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明信与后现代主义文化_风闻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是美国左翼思想家，其思考方向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下的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亦即所谓“后现代文化”的特征。本书是他的一系列演讲的汇集，因而并不十分成体系，可是从一些只言片语中，还是可以窥见其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们关心的问题的深刻洞见，以下就简要的选取一些观点试做评论。

首先是关于学术理论的性质，詹明信指出：“在当代，理论必须作为商品来理解，理论的出口就是上层建筑的对外贸易”，也就是说，对于一般人，学术理论本身就像玩具一样“喜欢就玩，不喜欢就换一个”[1]。这一看似愤世嫉俗的断言事实上有力地指出了现代学术本身也难以摆脱资本或权力的掌握，因而也就难免以钱或权力作为研究之导向。试想无论何种学科，缺少经费的资助便寸步难行，如今的研究领域早已不是单打独斗或笛卡尔式的沉思可以进行的，学术成果的诞生过程无一不与整个资本体系的运行息息相关。这时再谈学术的所谓“独立”或者“自由”其实就难免虚伪。当然这是实际面上的情形，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若学术本身亦即权力与资本塑造的结果，那所谓的客观与真实作为标准就显得有些自欺欺人，这一点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已经有严厉的批判，而布鲁斯·卡明斯在《视差》中也特意譬出一章讨论美国东方学和情治机关纠缠不清的关系[2]。我要说的是，所谓的客观性，进而具体到历史学范围内，对于真实性的强调，或许也应只能看作是封闭群体内的游戏规则，相对于所谓的“民间”方法，并不构成“高下”，而仅是取向不同。学者也不应板着脸，迷信于手中的档案，而不做针对研究体系中权力结构的批判性思考。

学术不再有“真理”，不再具有客观性并非令人忧惧的堕落，詹明信反而认为，这体现出“对于哲学本质越来越系统化的质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不应把关于世界的“模式”（也就是形形色色的理论）当作世界本身，而应将其看作某种“语言效果”[3]。这是事实是“第二次祛魅”。当科学将传统经典统治下的“超符码化”（简单来说，就是赋予某些文字过载的信息，比如对于四书五经连篇累牍的注疏）解构之后，指出其系统性的假象而推导背后的规律性。这是韦伯认为的祛魅。但是现代语言学指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之后，祛魅后言之凿凿的规律本身的实证性也不得不接受考验。甚至科学也不例外，托马斯·库恩指出科学作为一种范式，所有的实验所验证的，不过是范式所容许范围内的问题，否则就需要一次范式的革命。即“Verum Factum est”（你只能理解你自己制造的东西）。

但是现代性带来的理解问题的方式依旧占据多数人的脑海，我们习惯于寻找一种原因来解释历史现象，而发现许多原因的时候又感到束手无策。詹明信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此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辩护与修正，分析可能的替代方法，即多元决定和结构因果律，在这个系统中，不再是因为A所以B的单一线性决定链条，而是许许多多个自有其发展动力的亚系统互相影响，并与结构性总体相联系，构成所谓的多元决定，这样的后果就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找到所谓的“本质性”。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迁对于社会的影响何在？詹明信指出，传统社会由传统价值引导（比如忠孝节义），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金钱引导（资本竞争中胜利者永远正确）而后现代社会则是“他人引导”，而这便是我们焦虑的根源，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4]。于是，社会诞生了一种“工业化的语言”，詹明信尖刻地写到：“们的头脑塞满了五花八门的程式化语言，逐渐地，当我们自以为是在表达自己的感情时，只不过是在使用这些陈词滥调罢了。我们自以为在思维，在表达，其实只不过是模仿那些早已被我们接受了的思维和语言”[5]。这体现在我们于朋友圈中的用词、表达格式甚至是对这些用词和格式的批判性观察之中。

这些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当然是失范（anomie），但是这是病症吗？难道何为病症也不是社会所定义的吗？或许所谓的精神疾病，如詹明信所言：“人类体验自我和世界的可能性的表现，正是那些患者达到了我们具有的潜在可能性的极端”[6]。

[1]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台北：合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页25。

[2]卜鲁斯·卡明斯：《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3]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页49。

[4]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页66。

[5]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页188-189。

[6]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页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