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交流：基于双向开放，期待更多元对话_风闻

来源：澎湃新闻

从这头儿，到那头儿，驼铃声穿越了千年；从这头儿，到那头儿，纸与绸遍布了世界。两千年来，“丝绸之路”上来往着不同种族、信仰、文化背景的人们，创造并传递着财富、智慧、宗教、艺术、文明……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之际，10月14日，第二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在复旦大学开幕，今年主题是“‘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新实践·新理念”，众多学者从历史、文化等视角深入探讨“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发展方向。

李希光：“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既要实现双向开放，也要关注周边的首要地位

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向东开放——向太平洋沿岸国家开放，正进一步拓宽至包括帕米尔高原-天山-喜马拉雅山-阿尔泰山等更广阔的东、西方国家开放。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认为，这种“开放”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在他国市场开发，它更是一种包容往来的心态与平等互通的行为基准。他说：“我们既要开发中国西部地区，充分利用西部资源走进周边国家、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市场，同时也要允许中国市场，实现经济、文化等互利互惠。”

李希光认为，对于中国的外交，周边是非常重要的。李希光从三个方面阐释了“周边仍是首要”的原因：首先，联动周边有利于推动经济效益实现“1+1>2”，“通过实现双边贸易，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的‘命运共同体’的贸易额远超中国与欧美贸易额的总和”；其次，目前世界人口总数近72亿，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口总数达38亿，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不可小觑；同时，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宗教文化都在中国周边汇聚，不同文化需要借此契机实现彼此了解，从而构建对话、认同、发展的可能性；此外，深厚的地缘文化与制度注定我们与周边国家不可分割的“姻缘”。中巴经济走廊穿越喀喇昆仑山脉，西藏经喜马拉雅山通往南亚的大通道成为“一带一路”新支点，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由阿尔泰山巧妙串联……中国文化与周边国家文化密切往来的前提是深厚的地缘关系，而由此形成的地缘制度也注定了“坚决守住自己阵地至周边地区”的使命。

谢茂松：“一带一路”是国强不霸下的历史向度和伙伴式的“共同体”

“从中国文明自身对内、外价值的优先选择来看，总是在权衡内外轻重，不能外重内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谢茂松说。

“一带一路”的发展基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往来，中国不称霸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于一句笼统的“中国人爱好和平”，而谢茂松详细阐述了中国国强不霸的历史与文化缘由，并由此解释了“一带一路”的文明原理。据谢茂松介绍，在近代西方殖民史中，殖民地是帝国财富的最主要来源；但随着海外殖民地的扩大，也滋生了帝国发展的隐患并最终酿成分崩离析的结果——分散的广大的殖民地产生离心力，最终不受帝国本土控制。然而中国从古至今都没有选择西方的扩张手段，为了维持内部大的规模，国家要在秩序跟活力之间保持一个动态平衡，这就要求统治者既要有能力且深谙秩序，又要防止独立割据势力（如东汉末年割据混战、唐代藩镇割据、近代军阀割据等）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它面临的主要外患是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威胁。所以中国在国防战略上采用的是防御性战略，目的是维持内部的大规模稳定，但它本身没有对外侵略的意识。长城就是防御战略最直观的象征。”谢茂松进一步将国强不霸的原因归结为“国家规模的自我限制”智慧，即“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味追求规模而没有边界，它不是一个大的（无边）部落。当它达到一定范围后，凡越过范围就会受自我限制所控。” 

谢茂松指出，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中唯一连续的没有断裂的文明，经历了忧患沧桑，所以深谙国家的发展需要追求可大可久之道。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地理的边界跟文化的边界合为一体。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认为，中国是欧亚大陆上最大的陆权国家，同时又兼具兼跨热带和温带的海岸线，因此占据全球最有利的位置，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基于这种地理分析，谢茂松进一步论证，中国具有小国所不能比拟的广阔的战略纵深、统一的国际大市场和大量的才智之士。中国可以在内部消化小国所不能应对的问题，因此它不需要像近代西方殖民史中的帝国把内部矛盾转嫁到外部。这是一种重视内部、“做更好的自己”的智慧。

“一带一路”更是一种“伙伴式的共同体”。有别于美国军事结盟形成方式，中国在维持独立时从不奉行孤立主义；“一带一路”是基于文明、独立的社会历史、充分打通各种基于宗教、民主等复杂问题、强调双赢的倡议。“‘一带一路’的前提就是中国模式的成功性。你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走好自己路，才有可能推己及人。”谢茂松说。

王立新：丝路学研究期待更多中国声音，丝绸之路需要更丰富的多元文化沟通

南开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王立新指出，虽然“丝绸之路”在古代源于我国，但“丝路学”的概念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学者提出，目前西方学者在丝路学相关的各个领域以及综合性研究方面仍位列前茅；而中国古代典籍中，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情况多有记载，但中国学者真正以现代学术规范展开相关研究，还是晚近之事。因此王立新指出，“关于丝路学的研究，目前仍然属于西方学术界东方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丝路学的研究范畴内，王立新又提出了“丝路涉中文学与文化交流研究”的新概念。他指出，广义的“丝路文学”是指丝路沿线的文学，狭义是指丝路沿线以丝路为题材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中涉及中国的，包括运用中国题材叙述中国故事、引用中国典故描写中国风土、塑造中国形象的，通称为“丝路涉中文学”。 

在此背景下，王立新发问：中国学者如何能在丝路学研究中掌握话语权？如何以自身的独特优势来引领丝路学的学科发展？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在丝路传播中如何进行纵向演变？中国的西域和南海，在丝路文化交流中的终极意义是什么？王立新认为，这些问题意义重大，它们关涉到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学学科的建设；以及伴随中国和平崛起和发展，我国在国际上如何增强丝路文化的话语权。

“国之兴在于民相交”，心灵需要沟通，而文学和艺术往往最容易打开彼此的心灵之窗。王立新建议应多开展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文学交流活动。同时他强调，对待东西方文化往来问题，我们应摒除“二元对立”观点。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我们在增强自身文化自信的同时更应包容多元文化的共同参与，接受国外学术界的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凸显中国文学文化传统和中国学者自身的主体性，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学科来贡献力量。

除了上述学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德国明斯特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周俊、复旦大学教授孟建等学者均针对“一带一路”与文化交流发表了观点，并展示了自己的研究。

本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由复旦大学与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联合主办，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与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联合承办，并由瑞安集团上海管理公司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