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能否实现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资本主义肯定死定了资本主义的四大绝症_风闻

【按：贯通“中、西、马”是学界之“皇冠上的明珠”，以我目前的眼界，我认为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德峰老师是贯通中西马的第一人。在观网看不到对他的学识的“运用”和“搬运”，我很纳闷，也很遗憾。今儿我来开个头。】

导读：资本主义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有四大绝症，所以资本主义肯定终将是死定了的。至于资本主义死后是否是共产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能否实现，我不知道，但我认识到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应该能免于这四大绝症，至于共产主义有无绝症，我只知道世界上那么多聪明的头脑至今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说法。

今天要搬运王老师的《<哲学的贫困>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一文（文章源自微信公众号“自明社”）。我将文章的关键段落即关于四大绝症的内容放在前面，全文附后。

资本主义的四大绝症

正是从这个资本本身的性质中,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的界限”。所谓“内在的”, 就是强调, 那限制和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东西, 并非来自资本的外部, 不是在资本之外的力量对资本所实行的限制和否定, 而是就在资本自身之中, 在它的内部。因此, 资本在本质上就是非自洽的, 它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东西。那么, 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界限有哪些呢?马克思一共列举了四个方面：

(1) 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

(2) 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3) 货币是生产的界限; 

(4) 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正是这四个方面的内在界限, 使得资本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直到今天的发展进程成了一部充满矛盾、冲突、对抗和危机的历史。这四个方面的内在界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四个悖论。

第一个悖论。“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即劳动者所得的工资, 必须始终被限制在他所提供的总劳动中能够补偿其生活资料之价值的那一部分 (即必要劳动) 的范围内, 以便保证剩余劳动的发生, 即保证资本有其增殖的部分。正因为如此, 一切企业都必须进行劳动力成本的核算。但是, 所有的企业家们却必定同时希望他们所雇佣的劳动者 (即整个社会的产业人口) 在走出生产过程、进入市场消费之时具备足够旺盛的购买力。这真是两个相互矛盾、却又同样真实的需要。

**第二个悖论。**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本来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实际的感性财富的增多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但是, 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对象化在劳动产品中的剩余劳动必须在流通领域中成功地出售, 即转化为剩余价值, 才成为真正的财富增长 (即资本的增殖) 。倘若做不到这一点, 不光是社会财富没有增长, 而且就是资本本身的死亡。为了资本的重生, 亦即重启市场需求, 就只有一个做法, 即把堆积在仓库中的剩余劳动以及那些造就了劳动生产率的机器作为过剩的产能予以毁灭。这就是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时的实际情形。资本主义在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的时候, 也随时面临着摧毁生产力的客观需要。

**第三个悖论。**何谓“货币是生产的界限”?在此可参阅马克思的如下表述：

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 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 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 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独立 (相对独立) 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

这段表述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产业链同时就是资金链, 不同生产者之间的媒介总是货币, 所以, 在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情况下, 必定出现某些产业资本因无法成功出售其产品而导致货币短缺, 结果就是, 既不能偿还贷款, 也无法进行为进入新的产业部门所需要的投资, 这就是资金链的断裂, 随之发生的便是产业资本同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借贷资本之间的矛盾。当这种矛盾发生时, 生产就不得不终止。这就是货币对生产所构成的界限。为了突破这一界限, 只有一个办法, 即人为地向产业部门投放货币, 以重新启动产业链。所谓人为地投放, 即指撇开借贷市场而以国家权力增发货币, 而这就会导致该国货币脱离金本位制。这其中自然隐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因为这是以国家意志来取代对货币投放量的市场调节。然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得分明:金银并非天然是货币, 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换言之, 金银是货币的感性基础, 是货币生存的大地。

**第四个悖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劳动产品的感性存在, 它是现实的、为人的生活所需要的财富, 但是,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任何一种特定的使用价值是否应当被生产出来, 只取决于这样一点, 即它是否能带来交换价值的增殖, 倘若不能, 那么, 它即使为购买力低下的人口的实际生活所必需, 也不能成为生产的对象。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打开了使用价值的极为丰富的领域, 但另一方面也因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地位而限制了一些为穷人的生活所必需的使用价值的生产。

以上四个悖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按其本性而固有的内在界限。资本主义生产在每一次达到其发展的较高阶段时, 都不可避免地碰触到这些界限, 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 (即全面的经济危机) , 于是, 资本就不得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 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诚哉斯言, 马克思的这些写于19世纪50年代的话, 在今天仍然不断地被印证, 2008年的金融风暴就是一个鲜明的证据。

