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慧说中国原子弹是抄来的？”——看看真相打了谁的脸_风闻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沧海观澜”）

1964年10月16日，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

54年后，网上依然有很多人在纪念这个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日子，缅怀“两弹一星”功臣们为祖国和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

但紧接着第二天，却有这样一段文字出现在了微博上，并被一大波“小号”跟进转发：

两弹一星功臣何泽慧最值得敬重的地方是说实话。

那年央视《大家》栏目邀请她访谈，主持人说：你们这些“两弹一星”功臣为国家作出这么大贡献，应该自豪，骄傲。

何泽慧回答：有什么自豪骄傲的？都是抄的——苏联专家接到撤回国的消息，马上把全部原子弹的资料，图纸让我们抄，抄写不赢让我们用相机拍。

主持人说：苏联人不会这样吧，为什么呢？

何泽慧说你们不知道吧，对有良知的科学家来说原子弹就不应该产生，既然产生了就不能让一两个国家垄断，苏联的当初的原子弹资料就是美国科学家故意泄漏给苏联的。

——敢说实话，本着良知不迎合官方体制，这才是何泽慧先生值得敬重的地方！

怎么样？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按照博主的意思，说“中国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就是骗人的，说“中国原子弹是抄苏联的、苏联则是抄美国的”就是讲实话；

科学家去造原子弹就是“没有良知”，有“良知”的科学家就应该“积极推动核扩散”；

和官方说法一致就是“迎合”，否定官方体制才叫“值得敬重”……

看把你能耐的，这么有种，咋不直接扯旗造反呢？这么会编“实话”，咋不去“实话实说”呢？

如果不是博文一开头先捧出何泽慧先生来镇楼，观澜忍不住就要破口大骂了——What F**k！

还好，我是个冷静的人，凡事喜欢抡实锤；还好，《大家》栏目2015年10月8日播出的节目《何泽慧：追忆似水年华》还在网上挂着呢：

http://tv.cntv.cn/video/C10309/47934ef7086b47b7a3aa6407f9e3818e

没工夫看这个38分钟的节目视频也没关系，观澜帮您把解说词和访谈对话都扒出来了：

【解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成功爆炸氢弹，只有短短2年零8个月的时间，其速度之快，创造了世界上的一个奇迹。然而，没有何泽慧，也许这个奇迹不会这么快发生。

随后，节目引用了对“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先生的采访。

彭先生讲，氢弹试验前，邓稼先看到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故事我们等会再细说），假如以这个数据做依据，我国的氢弹试验就要“走另外一条路”。

但邓稼先觉得这个数据不太可靠，二机部马上安排401所（原子能研究所）重做试验，重测数据。何泽慧就是这项工作的负责人。

当时距离氢弹试验规划的时间节点很紧。何泽慧组织人员，在几个月时间内完成了平常情况下两到三年的工作量，重新测得了正确的数据，避免了氢弹试验走上错误的方向、错误的道路。

彭桓武说：“这是何先生很大的一个贡献！”

记者（曲向东）就这件事询问何泽慧先生：会不会觉得自己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

何先生答：我们觉得做这些不算什么大贡献。说老实话，**这个还不都是抄来的嘛，**我们对这些不感兴趣，倒真是有什么新的发现，这倒是有兴趣。

曲：您觉得什么是您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呢？

何：不知道了。反正学的东西有关系就是了。

曲：是跟这个国家有关系？

何：对。国家需要就是了。

曲：这是（您认为）最重要的事。

……

可以看到，除了**“都是抄的”**4个字以外，微博上流传的何泽慧先生谈话内容全部是作者自己胡编乱造脑补出来的。

那么，“都是抄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中国原子弹是从苏联抄来的吗？

看完这期访谈节目您就会知道，何先生一生孜孜以求的便是“独立”与“创见”，最反对的就是亦步亦趋、墨守成规。

在401所领导中子物理和裂变物理实验室时，她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大家完成大量核参数测量任务。

这种测量，有些在云雾室内进行，有些利用乳胶探测仪器进行，世界各国的测量方法都差不多，其实质上也可以说是一种“高级的重复劳动”。

尽管此项试验对确定氢弹研制的正确方向与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何先生对这种做实验、抄数据的工作是**“不感兴趣”的，她感兴趣的在于取得“新的发现”**。

