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宋襄公的“蠢猪式仁义”究竟是怎么回事？_风闻

道可道非：宋襄公的“蠢猪式仁义”究竟是怎么回事？

鲁迅先生刻画的阿Q形象，体现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草根阶层的奴性思维劣根。如果把这种“阿Q精神胜利法”称为“劳力者”阶层的“傻羊式革命”。那么，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就代表着古典奴隶社会“劳心者”阶层的“蠢猪式仁义”。

“道法自然”以正治国与“盗亦有道”以智治国的“法术之变”

回望历史，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奴隶社会丛林法则经济食物链等级体系的“存在即合理”。这种“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智者食利愚者自食其力”现象，最早则是源于“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从那时起，就形成了奴隶制小康社会“天子分封建藩”的君臣父子等级礼教宗法制度。就像“民主法治”的古希腊奴隶制商业城邦和斯巴达商业军国主义文明一样，这种道法丛林法则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兽之道”的“以智治国”，原本就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盗亦有道”，而且由来就伴随着追求一己私利最大化的弱肉强食胜王败寇血雨腥风。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假公济私假仁假义假戏真唱，不知不觉间就形成了“自私自利互欺互害”习惯成自然的封闭僵化思维定势，甚至会导致自欺欺人惯性思维的“不知常妄作凶”！

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在昔日长达三百多万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时代，人们道法自然法则抑强扶弱“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就曾经进化出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初级阶段的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文明，从而实现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化大生产均衡发展，这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始制有名”。只是到了距今大约五千年前，因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个人主观意识能动性初心自私自利蠢蠢欲动，他们又道法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兽之道”，这才导致了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到原始奴隶制小康社会的“公私之变”。

老子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回头来看，当年“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就是“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再经“汤武革命”的“打倒君王做君王”胜王败寇改朝换代，直至“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群雄争霸的“春秋无义战”，也都是道法丛林法则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兽之道”的“法术万变而道不变”。

宋襄公的“蠢猪式仁义”与孔子“克己复礼”的“兴亡继绝”

所谓“克己复礼”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时孔子“删诗书”的“为尊者隐”，就在“传道受业解惑”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过程中，不仅“删除”了大同社会“始制有名”的《三坟》记载，而且也“隐”去了“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的“黄帝战蚩尤”和“尧舜禹之变”的《五典》历史真相。显然，只有“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当事人，才会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创富秘笈”心知肚明。而此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分封建藩”财富地位世袭继承者，自身却先掉进了“传道受业解惑”的“心灵鸡汤陷阱”。于是，就会误把“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骗术”当成了“智慧法宝”，而刻意回避丛林法则经济食物链原始野蛮的残酷现实。

譬如，这个“蠢猪式仁义”的宋襄公，恰恰就是属于“天子分封建藩”财富地位世袭继承者。在“泓水之战”表现出的“温良恭谦让”君子风范，正是宋襄公“仁义之师”的历史悲哀。身为一国之君的宋襄公，在国内肯定是居于丛林法则经济食物链顶端的“王者至尊”。不过，在“礼崩乐坏”群雄争霸的乱世风云中，相对于强大的齐国和楚国，弱小的宋国却又处于国际经济食物链的底层草根地位。因此，本身就带有“宋国优先”自私自利霸道野性的宋襄公，却又想在霸道野性赤裸裸的楚国面前占据“道义制高点”，这就必然演出了“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假公济私假仁假义的文化悲剧。所谓有无相生福祸相随，这也算是宋襄公先祖“不知常妄作凶”的后世还报。

追根溯源，这个宋襄公的“天子分封建藩”财富地位世袭特权，还是来自商朝开国之君商汤的余泽。所谓“汤武革命”，就是指商汤和周武王先后“打倒君王做君王”的“暴力革命”。当然，这种“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以智治国”，也必须有一套“以德治国”和“天下归心”的“仁义礼智信”道德伪装。因此，就有了“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兴亡继绝”旧戏新唱。到了“武王伐纣”夺取了商汤的“家天下”之后，周公旦辅佐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又遵循“天子分封建藩”的“兴灭继绝”传统，在公元前1114年封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于商朝旧都商丘。由此建立宋国，特准其用“天子礼乐”供奉商朝宗祀。

据载，周朝新立，追封前三代王朝子孙，给予王侯名号“与周为客”以示敬重。周天子追封虞舜、夏禹和商汤的子孙，分别就是陈国、杞国和宋国，并尊为“三恪”。这种“三恪之制”的“兴灭继绝”传统，就是“以智治国”的“帝王之术”。据说，此前周武王还追封黄帝和唐尧的后裔，分别为蓟君和祝君。后世帝王，也多承这种“兴灭继绝”的“三恪之制”。宋朝大儒张载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世称横渠先生，他是“宋儒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此所谓“为去圣继绝学”，也还是归根于“克己复礼”的“兴亡继绝”文化承传。