全文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发表于1847年, 就其理论性质而言, 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后来的巨著**《资本论》的一个导言**。马克思本人也是这么看的, 他在1880年为法国《平等报》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我们决定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 (初版已售完) , 是因为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 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所以, 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

《哲学的贫困》发表至今, 170年的时间过去了。该书论战的对手蒲鲁东如今已鲜有人提起, 至于《资本论》的学说, 也同样是问津者寥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今也只是在某些大学的某些专业的课堂上作为一门课程被讲授。马克思似乎已被我们的时代抛到了后头。但这是一个错觉****, 一个由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惑人耳目的发展形式所造成的错觉。

马克思通过他的《资本论》对资本的历史起源、它作为社会权力的感性本质以及它按其内在的对抗性质而必然展开出来的社会斗争及其趋势所做的分析和预言, 迄今为止仍然不断地为我们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事实所证实。这一情况并不仅仅是在证明马克思所具有的超凡的智力, 更重要的是在证明：凡是从对一个事物所做的探及根源的研究中发现的东西, 必定会由这个事物所经历的全部历史过程来体现。正如当代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说过的那样, **只要资本世界存在一天, 马克思的形象就始终像一个父亲般的幽灵, 徘徊在这个世界的上空。每一个当代人, 不管他们愿意与否, 自觉到与否, 都是马克思的精神遗产的当然继承人。**正是在这里, 并且也只是在这里, 我们才看到了思想的力量。

一

与此同理, 马克思与蒲鲁东的争论也没有过时。只要资本存在一天, 由这种现代社会权力所必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 就始终会使一部分人形成蒲鲁东式的社会平等理想****。这些人和蒲鲁东一样, 想要资本主义好的一面, 而不要它的坏的一面。他们害怕推翻资本的社会革命, 因为一切革命对他们来说都是破坏性的灾难, 但与此同时, 他们又对当下穷人的处境深怀同情。他们的愿望无疑是善良的。出于善良的愿望, 他们不得不求助于理性, 企图通过理性的设计给出一整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他们相信, 由于每个人都有理性, 所以, 都应当能够认同并且接受他们按照理性所安排出来的和谐社会。

这些人堪称“当代的蒲鲁东”,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比尔·盖茨。他在2008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21世纪创新型资本主义”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 他首先指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即今天的市场经济是穷人为富人打工的经济。一个人被市场服务的前提是他口袋中货币的数量。货币越多, 市场为他服务的动力就越大;货币减少, 则服务的动力随之减少, 直到最后降低为零。他同时给出了一个基本数据, 在今天这个地球上, 有10亿人口其每日生活支出不足1美元。他因此指出, 当代人类在经济发展的领域中所取得的进步, 并不足以让人类自豪;同样地, 在科学技术的领域内所取得的进步, 也不足以让人类自豪。只有在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才足以让人类自豪, 而迄今为止, 人类在这个方面并没有取得进步。于是,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否设计出另一种市场机制, 以便让市场也能为穷人服务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 理由在于, 对于每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 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市场激励”, 一为利润, 一为社会声誉。这后一种市场激励可以通过政府政策的干预来实现, 例如, 政府可以将某些公共性市场资源用来奖励那些为帮助穷人而提供了服务的企业。这就是比尔·盖茨关于所谓“创新型资本主义”的基本设想。他承认了市场激励机制, 这也就是说, 承认了资本主义本身, 但同时要求资本主义为社会福利做出贡献, 并把这种贡献的动力仍然托付给市场的平等竞争, 而不是托付给并不可靠的个人美德。这就是说, “创新型资本主义”意味着让市场本身可以同时实现资本增殖和社会平等这样两项目标。这一设想非常美妙, 若真能实现, 无疑是人类理性的骄傲。

然而, 在他的这一设想中, 却有两个漏洞是他未曾注意到的。其一, 政府对公共性市场资源的掌控权的使用, 是否可以不服从社会总资本之增殖的绝对命令?****其二, 那些能够不以赢利为目标而为穷人提供服务的企业, 难道不是首先通过制造贫困来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利润吗?比尔·盖茨的人道主义理想是值得称赞的, 是应当获得尊敬的, 但由于他的设想是要把这个理想融入资本主义本身中去, 这就注定了这一理想的乌托邦性质。

