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三捷之青化砭伏击战（一）——王维舟的谎话被戳穿_风闻

国民党军经过长达六天的激烈战斗，于1947年3月19日6时30分，由第167旅第499团第3营第4连攻入延安城门，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升到了城门楼上，[1]这似乎象征着延安已经被“光复”了。但城内外仍有战斗在继续。第78旅当天上午数次向凤凰山攻击，均被延安西城门共军侧击火力所击退。国民党军费了不少力气，以战车5连的一个排加入作战，直至大约中午时分才将共军驱逐。[2]

另一个方向上，守军大部分已经于凌晨撤走，只留下一些小部队和整90师保持接触。[3]由于接到胡宗南要让嫡系第1旅先进入延安的命令，虽然阻力并不大，但整90师进展却十分缓慢，至当天下午15时才分别攻占延安城西飞机场及清凉山。随后，整27师之第47旅也推进到延安城南的七里铺。[4]

仅仅一个小时之后，国民党中央社就迫不及待地发出消息，称“今（19日）上午10时，已收复延安”。[5]

一、延安易手之后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三位成员，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早在3月12日晚已经由延安转往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王家坪办公。另外两位成员，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在延安坚持到几乎最后一天。18日的黄昏，毛、周离开了延安，19日凌晨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以南的刘家渠；当夜继续北进，于20日黎明来到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以南、延榆公路以西的徐家沟。之后，周恩来未及休息即乘车前往王家坪与朱、刘、任等会合，而毛泽东则在徐家沟住了一夜。由于徐家沟村距离公路较近，沟道较敞，架设电台易被敌机所侦知，所以21日毛泽东又移至公路东侧十余里之高家崄。至25日夜，毛泽东方才出发至王坪附近与书记处其他成员会合。[6]

彭德怀撤离得更晚。19日凌晨，彭德怀带着指挥机关由王家坪后沟的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而去。[7]彭德怀等由侯家沟翻过山梁，经罗家桥、高庄、冯庄，过武装沟，第二天中午到达了青化砭以西的梁村。[8]

当然，敌前撤退不可能事事都井井有条，因撤退组织和沟通上的问题，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内部就曾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

3月18日中午，边区保卫团[9]接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的手令：“迅即撤至安塞西北真武洞以北待命，维舟”，并要求立即执行。保卫团团长兼政委刘镇及参谋长夏飞考虑到毛主席尚未离开延安，急赴联防军指挥部请示，却发觉联指已经撤走。刘、夏商量后决定由团政治部主任高桂庭带两个营护送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等首脑机关撤离，刘、夏指挥4个骨干连和1个手枪警卫排直至毛泽东等离开之后才于19日凌晨撤离。

本来各个部门按照计划先后撤离并无问题，但王维舟在尚未搞清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否已经离开的情况下，即命令保卫团撤退，显然不妥。事后王维舟倒打一耙，在边区会议上当着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面指责刘镇擅自逃离延安，要将其枪毙。刘镇据理力驳，并指出保卫团和他本人撤离的时间有参谋长夏飞以及最后撤离的近二百名干部战士为证。最后在习仲勋、林伯渠的要求下，又令夏飞取来了王维舟的手令。这下证据确凿，戳穿了王维舟企图推卸责任的谎话，王本人也闹了个下不来台。[10]但王维舟毕竟是资格很老的干部，最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独1旅在延安撤退之时，也同样可能是因为通讯联络的缘故，自作主张撤向枣园以西的高桥。21日彭德怀去电要求其北移至延塞公路以西的茶坊，[11]向1纵之358旅靠拢。

对中共高层而言，撤出延安是早已经确定的事。[12]毛泽东事先还有意识地在中层干部中做了一些解释，如3月18日下午接见新4旅第16团干部时就特地谈到“给胡宗南腾延安”的问题，强调这是“暂时的”。[13]但中共首府延安的迅速陷落，仍然引发了不少问题，“部分干部由和平麻痹思想转为恐慌动摇，部分群众一度思想混乱；部队中部分人员胜利信心不高，依赖友邻解放区抽兵援助，或有急于与敌决战以报仇雪恨的急躁情绪”。[14]

20日中午，彭德怀给军委发去电报，通报了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情况：

“胡敌于十九日午后三时占延安，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留临真，第一师某旅留金盆湾，胡宗南令一部向金沙镇、甘谷驿、延长侦察。第二纵队须力求隐蔽，切勿暴露目标。甘谷驿至延安之线及其以南均不要驻军，须驻甘谷驿以北及东北地区，金沙镇高地及临真以北派便衣队伪装民兵担任侦察警戒封锁消息。我们本午已抵青化砭西之梁村。”[15]

