程度和水平的影响十分显著，教育程度又显著地影响着个人社会地位。具体的结果如下：

第一，学历对当前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57.1%的人认为学历对当前工作有影响；超过60%以上有大学文凭的人认为学历对当前工作有影响；而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人几乎有一半认为学历对当前工作无影响，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认为个人努力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有大学以上文凭的人从事的工作多是与专业相关或是借助于学历获得的，因此他们认为学历是找份专业工作的必备条件。因为没有学历的优势，那些低学历的人找到的工作多数与学历关系不大。

第二，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依然很重视。调查发现，户口不影响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尽管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孩子上的学校有轻微的不同，但是80%以上的家长都愿意培养孩子上大学。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与母亲的最高学历呈现强相关关系, 而与父亲的学历并没有关系，也与其他家庭情况无关。

第三，教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首先，受访人的学历和工作类型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学历和工作类型的影响。父母的学历与孩子的学历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孩子学历在大学及以上的，大部分的父亲都是学历在高中及以上的。孩子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大部分的父亲都是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此外，结果还表明，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受访者的工作类型有很大的影响。母亲有大学及以上文凭的，子女几乎很少从事农、牧、渔类和工人的工作，而多是从事一般职员或专业技术工作。其次，父母学历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子女的教育。学历越高的家长就越倾向于让小孩读重点学校以及读大学。

我们发现，那些没有上过学的父母根本不期望他们的孩子能上重点学校，只要上一般学校他们就很满足，而有50%以上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父母则更期望他们的孩子能上重点学校。有60%以上的中高学历父母（高中学历及以上）倾向于让孩子参加补习班；70%以上的高学历家长（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会更倾向于让孩子参加补习班；而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家长的孩子则很少或者没有经常参加补习班。

第四，家庭重视教育的程度几乎不受家庭收入的影响，但孩子实际就读的学校与家庭收入程度非常相关。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中国家庭（与家庭收入无关）都会希望孩子能在一般学校或重点学校就读，且都希望能够培养孩子上大学。但是，几乎所有高收入家庭的孩子都就读于重点学校或民办学校，其中约有80%的家庭对就读的学校表示满意。而70%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就读于一般学校，仅有不到一半的家长对就读学校感到满意。

这个结论表明教育依然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支撑着人们的地位提升，但教育受家庭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长（通常拥有较高的学历和较高的经济收入）得益于教育带来的收益，他们更深信教育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因而更希望让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而且这些家庭也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投资孩子的教育。

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来说，他们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其孩子的教育进行投资，即便孩子考上大学，也很难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因而他们的孩子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其命运。从这个层面来说，阶层地位有一定的继承性，这个继承性很大程度上还是通过教育这个中介变量来实现。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史蒂芬·梅钦 (Stephen Machin) 的研究发现，在英国，代际间的流动性随着时间正逐渐下降，教育规模扩张使有钱人家的孩子从中受益，这种扩张不但没有减轻代际间的不平等，反而加剧了现存的状况。

我们这个调查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西方的一些学者（代表人物：丹尼斯，Dennis）提出的教育与社会流动的观点，即教育既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又有“再生产”原有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作用，教育对整个社会流动率的贡献要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本身的平等状况来确定。事实上，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已表明，制度性安排与代际传承作为先赋因素交织地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获得，教育资本与政治资本作为后致性因素支撑着人们的地位提升。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魏昂德（Walder）在研究精英传递过程时发现，“文革”期间即使是革命出身的新精英也无法把自己的优势地位传递给后代，而改革开放后，新精英迅速恢复其代际传递能力，相对于其他家庭背景的同辈人，干部家庭的子代占据政府机关或国有及乡镇企业领导地位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鉴于当前整个社会充斥着对教育体制的各种不满以及对中国教育的否定，基于以上客观调查结果，同时考虑到当前中国教育资源地区不均衡的现状，我们建议政府应着力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管理：

第一，加强对民众教育观点的正确引导。这个调查结果显示了中国民众对教育依然是非常重视的。在当前，中国大力推行“教育先行”“科教兴国”等政策，我们应该肯定教育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接受教育是提升个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个体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教育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但是，当前许多家庭对教育投入的短期回报期望过高，有的甚至将教育视为改变家庭命运的唯一出路，因此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竭尽全力，却没有意识到，在当前竞争激烈的时代，就业压力与教育的机会成本同步上升，教育投资的风险日趋增大。另一方面，媒体经常以偏盖全大肆报道“阶层固化”，农村及贫困地区的民众思想容易被误导，觉得这些地区的孩子没有希望上大学，便早早让孩子辍学打工。

鉴于此，政府及社会必须加大引导力度，协助民众树立和更新教育观念，正确认识教育的功能，合理确定教育的预期收益，根据家庭及子女的实际状况，提高教育投入的选择理性。进入高等院校也不再是贫困家庭“跳龙门”的唯一出路。各个家庭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上职业院校、增加技能素养等都可以成为一种选择。

第二，规范就业市场、加强职业教育，确保学以致用、不浪费教育资源。当前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多，而尽管近些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但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高端服务产业比例较低，对大学生就业吸纳能力有限，符合大学生需求的劳动岗位增加幅度远远小于高校毕业生的增长幅度，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大学生就业率持续走低，大学生就业问题日趋严峻。

此外，就业市场上存在着“唯学历”的做法，即很多用人单位把学校按照“985”、“211”、普通一本院校、二本、三本来进行排名，毕业的院校不同，给予的薪水也不同，高低相差很大。市场也偏向高学历求职人员，博士、硕士生比本科生更容易就业。这种“唯学历”的做法造成人才的过度浪费和高消费，同时还会造成教育资源利用不合理等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脑力与体力劳动紧密融合，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凡是在职业生涯中能成为优秀劳动者的都是人才。因此，政府应倡导和鼓励人人成才，造就各级各类人才，使整个社会形成宝塔形的、结构合理的人才“集合体”。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分工不同是社会需要，在各个层次、各种职业、各自岗位的优秀劳动者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教育不能只为培养和选拔“精英”服务，而要以提升国民素质，使全体受教育者成人、成才、成功为目标，这才是实施人才强国的战略、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第三，强化教育公平，致力于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当前城乡分化在教育公平上的表现已经有很深的根源，无论是社会平等，还是增强农村学生的流动性，都需要彻底落实基础教育公平，而平衡教育资源、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一步。需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提高这些地区学校的教学水平，缩小教育差距，逐步改变优质教育资源偏向城镇和重点学校的现状。

此外，政府也应着力规范教育收费行为，完善教育资助体系。尽管政府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三令五申禁止乱收费，并严厉制裁乱收费行为，但是目前教育乱收费、教育腐败现象仍然屡禁不止，有些地方甚至还层出不穷、愈演愈烈。高额的学费和教育的乱收费使得教育成本迅速增大，其幅度远远超过一些贫困地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同时也超过了贫困地区家庭的承受能力。

因此，一方面，必须要规范教育收费行为，强化各级学校的监督体制，向社会公示学校的各项收入许可，加大公众监督力度，有效遏止教育高收费、乱收费和教育腐败行为，切实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要完善教育资助体系，健全助学贷款制度、勤工助学制度及贫困学生的帮扶制度，针对贫困地区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增大贫困地区大学生获得教育支持的途径，切实减轻贫困地区家庭的教育负担。

本文原载“IPP评论”（IPP-REVIEW）公众号，原标题为“社会地位确实有一定的继承性——基于中国10个城市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