话说有了周朝“三恪”之一的宋国，就有了“天子分封建藩”财富地位世袭继承的宋襄公。巧合的是，春秋“诸子百家”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是商汤后裔的宋国贵族后代。据载，当年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这个微仲，就是孔子的十五世祖。到了六世祖得孔氏，是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栗邑，后来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孔父嘉生子为木金父，木金父生孔防叔。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躲避宋国战乱，就投奔了鲁国，被鲁君任命为陬邑大夫。

据说，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叔梁纥请求颜氏让她三个女儿之中的一个立为妾，颜氏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长女和次女都不同意，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嫁叔梁纥。颜徵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于是，就有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孔子降临人世。孔子生而“七漏”头顶凹陷，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到了鲁襄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叔梁纥死后，颜徵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着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过着清贫的生活。鲁昭公七年，即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到了鲁昭公九年，即公元前533年，孔子已经十九岁了，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丌官氏之女为妻。孔子从二十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相传，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

据《史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言归正传，话说宋襄公与孔子都是商汤后裔，这只是宗族血缘关系。而从“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直到“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和“礼崩乐坏”的“春秋无义战”，宋襄公和孔子则都有着“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共同文化传承。宋襄公死于公元前637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时间相隔86年，却都处于“礼崩乐坏”的乱世。宋襄公的“温良恭谦让”，演绎了一场“蠢猪式仁义”的历史悲剧。孔子“周游列国”的“克己复礼”，也落了个到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凄惨下场。究其根源，便是因为他们都感知不到当年“汤武革命”的刀光剑影，而只是死抱着“独其言在耳”的“仁义礼教”，更不敢直面群雄争霸“春秋无义战”的丛林法则胜王败寇残酷现实。

“管子变法”的虚拟经济“商战”与“商鞅变法”的实业经济“耕战”

在当时，能够明白“仓廪实而知礼节”奥妙的“劳心者”，首先就应该是“诸子百家”的法家鼻祖管子。在汉朝末年“豪杰并起”的乱世，诸葛亮曾经把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和乐毅，这难免带有自我卖弄的成分。当然，“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都是中国知识精英梦寐以求的文化理想。在春秋“诸子百家”中，儒家鼻祖孔子也曾经官拜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但却未能“治国平天下”。而法家鼻祖管子，则是“商而优则仕”。与孔子一样，管子也是“劳心者”贵族的后代。他是姬姓后裔的，与周王室同宗。其父管庄曾任齐国大夫，后来家道中衰。管子为了谋生，曾经做过被世人鄙视的商人。

不过，管子的仕途得意，又恰恰是源于他曾经跟齐国大夫鲍叔牙“官商勾结”的合伙生意。更值得庆幸的是，这位齐国大夫鲍叔牙并不是只顾自己先富起来的贪官，而是有着慧眼识珠为国谋利的“伯乐”精神。在鲍叔牙的积极引荐和撮合下，管子终于被齐桓公任用为相国。齐国濒临渤海，兼有农耕和山海渔盐之利。管子的商海经验，不仅使他体会到了“官商勾结”的政治经济学奥妙，更认识到了“春秋无义战”的商战内涵。他就任齐相国后，给齐桓公提出了警惕“一国而二君二王”的忠告，就是要谨防国内富商豪强通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操控“君权”，更要谨防敌国商人通过国际贸易渗透和操控齐国的“君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照此进行“反向操作”。

所谓“商场如战场”，管子把诸侯混战的局面看作是国家之间的商战，完全是凭着商人敏锐的直觉。就像商业对手之间争夺优势地位的零和博弈一样，他不会相信“议价权平等”的“互利共赢”，而始终会清醒地保持着“非输既赢”的危机感，更会努力追求“赢者通吃”的“独霸天下”。因此，管子“以商制商”打击国内外富商豪强的策略，就是利用“君权”操控“金权”，创立了“盐铁官营”的国有经济垄断经营制度，又通过“权轻重”的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进行经济宏观调控，从而完全掌握了市场商战的主动权。

在此基础上，管子又开始推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商业军国主义”，通过“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的“五战而至于兵”，对外进行“货币贸易战争”的军事扩张。与此同时，他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挟天子以令诸侯”，建立起了共同抗击戎狄蛮夷的“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占据了“文化战争”的道义制高点。齐桓公借助这个“四海归心”的大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召集诸侯国会盟，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从而开创了“春秋五霸”的先例。不过，这位“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晚年昏庸，在管子去世后，他任用易牙、竖刁等奸佞小人，最终在内乱中被饿死了。

在齐桓公死后和晋文公“称霸”以前，就有了宋襄公企图效仿齐桓公“称霸”的“蠢猪式仁义”。直到秦国“商鞅变法”和秦始皇创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才彻底终结了这场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乱局。秦灭六国，天下初定，秦始皇又派蒙恬和扶苏率三十万大军远征匈奴，收复北方失地，同时屯垦戍边修筑长城，这才真正实现了当年管子提出的“攘夷”梦想。到了“汉承秦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有汉必有奸”之时，汉天子刘邦也曾消费秦始皇北伐匈奴，结果却遭遇“白登之围”，于是便有了“和亲政策”的“城下之盟”，这应算是开了“化干戈为玉帛”的丧权辱国历史先河，也埋下了三国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祸根。当然，这都是后话。