接着，何先生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借着记者的采访缓缓说道：自己感不感兴趣并不重要，国家需要就是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将何先生的话断章取义，歪曲成“何泽慧说中国原子弹是抄来的”，套上一顶“敢说实话、不迎合官方”的大帽子，再胡诌八扯一段地摊文学段子，您说这种人是坏呢？还是蠢呢？还是又坏又蠢呢？

在这些坏种流毒污染之下，百度何泽慧，自动弹出的就是这些玩意儿——

其实，央视的这期节目，只不过撷取了何泽慧先生波澜壮阔人生中的几朵浪花，又偏偏安上了一个“意识流”祖师爷普鲁斯特的小说题目《追忆似水年华》，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难道编导真的以为何泽慧先生是在随波逐流中度过一生的吗？

我来告诉你真相吧。

何泽慧，1914年生于苏州，祖籍山西省灵石县。

父亲何澄早年留学日本，是山西省第一个留日学生，后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母亲王季山出自苏州书香门第。

外祖母王谢长达是清末妇女运动领袖，深受“科学治国”思想的影响，1906年创办了著名的“振华女校”。

三姨王季玉留美归国后继承母志，出任振华女校校长。社会学家费孝通、物理学家何怡贞、医学和妇产科专家王淑贞、作家杨绛、新闻学家彭子冈等人年少时都曾在这所学校就读。

1932年，何泽慧从振华女校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叶企孙表示物理系不收女生，何泽慧马上“造反”，并最终取得了“男女平等入学”的胜利。

她的同班同学，包括后来的丈夫、我国原子能事业奠基人钱三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我国光学奠基人王大珩，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液晶物理学家谢毓章等，一共28人。

但4年后，只有10人顺利毕业。其中，何泽慧的毕业论文得到了90分的高分，与钱三强的毕业论文并列第一。

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留念(1936年)

前排左起：王大珩、戴中扆(黄葳)、许孝慰、何泽慧、郁钟正(于光远)；

后排左起：钱三强、杨镇邦、陈亚伦、杨龙生、谢毓章。

大学毕业后，男同学分配工作去了国民政府南京兵工署，女生则无人过问工作分配的事。

何泽慧抱着“科学救国”之心决定赴德国留学，报考了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实验弹道学”专业。又经过一番“斗争”，最终成功说服系主任克兰茨，接收她成为该系第一个外国学生，和弹道学专业招收的第一个女生。

1940年，何泽慧获得博士学位。此时“二战”爆发，她已无法回国，只得进入柏林西门子公司弱电流实验室工作。

在那里，何泽慧见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西门子公司驻华主管拉贝先生（就是那个写下《拉贝日记》、记录日军战争罪行的拉贝）。了解到祖国人民惨遭侵略者蹂躏的悲惨情景，何泽慧更加坚定了一定要回到祖国的决心。

1943 年，帕邢教授介绍何泽慧到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物理的实验研究。两年后，她在试验中观察到一种“正负电子碰撞而不湮灭”的特殊现象，入选《Nature 》杂志年度科学发现。

1946年春，何泽慧来到法国巴黎，见到了阔别多年、一直以鸿雁传书的钱三强，并办理了结婚手续。

此后，何泽慧在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和居里实验室从事核物理研究，与丈夫开始了共同的科研生涯。

1946年下半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发现了铀原子核在中子轰击下发生的“三分裂”现象；1946年底，何泽慧又独立发现了概率更小的“四分裂”现象。

约里奥•居里（核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婿）1947年初在巴黎召开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大会上宣布：“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的重大发现，揭示了新的裂变模式，提供了研究裂变断点的新探针，为裂变动力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

同年夏天，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还破格晋升钱三强为“研究导师”，但夫妻俩回国报效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1948年初，钱三强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共驻欧洲负责人刘宁一，表达了回国的心愿，并得到了肯定答复。

1948年8月，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带着不满半岁的女儿回到北平。

起初，钱三强曾经去找过父亲钱玄同的故交好友、蒋介石的座上宾、时任北平大学校长的胡适（“五四”时期，胡适与钱玄同曾轮流编辑《新青年》杂志），想把国内搞原子科学的力量集中起来做些事，但胡适却连连摇头：门户之见，根深蒂固，现在北平有一摊，南京还有一摊，想把几个方面的人拢到一起，是办不到的……

胡适这话说完不到3个月，北平和平解放了！

军管会主任叶剑英马上派人与钱三强夫妇取得了联系，并准备安排他随中国代表团去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惜未成行），还从捉襟见肘的中央外汇储备中拨出5万美金巨款，让他订购一些原子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