比尔·盖茨的演讲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新概念, 而在于他坦率而尖锐地揭露了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造成的人类不平等的真相, 在于他所提出的难以破解的问题本身。由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就表明他的境界远高于那些一味地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唱赞歌的人。

他对社会平等的向往和当年的蒲鲁东一样地真诚。他知道今天的人类不平等源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但同时却希望以市场平等的方式来保证社会平等, 其思维方式恰与蒲鲁东相同。**他不知道他所要消除的社会不平等正是市场平等的产物。今天的财富在不同阶级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分配, 本就是市场平等的结果。他没有看到市场平等与社会不平等本是同一件事。**他之所以看不到这一点, 因为他和蒲鲁东一样, 对生产关系的感性辩证法一无所知。

通过阅读《哲学的贫困》, 我们可以掌握马克思的感性辩证法。根据感性辩证法, 迄今为止的一切生产关系都是财富在其中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对抗形式。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如此,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是如此。关于前者, 马克思写道:“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 必须把它当作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 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 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关于后者, 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 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

现代财富在市场平等中增长, 正是根据这一方面, 人们看到了符合理性的平等, 从而把市场平等看作是在经济生活领域中的理性形式。但是, 当人们只看到这一方面的时候, 就无法说明现代贫困的根源。人们可以把封建社会中的贫困追溯为等级压迫, 但却无法说明在一个废除了等级压迫、实现了政治平等和市场平等的现代社会中何以会产生贫困。为了说明现代贫困的根源, 蒲鲁东想到要创立一门“关于贫困的哲学”, 这就是他的著作:《贫困的哲学》。但是, 由于他试图用范畴思辨来把握现实, 试图用经济范畴体系的逻辑矛盾 (如这一书名所示:《经济矛盾的体系》) 来说明贫困的起源, 结果不但说明不了现实中的贫困, 反倒暴露了他自己的**“哲学的贫困”**。

在蒲鲁东看到经济范畴的逻辑矛盾的地方, 马克思看到的却是在生产关系本身中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性对抗, 所以, 他称现代生产关系是“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 虽然它同时是发展生产力的关系。经济范畴的逻辑矛盾是产生不了人压迫人的力量的, 因为只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才能产生一种力量。如果人与人的感性交往是一部分人支配、统治另一部分人的交往, 那么, 这种感性交往之关系 (生产关系) 就是一种发展“压迫的力量”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一种形成人压迫人的力量的关系, 它就应当被称为“社会权力”。因此, 现代资本既是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形式, 同时又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 这也就是说, 资本同时是一种展开社会统治和社会对抗的感性力量。这种力量一身二任:它一方面是现代财富的增长形式, 另一方面又是现代社会统治的展开形式。

但是, 在感性现实中的社会统治 (现代贫困即是这种统治真实存在的证据) 是怎样获得一种平等的理性形式的呢?对于这个蒲鲁东无法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给出了一个精辟的答案:“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现代贫困并非来自因人身依附关系而有的等级压迫, 而是来自现代劳动的本质。那么, **什么是现代劳动的本质呢?这个本质的表现形态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 即所谓资本在市场上购买劳动。**资本与劳动之间既然是购买与被购买的关系, 当然就是一种市场平等的关系了, 即资本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等价交换。但是, 必须追问的是:资本为何物?它的购买力来自哪里?回答无疑就是:资本是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劳动。所谓资本购买劳动, 其实就是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劳动支配当下的活劳动, 即支配一部分人当下的生命时间。这无疑是一种权力关系:谁拥有资本, 谁就能支配他人的生命时间。但是, 权力却被市场上平等交换的行为即“购买”掩盖了。权力这一非理性的东西现在披上了理性平等的外衣。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

如果进一步问, 资本拥有者为什么有购买劳动的兴趣呢?回答只能是:劳动作为劳动力这种被购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 这种使用价值就是创造价值, 也即新价值由当下的新劳动创造出来, 而这就是价值的增殖。资本就是能增殖的价值。资本一旦停止增殖, 它作为资本就死了, 它成了会不断地被消耗掉的消费基金。因此, 当劳动被购买时, 其实是那个能创造价值的功能被购买了。这个功能是劳动者的体力或智力。这里并没有发生等价交换 (因为劳动无价值, 而是创造价值) , 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对他人的体力和智力在其一部分生命时间中的占有, 以获得价值的增殖。实际地被等价交换的, 乃是维持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 当劳动者的劳动在创造新价值, 即创造出感性的社会财富的同时, 他也正在创造出资本进一步购买他的力量, 即创造出资本对他的进一步的支配权。这就是现代贫困的根源, 它持久地产生并扩大着现时代的社会不平等。