再说“礼崩乐坏”的“春秋无义战”之时，从“管子变法”的“商战”到“商鞅变法”的“耕战”，这是法家“变法图强”的一次历史大转折。当年各个诸侯国的灰飞烟灭，也大多是重蹈了宋襄公“蠢猪式仁义”的覆辙。自齐桓公“称霸”以后的“春秋五霸”，又都陷入了“商战”的虚拟经济泡沫。只有地处内陆深处的秦国，最终以弱胜强实现了“平天下”的雄心壮志。这恰恰是因为秦国始终拒绝儒家文化的“蠢猪式仁义”，这也延续成了“焚书坑儒”历史旧怨。同时，秦国又紧紧抓住“民以食为天”的实业经济根本，通过“废井田开阡陌务耕织奖军功”的“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并且形成了“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战斗型利益共同体”。自从“汉承秦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有汉必有奸”以后，直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和抗美援朝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礼崩乐坏”的天下兴亡历史周期律，也就了无新意了！

从中国历史中再次找回“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精神力量和民族自信

环顾天下，自从“民主法治”的古希腊奴隶制商业城邦和斯巴达商业军国主义时代开始，再经古罗马帝国奴隶制“君权专制”军事殖民扩张和中世纪基督教“神权专制”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又经欧洲“文艺复兴”和哥伦布船队殖民征服“新大陆”的奴隶买卖“世界自由贸易”狂飙突进，直至形成今天“美元霸权”金融殖民统治的民主法治“普世价值”和市场经济全球化国际惯例“割韭菜”体系，西方世界的私有化商业化拜金主义“纸牌屋游戏”贸易战争科技创新系统升级，也都没有跳出虚拟经济“商战”和实业经济“耕战”的“礼崩乐坏”历史周期律。

蓦然回首，在奴隶制小康社会的“春秋无义战”之时，管子给齐桓公提出了警惕“一国而二君二王”的忠告。而古希腊奴隶制商业城邦和斯巴达商业军国主义文明，则恰恰是奴隶主商人寡头集团“民主法治”的“称王称霸”。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就又是商人寡头集团“民主法治”的“称王称霸”制度创新。直到“日不落帝国”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产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也依旧是商人寡头集团“民主法治”的“称王称霸”。而古罗马帝国奴隶制“君权专制”军事殖民扩张直至崩溃分崩离析，西方世界再没有实现过“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的“大一统”，这就远远不及当年秦始皇的历史伟业。至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权专制”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只不过是比“汉承秦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多了些对外侵略扩张性罢了。

归根结蒂，究竟是道法自然法则大公无私抑强扶弱“天之道”，还是道法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兽之道”，这才是人类世界正邪善恶“道不同”的“道路之争”和“命运之争”。再以中国式“道术用”与“时势位”天人合一有无相生阴阳易变系统运动思维来看，从动机初心到工具手段再到实用效果，这就是人类共同的意识行为系统逻辑。这个动机初心，就取决于个人主观意识能动性的“道为术之本”。至于工具手段的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也都是“术为道之用”的“法术万变而道不变”。自从原始奴隶制小康社会再到现代钱奴制资本主义社会，人类世界文明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实用效果，却只是丛林法则经济食物链等级体系的恶性循环，这还是归根于道法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兽之道”的“法术万变而道不变”。

所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就体现着有无相生矛盾运动的自然法则。只有自觉认识和利用这个矛盾斗争的自然规律，才能够实现顺天应人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自我超越。否则，一味回避和掩盖这个矛盾斗争的“智慧出有大伪”，就肯定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不知常妄作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时时处处都面临着前后大小上下轻重非黑即白的判断抉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追求社会公利最大化的“先公后私”集体主义精神，必须通过个人主观意识能动性初心“破私立公”自我革命的不断修炼和提升。反之，固守“先私后公”的个人主义劣根性，就必然会形成追求一己私利最大化的核心价值观，也就必然会走上道法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兽之道”的邪路，从而导致“个人优先”和“美国优先”自私自利欲壑难填的“不知常妄作凶”。

更重要的是，面对霸道强权的欺压，“反者道之动”的“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弱者道之用”。这个“和为贵”的“我不犯人”，自然是以“人不犯我”为逻辑前提。否则，一旦出现“人若犯我”的不均衡不公平，那就肯定会有“我必犯人”的矛盾斗争。这种阴阳对立“气相冲”的“双损”过程，永远是矛盾斗争的绝对存在。而“冲气以为和”的均衡状态，只是短暂的相对存在。所谓“蠢猪式仁义”，就是回避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不均衡不公平现实，更是千方百计逃避阴阳对立“气相冲”的矛盾斗争，而总是企图以“温良恭谦让”求得“中庸和谐开放包容相互依存”。自从“五胡乱华”直到“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屡战屡败，乃至于蒋介石主义的“攘外必先安内”和汪精卫理论的“韬光养晦曲线救国合作共赢”，这些历史教训都是“蠢猪式仁义”的“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抚今追昔，面对这场“美国优先”的“货币贸易战争”，中国人还是必须从中国历史中再次找回“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精神力量和民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