1949年10月1日，钱三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则是他与何泽慧在清华大学的老师吴有训先生。

1955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苏联提供的援助，建设自己的原子能工业。

1956年9月，近代物理所成立中子物理研究室，所长钱三强兼任室主任，何泽慧任副主任。

1958年6月10日，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调试出束。

1958年6月13日，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首次临界。

1958年7月，二机部九局（核工业局）成立，近代物理所更名为原子能所。何泽慧任中子点火委员会委员，负责在原子能所组织点火中子源（即“引爆原子弹的雷管”）的研制。

1958年9月27日，苏联援建的“一堆一器”正式移交中国使用。国务院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继续担任所长，该所现已改建为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举行了隆重的移交生产典礼。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聂荣臻签字验收，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剪彩。

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就从北京房山的这片山坳里起步了。

（荐读：《写在“一堆一器”建成60周年之际》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8-09/26/content_404521.htm?div=0）

1959年起，何泽慧担任中子物理研究室主任。

1959年6月，苏联来信表示不愿再继续履行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之后开始陆续撤走专家，结束对中国的技术援助。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要撤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

到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专家全部撤走，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厂矿停工停产，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

面对苏联的背信弃义，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1960年8月，负责组织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向所属单位发出《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奋斗》的电报。指出：

今后我部的事业完全由我们自己干，因而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要迅速适应新的变化，必须抛弃一切依赖思想！

同时决定，把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资料的时间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596”。

而负责组织导弹研制的原国防部五院则提出“早日造出‘争气弹’，为祖国争光，为人民争气”的口号。

为了集中力量，独立自主突破原子弹技术难关，根据钱三强的建议，从1960年初到1962年10月，二机部相继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等230多名科学家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调入北京核武器研究所，会同已在该所工作的朱光亚、邓稼先等人，形成了我国核武器研制的骨干力量。

在他们的努力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按照内爆原理设计的浓缩铀弹，比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技术上更先进。

1960年，在原子弹爆炸之前，钱三强主持的氢弹原理探索就开始了。由于理论探索起步早、研究充分，我国第一颗氢弹在体积、重量和聚变比方面，都比美、苏第一颗氢弹的技术水平更先进。

1965年初，二机部将氘-锂同位素反应截面测量的紧急任务下达给原子能研究所（即央视节目中讲到的需要试验验证的那个“重要数据”），何泽慧带领科技人员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出色完成了系统测量任务，对中国氢弹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于敏带领的小组则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聚变反应的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上的重要课题。

消息传来，彭桓武、邓稼先马上组织力量，夜以继日猛追穷究，攻克一道道难关，揭开一个个秘密，终于做出了氢弹爆炸新的理论方案。

（顺便帮于敏先生辟个谣，网上流传很广的所谓中国氢弹是世界独创的“于敏构型”，其实并没有这回事。

美苏英中法5国的氢弹其实全都是“泰勒-乌拉姆T-U构型”，其特征：一是热核材料两级布置，二是热核材料瞬时高度压缩，三是利用初级原子弹爆炸能量引发辐射内爆。

区别在于各国对热核材料的利用水平不同，而这个利用率才是氢弹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五大国各自独立开展氢弹研究，最后的结果竟殊途同归，这也充分证明了科学规律对客观世界的支配作用。）

如果说我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还有苏联专家讲的一点原理性知识起了一些引路作用的话，而氢弹技术当时则完全是一片空白。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把氢弹技术作为核威胁的主要手段严加保密。

直到1979年，美国人莫兰德发表了《氢弹的秘密》一文，世界各国才对氢弹的奥秘略知一二。而这篇文章还被美国政府作为一起泄密事件，将莫兰德告上了法庭。

莫兰德绘制的T-U氢弹构型示意图

以下内容摘自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的回忆文章：

“建国初期苏联和东欧各国对我国的援助，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包括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他们把我们卡得很紧，一片过滤膜掉在地上，也要用吸铁石把它吸走，怕我们拿去仿制。断援后，他们的人都走了，不但打掉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的依赖心理和行为，也使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干了。”

“以前，苏联曾答应给我们一个原子弹的模型，后来变了卦，他们派来的专家，在他们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什么也不敢讲，我们的同志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哑巴和尚’。”

以下内容摘自钱三强先生的回忆文章：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1960年8月，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指前期援建的一堆一器）吧。’”