在我们这个时代, 很多人反感《资本论》学说中的“剥削”概念, 他们认为资本家也付出了他的劳动, 甚至比雇佣劳动者更加辛苦, 而且还要担当破产的风险。确实, 资本家也过着被资本异化了的人生, 但是这并不能抹去资本作为现代社会权力的真相, 即不能抹去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的生命时间这一真相。而且, 一旦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就必然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对抗和社会斗争。史实俱在, 包括过去的历史和当下仍在展开的历史。

二

《哲学的贫困》以批判蒲鲁东理论的形式揭示了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具有的本质弱点****。这个弱点就是经济学无法摆脱其范畴抽象的方法, 因而无法从当代经济生活中不断出现的资本新形态背后发现社会权力的类型转变。**它们依凭的只是经济理性, 所以, 就把资本不断展开的新形态看作是经济理性在当代的发展, 从而依抽象实证主义的原则而把这些资本形态都置入到经济学的新范畴中去, 然后再以这些范畴作材料进行经济学体系的重构。新的经济学学派就是如此这般地不断产生出来的。每一个新学派都认为自己抓到了当代经济的关键环节, 从而开出一整套理顺经济、重建新平衡的药方。经济学特别是它在今天最重要的分支———金融学———的新概念、新术语层出不穷。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创新”本身说明了经济学已陷入危机, 但同时也确实反映了以金融资本为主导、以资本全球化为路径的当代经济的纷繁复杂的现实。

经济学当代危机的主要标志, 就是它走上了一条使自身不断技术化的道路。它不断地从事种种经济调节工具的设计, 尤其是金融工具的设计, 这就表明它终于从理论理性走向了工具理性。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日益以技术的形式进入日常生活一样, 今天的经济学也同样以其技术的形式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个思想的时代已经隐退, 代之而起的是覆盖一切的技术主义。今天的人类世界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已被看作是一个由技术构造起来的世界。

然而, 正是在这个技术不断被发明和不断被使用的现象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无处不在的危机感。例如各种金融工具的发明和使用, 无非表明了一种因恐惧而产生的强烈的愿望, 即必须不断地去避免因资本斗争而引发的经济体系的紊乱和解体。但是, 可惜的是, 伴随着经济调节工具之设计和使用的, 并不是全球经济秩序的日趋和谐与稳定, 而始终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战争、货币战争乃至军事对抗, 以及在一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博弈。正是由于这种当代情势, 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口号才不断地被呼喊出来。但是, 由这些口号所彰显的价值目标能否在现实中实现呢?这是一个摆在当代人类面前的严峻的问题。

人类始终以痛苦为代价去寻求真理, 以此可以断言, 人们是注定了会重返马克思的学说的。经由《哲学的贫困》一书所开辟的《资本论》学说之路其实始终在我们面前敞开着, 我们是可以踏上这条道路的。

**踏上《资本论》学说之路的第一步, 即是要认清资本主义生产并不是一个在经济学看来可以在逻辑上达到自洽的系统。**关于资本的非自洽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准备草稿 (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中有明确的阐发。在指出这个非自洽性之前, 马克思首先批判了经济学家们关于资本是财富增长的绝对形式的幻想：

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 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 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 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 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资本按照自己的这个趋势, 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 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 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地革命化, 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但是, 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 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 所以就得出结论说, 资本实际上克服了它, 并且, 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 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 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 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 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 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 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 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 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

马克思在这里谈到了“资本本身的性质”, 并且指出正是这个性质成了资本对其自身固有的发展生产力的趋势的最大的限制。**什么是“资本本身的性质”呢?这性质就是:一切生产力、一切被实际地生产出来的感性的财富, 仅当它们实现为交换价值之增殖 (即通过市场交换而实现的货币的增多) 时, 才是真正的财富。**换句话说, 倘若这些真实存在的感性财富不能转化为增殖了的交换价值时, 它们就是财富的反面, 成了财富的否定形式。正是从这个资本本身的性质中,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的界限”。所谓“内在的”, 就是强调, 那限制和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东西, 并非来自资本的外部, 不是在资本之外的力量对资本所实行的限制和否定, 而是就在资本自身之中, 在它的内部。因此, 资本在本质上就是非自洽的, 它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东西。那么, 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界限有哪些呢?马克思一共列举了四个方面：

