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城的邻居们相互认识吗？_风闻

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报了去年的一箭之仇。进退失据的咸丰和僧格林沁连忙将大军撤退到通州，天津因此不战而降。

消息传到京师，人心震动。户科给事中薛书堂想在这一危急存亡之秋尽臣子的绵薄之力，于是上奏言及京师治安问题，本折颇有趣味，于是在此分享心得。

战端紧急不容赘言，薛书堂单刀直入称“京城近年盗风甚炽，官民被窃，殆无虚日。内外两城，明火抢劫之案，层见叠出，而缉捕破案者百无一二”。而近来洋人的逼近更使局面不可收拾。那么，为之奈何？

一般而言，京城的治安由八旗和绿营负责，但是这两者同时也肩负着作战任务。当其调往前线防御英法联军时，就再无可资依赖的治安力量。中国的警察制度要到二十世纪才由袁世凯创立，而1860年的清廷官员能够想到的办法，唯有老祖宗留下的“保甲”。

保甲起源于宋，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保。相互甲内各户必须相互监视，若一户犯罪则全甲连坐受罚。这种严格的基层管理模式在明初曾被较为严格的执行，但是随着公权力逐渐从基层退出，保甲制度在漫长的明清两代逐渐变成了有名无实的制度，只在危机时刻才被人想起。1860年就是这样的时刻。

欲设保甲，则需首先明确户数丁口。薛书堂奏折所附“编查报价章程十七条”前四条即为调查人口之办法。然而，人口调查对于清代已是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自“摊丁入亩”之后，清廷几乎彻底放弃了人头税和力役的征收而全靠固定田赋作为岁入主体。一位大清子民，若身无田产，那么除了碰上刑事案件外，他的一生几乎可以与国家不产生丝毫的瓜葛。省城居民更是如此，明清两代中国的城市面貌已经完全改变。明末的商业化浪潮就已催生出一批人口密集，流动性极高的商业城市。而清代北京虽然作为政治中心，是单纯依赖漕运的消费城市。但人口流动情形并不亚于任何南方城市。人口的流动性破坏了，或者说导致紧密的人际关系根本无从建立，这一点薛书堂自己也给出了极为生动的描述：

“都城旅居多而土著少，往往邻居数载，不相谋面，夜间被贼，任行呼号，而比邻无一应声”。

城市居民之间的冷漠关系跃然纸上。许多人感慨现代社会邻里之间互不相认，亦难相助，而赞美过去的人际关系。事实上这一奏折反映出在晚清的北京，邻里之间已经不存在紧密的关系，甚至一家被抢劫，周围人也不愿出手相救。

或许对于邻里之情的向往，始终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吧。

另一个问题就是行政成本。任何制度都离不开经费支持，越是基层则越难以掌握开支。清代的岁入和支出，在理论上是固定的。一旦有事，则不得不开捐卖官。咸丰时代的人们早就对国库充盈的日子没有什么记忆。从嘉庆剿灭白莲教起义始，清代的财政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这样的情形催生出道光这样的吝啬鬼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咸丰并非如其父一样对钱财斤斤计较。只是他面对的烂摊子实在是让他根本无从节省。南方的太平天国和山东的捻军不仅在军事上逼迫清廷，更在财政上压的满清喘不过气来。祸不单行，1859年好不容易在大沽一战灭了洋人威风，结果却是来年规模更大的复仇。大沽炮台的防御工事耗时数年，花钱无数，现在一一沦陷。这样的局势中，谁还有闲钱去做保甲？

薛书堂当然想到这一点，于是明确的指出让保甲中的富户承担费用，理由是富户受保甲之益较大。

又是个天真的想法。若无强有力的行政能力，怎么有可能逼富户吐出管理经费来。但是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财政上缺乏弹性限制了行政力量的扩展，而行政力量的不足又导致财政改革无以为继。如此以来，保甲制度就根本无法真正执行。

最后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清代的特征。薛书堂请满人查内城而汉人查外城（正好就是北京的民族分布）。在这危机关头，清廷上层依然不曾忘记满汉畛域的重要性，严格的区分二者的身份和地理界线。由此联想到镇江的满人将军海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以防汉奸为名乱杀汉人之事，可见满汉见的矛盾和仇恨即使经历了近两百年的相处也未曾真正消失，反而因为危机而暴露无遗。

薛书堂的奏折并没有得到皇帝的回应。这种缓不济急的手段在英法联军近在咫尺的关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但是从奏折中反映出的清代某些现实，却是如此的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