以下内容摘自国防科委张英同志回忆文章：

“我国提出地下核试验的问题，是在1963年。这年7月25日，美、苏、英三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个条约的实质是防止中国获得核能力。为此，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这一骗局。随后，周恩来总理指示二机部和国防科委，就地下核试验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以下内容摘自九院陈俊祥同志的回忆文章：

“核武器技术属于敏感技术，靠外援是靠不住的，苏联毁约就是证明。其他核国家对我们历来采取封锁、遏制的政策，迫使我们只能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苏联毁约后，二机部根据中央指示，号召我们为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斗争，一切从零开始！当时（九院）理论部三本书起家，实验部一把铝壶‘闹革命’。三本书就是《中子运输理论》《爆震原理》和《超音速流与冲击波》，这是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早先培养队伍的教材。”

“计算工具是算盘、计算尺，较好的也仅是手摇计算机、半自动电动计算机。实验部主任陈能宽带人在长城脚下作第一发爆轰试验，自己动手浇铸炸药……爆轰用的胶布、胶带、万能胶，称为三大‘法宝’，真是白手起家，一点一滴从头做起。实验设想大家提，技术途径大家找，数据靠自己积累，公式靠自己推导……”

“军用核技术别人是不会给的。……毛主席针对苏联停止援助这件事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后来又说，我看这是件好事，应该奖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而美国至今还保留着‘特别301条款’，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动不动就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制裁。我们中物院至今还被列入其技术贸易重点限制的‘黑名单’之中。”

苏联在原子弹研制上对我严防死守，在导弹研制试验上又何尝不是如此。

以下内容摘自东风基地吕琳同志的回忆文章：

“根据国防科委部署，1960年5月底至6月初发射一枚苏制P-2地地导弹。正当基地按计划紧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时，中苏关系日益恶化，苏联政府不仅拖延交付或拒付原答应援助我国的设备及专用精密测试仪器，而且对来华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专家严加控制。”

“在发射批准权上，他们提出中国发射苏联导弹需要经苏联国防部批准，遭到我国政府拒绝后，又在导弹推进剂上做文章，称‘中国液氧不合格，含乙炔过多’，不能发射，要派人回苏联复核。……后来，苏联驻华总顾问巴托夫答应由苏联提供燃料，还承诺两个月内一定运到。我们及时派人到绥芬河接运，他们又借故不给，因此原定的发射计划不得不被迫推迟。”

“这时，我们已经意识到苏联可能停止援助、撤走专家。果然，8月的一天，苏联专家接到通知，将全部被召回国。我们不能再存有任何幻想，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拼。他们（苏联专家）在，我们要干，他们不在，我们也要干，而且一定要干好。”

……

​其实，不必再摘抄这些“两弹一星”亲历者的讲述了，对于那些对这个国家怀着蔑视、敌视和刻骨仇恨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假的，只有他们的美国爹说的才是真的。

程开甲先生曾经向记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46年，他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每天除去吃饭、睡觉之外的时间都埋头在课堂上、实验室和图书馆，同学们都叫他book（书呆子），英国的房东老太太也给这个不爱交际的黄皮肤中国学生起了个带有侮辱性的外号——“奶油棒冰”。

但他没有功夫去咀嚼这寄人篱下的滋味，而是把这些屈辱变成了自己更加发愤学习的动力。直到有一天，他在英国报童的叫卖声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长江扣留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那艘公然挑衅的英国军舰还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伤了！英国朝野上下为此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看到报纸上那一条条醒目的通栏标题，他的眼中仿佛亮起了火花——中国有希望了！过去这么多年总是外国人欺侮中国人，现在中国人也敢还手了！也敢打外国人了！走，回家，回祖国去！

当记者问他：如果当年没有回国，你能想象自己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吗？

程开甲回答：

“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也会有一些发明创造，不过如此。……”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喊美国万岁，我只能喊中国万岁。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我永远忘不了过去中国人被人看不起、受人欺侮的滋味。有了原子弹，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脊梁。我们为核武器事业而献身，为的是让我们的祖国能硬邦邦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我们做到了……”

是的，程老，您做到了！

不过，这世上总有些人不愿意站起来活着，像一条哈巴狗那样，趴在地上舔食着别人扔来的残羹冷炙摇尾乞怜，却对自家人狺狺狂吠。

它们，怕是已经断了脊梁骨，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可怜的狗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