(1) 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

(2) 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3) 货币是生产的界限; 

(4) 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正是这四个方面的内在界限, 使得资本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直到今天的发展进程成了一部充满矛盾、冲突、对抗和危机的历史。这四个方面的内在界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四个悖论。

第一个悖论。“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即劳动者所得的工资, 必须始终被限制在他所提供的总劳动中能够补偿其生活资料之价值的那一部分 (即必要劳动) 的范围内, 以便保证剩余劳动的发生, 即保证资本有其增殖的部分。正因为如此, 一切企业都必须进行劳动力成本的核算。但是, 所有的企业家们却必定同时希望他们所雇佣的劳动者 (即整个社会的产业人口) 在走出生产过程、进入市场消费之时具备足够旺盛的购买力。这真是两个相互矛盾、却又同样真实的需要。

**第二个悖论。**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本来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实际的感性财富的增多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但是, 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对象化在劳动产品中的剩余劳动必须在流通领域中成功地出售, 即转化为剩余价值, 才成为真正的财富增长 (即资本的增殖) 。倘若做不到这一点, 不光是社会财富没有增长, 而且就是资本本身的死亡。为了资本的重生, 亦即重启市场需求, 就只有一个做法, 即把堆积在仓库中的剩余劳动以及那些造就了劳动生产率的机器作为过剩的产能予以毁灭。这就是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时的实际情形。资本主义在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的时候, 也随时面临着摧毁生产力的客观需要。

**第三个悖论。**何谓“货币是生产的界限”?在此可参阅马克思的如下表述：

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 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 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 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独立 (相对独立) 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

这段表述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产业链同时就是资金链, 不同生产者之间的媒介总是货币, 所以, 在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情况下, 必定出现某些产业资本因无法成功出售其产品而导致货币短缺, 结果就是, 既不能偿还贷款, 也无法进行为进入新的产业部门所需要的投资, 这就是资金链的断裂, 随之发生的便是产业资本同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借贷资本之间的矛盾。当这种矛盾发生时, 生产就不得不终止。这就是货币对生产所构成的界限。为了突破这一界限, 只有一个办法, 即人为地向产业部门投放货币, 以重新启动产业链。所谓人为地投放, 即指撇开借贷市场而以国家权力增发货币, 而这就会导致该国货币脱离金本位制。这其中自然隐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因为这是以国家意志来取代对货币投放量的市场调节。然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得分明:金银并非天然是货币, 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换言之, 金银是货币的感性基础, 是货币生存的大地。

**第四个悖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劳动产品的感性存在, 它是现实的、为人的生活所需要的财富, 但是,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任何一种特定的使用价值是否应当被生产出来, 只取决于这样一点, 即它是否能带来交换价值的增殖, 倘若不能, 那么, 它即使为购买力低下的人口的实际生活所必需, 也不能成为生产的对象。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打开了使用价值的极为丰富的领域, 但另一方面也因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地位而限制了一些为穷人的生活所必需的使用价值的生产。

以上四个悖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按其本性而固有的内在界限。资本主义生产在每一次达到其发展的较高阶段时, 都不可避免地碰触到这些界限, 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 (即全面的经济危机) , 于是, 资本就不得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 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诚哉斯言, 马克思的这些写于19世纪50年代的话, 在今天仍然不断地被印证, 2008年的金融风暴就是一个鲜明的证据。

三

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的当下中国, 仍然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社会转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所引发的。经济体制由国家计划向市场机制的转变是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建设上的成果举世瞩目, 成就是巨大的, 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 它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震动也同样巨大, 现在是到了必须全面地正视由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众多难题的时候了。

马克思在准备撰写《哲学的贫困》之前, 即1846年年底, 在一封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大致地表述了他将要展开的对蒲鲁东的批评所要阐发的基本思想。该信中有如下一段话, 很值得我们在今天的情势中重温：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 然而这并不是说, 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 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 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既得的生产力时, 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马克思在此说出的东西, 正是属于现实历史自身的辩证法：**一个社会赖以取得其成果的社会交往形式, 并不是保存这个成果的形式。为了保存既得的成果, 这个社会就必须变革其取得成果的交往形式。**今日之中国正面对着这样的辩证法, 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本文认为, 把这样的辩证法说出来, 是当下中国各门社会科学的共同任务。