当天，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关在梁村算正式组建起来了，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习仲勋，参谋长张文舟，副参谋长王政柱，政治部主任徐立清，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16]彭德怀意识到西北大兵团作战的供应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专门推荐了刘景范担任西北野战兵团的后勤司令员。[17]

对于撤出延安之后的作战设想，事先中共高层就曾经加以研究，将初战战场选择在青化砭或甘谷驿附近。一则是因为该地区处于延安东北，物资较为丰富，可以依托晋绥解放区的支援；[18]二来当时对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整体战略意图尚未完全明了，判断上不能不考虑国民党军东出（以阎锡山部为配合）封锁黄河沿线，以求歼整个边区为目的的行动。[19]

至21日，西北野战兵团对于国民党军占据延安之后究竟是“北出清、绥、米或东出延长尚未判明”，因此“决定各部从三月二十二日起各就现地休息七天（至三十日止），准备四天干粮”。[20]当天，彭德怀就各部集结的具体位置作出规定并上报军委：

“我二纵集结甘谷驿以北及东北地区，教导旅集结青化砭以东之何家山岔附近地区，新四旅在青化砭附近地区集结，一个营在拐峁十里铺警戒。上述兵团力求隐蔽，警戒部队伪装民兵。一纵八旅（按：指1纵358旅）在安塞茶坊间，一旅（按：指1纵独1旅）在高桥准备移至茶坊，各以一营在枣园、蓝家坪警戒。敌占延后动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团就上述地区自二十二日起暂休息七天，情况许可再延长之，并准备干粮四天。边区全局部署今晚发中央请示后再发各区。”[21]

由以上布置可知，西北野战兵团的意图是集中兵力于甘谷驿、青化砭、安塞至茶坊之间休整，当判明国民党军北进或东出之后，再相机选择其一路给予打击。这一部署非常灵活。彭德怀曾向下级解释说：胡宗南虽然是个草包，但是他主力由延安北上安塞之后，需要派兵保障其侧翼安全，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有的，不然他怎么能捞个陆军上将当呢？[22]彭德怀对胡宗南的军事能力判断非常之准确。可以设想，假使胡宗南部并非如实战那样北进安塞，而是以主力东出延长或由咸榆公路北上，他仍须派兵一部北上安塞保障延安或东出甘谷驿保障侧翼。这样，按照彭德怀21日之部署，西北野战兵团同样可以就近使用1纵和新4、教导两旅在延安、安塞之间或以2纵和新4、教导两旅在甘谷驿附近予以歼击。这可以说是“算无遗策”了。

[3] 担任掩护的是西野新4旅第16团第1连。参见程悦长：“记陕北三战三捷”，《转战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156页。

[4] 《国军装甲兵发展史》，【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室编印，2005年10月，第456页。国民党军官方战史称：“第一旅一马当先，於〇八〇四时首先突入延安”，参见：《戡乱战史（十一）——西北地区作战》，【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2年12月，第29页。

[8] 乔备果：《转战陕北的一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7页。该书称彭送走毛、周等之后，即转往侯家沟独一旅驻地，并和指挥员谈话。但该书中所记述的时间、情节错谬较多，这一情节似有误。据《王尚荣将军》（第251页）一书中的记载，彭当天黄昏后只是打电话到该旅询问情况。查当时独一旅已经撤至枣园西北地区（参见《烽火岁月——战争年代的步兵二师》，第480页）集结，该地附近亦有“侯家沟”的地名。而按照乔备果所叙述的路线查核，彭德怀所赴之“侯家沟”是延安以北、延塞公路以东的“侯家沟”（现侯家沟村，在丁庄乡西南），彭撤离时不可能再向西绕一大圈。乔备果作为绥德地委秘书长，当时专门被留在中央作为向导，对路线还是比较熟悉的，但多年后的回忆，很可能把独一旅驻地记混了。

[9] 当时担任延安保卫工作的有两个团，一个是中央警卫团，另一个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下属的边区保卫团。中央警卫团负责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属贴身警卫及中央大院内卫；而保卫团则负责外围警卫，相当于警备区卫戍部队。参见刘镇：《难忘的岁月——刘镇将军回忆录》，1995年12月，第153页。

[11] 这个“茶坊”，和延安保卫战时警3旅第7团防御作战的茶坊不是一个地方。警3旅第7团作战的茶坊在鄜县以东（现富县茶坊镇），而彭21日电所称的茶坊在高桥以北、延塞公路以西。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112页。由于当天毛泽东住徐家沟村，未架设电台，估计该电毛泽东并未收到。

[19] 中共方面认为如国民党军采取封锁全歼的战略，兵力集中，将缩小我军回旋余地，增加我军作战困难。虽然估计到因为蒋、阎、傅、两马等各方矛盾，此案难以实现，但对这种最坏的情况亦必须在考虑之列。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部编印，1956年1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