人们告别辩证法已经很长久了。黑格尔的范畴辩证法固然应该告别, 但我们不能因此也告别马克思的感性辩证法。今天, 抽象实证主义的精神到处蔓延, 源自范畴抽象的科学理性被奉为最高的原则。人们只愿意从社会事实出发, 但他们由之出发的社会事实却是由一系列社会科学的范畴 (如经济学范畴、法学范畴、政治学范畴等) 所建构起来的。正是在这样的“科学事实”中, 作为事情本身的社会生活的感性真相被遮蔽了。

社会生活的感性真相固然可以被社会科学的范畴形式所遮蔽, 但它们的真实存在却一次又一次地通过感性对抗和感性冲突的实际发生而得到证明。这些感性对抗和感性冲突是我们始终不得不面对的, 问题只是在于应该以怎样的认识态度和怎样的认识方法去面对。

在这一根本重要的问题上, 我们面临两个选项, 一个是依凭当代社会科学的理性, 一个是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前一个选项中, 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感性对抗和感性冲突, 都应当通过社会科学的理性来给予正确的理解, 并根据同样的理性来予以最终的克服。因而, 全部问题的要点就在于：要用价值中立的、客观的科学理性来战胜一切非理性的盲目因素以及由之而造成的偏见和冲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因此而重任在肩。以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为基础的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性设计, 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态度, 在面对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时, 人们一再地提出了进行“顶层设计”的呼吁。看来, 这样一种共识已然形成：只要严格地按照社会科学的理性去做出顶层设计, 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需求和彼此背离的行为趋向就能在某种一揽子方案的实施之中得到解决。然而, 正是这样一种共识使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当年对蒲鲁东所做的这样一个批判:“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 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如果今天的社会科学家们仍然有这样的追求, 他们不正是在重复蒲鲁东先生当年的错误吗?或有人认为这并不是错误, 那么, 对这种看法的反驳就是历史进程的事实本身。例如, 经济学的理论理性在实际的经济史面前只是不断地证明了自己扮演的是“事后诸葛亮”的角色。**在未曾预料到的经济危机爆发过后, 经济学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 就是对这一刚刚过去的非理性的危机予以一个理性的解释。而每一次这样的解释都未能预言并因而帮助社会去避免下一次危机的爆发。**在这一点上, 倒还是老黑格尔在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无可奈何之中说了一句大实话：未来不是知识推断的对象, 而是希望和恐惧的对象。

但是, 我们不能停留在黑格尔的无可奈何之中, 我们仍然要问：马克思既然批判了蒲鲁东的错误, 那么, 他提示给我们的是一种怎样的方法呢?回答是清楚的：这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对蒲鲁东想要先验地构想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进行批判之后, 马克思紧接着就说出了他自己对于科学之任务的理解：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 即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

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对于今日中国学术来说是一个极其宝贵的启发：我们应当从当下中国社会的历史运动本身中发现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条件和方法, 而不是在这个历史运动的外部, 通过理性的构想而赋予这个运动以解决问题的条件和方法。所谓“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 有两层涵义：其一, 是指社会历史运动本身就是自我批判的, 因为它自身就是在感性对抗和感性冲突中展开着的历史性实践, 而解决问题的现实条件就是在这种感性冲突中生长出来的；其二, 是指对历史运动的真切认识之前提乃是范畴批判, 即清洗那包含在“社会事实”中的范畴规定, 以还原其作为感性实践的事情本身。只有在对感性实践的分析中, 我们才能发现那些在根本上规定和支配着中国当下社会进程的各种新旧社会权力之间的冲突以及此消彼长的历史趋向。

一句话, 我们需要的不是在范畴抽象方法中的社会科学, 而是在历史定义方法中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将是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 而不是西方学术的追随者。这种社会科学, 按其本性———套用马克思的表述———是由中国当下的历史运动产生并充分自觉地参与这个历史运动的科学。因此, 我们的任务不是用现成的社会科学概念去描述当下中国的社会事实, 并从理性自身出发去构想解决问题的方案, 而是深入到那建构起这些社会事实的、作为真实的人民生活的感性实践中去, 准确地描述这个实践本身, 以从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实际条件以及基于这些条件的方法。

这样一种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之形成的思想前提就是：**重新经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这是一个从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代使命中产生出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