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艾行动在非洲：援助真的有效吗？_风闻

作者：周帅，来源：社论前沿

**编者按：**在人们的想象中，中介人（brokers）应当在国际资助者和需要援助的对象之间架起桥梁。但是，实际上，由于不同中介人的存在，以及中介人自身的利益考虑，国际援助的许多抗艾项目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本期推送Ann Swidler和Susan Cotts Watkins于2017年出版的著作《一个令人担忧的拥抱：非洲艾滋利他主义的理想与现实》（A Fraught Embrace：The Romance and Reality of AIDS Altruism in Africa）中的第五章《Getting to know brokers》。这一章从中介人的角度描绘了国际抗艾项目的中介人的角色，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各类资助活动的运作逻辑和破题之道。

      在艾滋病利他主义的理想中，中介人必须去弥合利他主义者（指国际上的捐助方）的想象及期望与他们希望帮助的人群之间的距离。对于一些中介人而言，这只是一个工作，它将食物放在餐桌上并且给孩童支付学费；对于其他人来说，它也是一项为他们的同胞带来发展的使命；并且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只是一种偶然性的零工（occasional gig）——当机会来临时，他们就去提供他们的服务。

      中介人没有得到利他主义者们的太多关注；吸引利他主义者的想象力的东西是受益者。但是，正是中介人最终拥有能力去满足或妨碍捐赠方的梦想。通过展现流向马拉维的抗艾资金如何提升了人们对于社会及经济流动的渴望，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他们。之后，我们介绍了资助链条上的各种中介人——首先是正式的、在他们的办公室中，并且然后是非正式的、在他们的家中，因为他们努力在职业和个人责任之间周旋，并且因为他们试图去缓解方兴未艾的抗艾事业所给他们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

办公室里的中介人

      教育资历往往决定了中介人在于资助链条中的位置。与绝大多数马拉维居民不同，教育精英有资格获得一份白领工作，但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办公室的位置以及他们与捐赠方的社会及地理亲近性以及与可能的受惠者之间的社会地理距离。

     1.国际精英

      国际精英处在资助链条的顶端，距离想象中的受益人最远，但距离他们所直接负责的资助方最近。他们拥有来自国外大学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并且经常与资助方会面，通过参与国际会议建立国外的关系，并在一些国际性组织的办公室工作，比如World Vision、Save the Children或者联合国的部门。这些办公室大多在马拉维的首都里朗威（Lilongwe）。这些精英的主要责任是将援助机构的政策转译为国家政策战略，以及去监督那些开展抗艾项目的分包组织的开销和产出。这些精英不愁吃穿，他们负担得起家人在私人医院和私人学校的支出，同时也能够经常光顾一些专门销售从南非进口的商品的新型超市。

      与资助链条上的其他人相比，高层次的中介人更可能与国际上的发展精英进行互动，比如ActionAid的伦敦办公室负责人或者来自世界银行提供技术咨询的顾问。这些中介人是最有可能向资助方汇报情况的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受了较高教育的中介人对于乡村生活的了解甚至比我们还要少。大多数采访过的精英都是教师子女或公务员，他们生长在城市中，并在英国接受教育。当他们向来客介绍村民的时候，他们强调村民们的迟钝，以及那些他们称之为是村民的“不良文化习俗”的东西。

      与重要的来访客人的互动可能会是他们得到一些参加国际性会议的邀请。这些会议反过来又为他们提供了学习最前沿的卓越经验的机会，或获悉捐赠方的工作中的新事项。同时，出席国际会议也会为他们提供优厚的津贴，这使他们可以从中获利。

      国际精英帮助形成了捐赠方对于地方风俗和文化的认识。比如一位人类学家说，当我在观察联合国的会议时，我发现国际精英们通常会把文化置于乡村之外，而不是将其置于他们的办公室中以及会议室内。

      因此，国际精英作为国际捐赠方以及其他国际精英的同行参与到项目中，尽管人们认为他们可以展现当地居民的经验——比如贫穷的乡村妇女——那些他们知之甚少的人。

2.本国精英

      许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马拉维人都能够在国际的或本国的NGO中找到工作机会。极个别的本国精英会和外国人有直接的接触，但是他们更可能通过处理重要文件，比如资助计划书，以及在海外资助方办公室和他们的办公室之间来回传递的监督和评估报告等来进行一些中介活动。尽管在很多方面本国精英与国际精英有些类似，但他们也有不同。他们受教育程度没有国际精英高，对于移民国外和国际会议知之甚少，他们大多参加本国或邻国会议，且生活和工作在首都。

3.区域精英

      区域精英可能在一个国际NGO的地方办公室工作，或是作为个体性的利他主义中介人。这些中介人在马拉维二十八地区首府工作和生活。对于他们中大多数人而言，从布兰太尔（Blantyre）到里朗威机场的车程很长。

      但是，与那些国际精英或本国精英相比，他们要更接近受益者。这些地区首府周围有一些村庄。在这些地区的NGO中介人的任务是就地实施捐助方的梦想，使受益人能够获得这些服务并且为其带来改变。尽管捐赠方不太可能认识这些地方精英，但是捐赠方的项目等成败往往取决于他们，而不是国际精英或本国精英。

图1 前往巴拉卡的路上的一些NGO标志牌

      这些区域精英不仅包括一些NGO中介人，也涵盖一些政府官员和镇长，比如著名的商人、地方政要、宗教领袖，以及传统的领导比如重要的部落首领、小型NGO的负责人等。NGO负责人和政府官员可能会有一个马拉维的大学颁发的学位，或者只少有一个一至两年的学位。地方政府官员的责任和这些中介人的责任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他们为想要在这一区域开展工作的NGO指派工作区域，并且当用于交通和津贴的资助充足时，他们可以和NGO中介人一起参加会议，以跟踪这一区域的项目活动情况。

      镇长往往拥有比较多样化的教育资历，或者可能不会高于小学，并且比那些暂时工作于此的NGO员工相比，他们与地方社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区域精英接近地方，与居民日常接触，但不太可能见到一个捐赠方代表。

      在马拉维这样的贫穷国家中，交通条件十分落后。在一个私人汽车十分昂贵，大多数人的出行方式是走路，骑自行车或者挤进一个超载的小型巴士的地方，地理条件无比重要。对于那些工作在位于城市或地区首府的大型NGO或者国际组织的人来说，一个主要的好处就是可以使用项目汽车以及司机。这些项目汽车也可以用于非公务性的私人旅行，并且为需要使用交通工具的亲友提供一些方便。

没有办公室的中介人：中间精英

      中间精英（interstitial elites）是心怀抱负的中介人，年轻男性或女性，他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但却十分希望获得一个有办公室和稳定工资的白领工作。之所以叫他们中间精英，是因为他们一只脚位于村庄内部，另一只脚则在他们希望借以逃离农业生计的城市中。在他们的自我认知以及在他们对于家庭和邻里的看法中，他们是精英。因为，他们实现了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即他们拥有一个中学学历。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工作，所以很多人仍然留在他们想要离开的乡村中。但是，之于他们，NGO既是一个生存的依靠，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希望之源。在NGO的剧目中，他们的志向和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成了尤其令人同情的角色。

      与国际精英、本国精英，或者甚至是大多数的区域中介人不同，这些中间精英从来没能获得过中学以上的文凭，这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要么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够为她们支付学费。图2显示了马拉维的学生从上小学到大学的情况，在1000个上小学的孩子中，最终仅有8人能够获得大学文凭，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都在中学及以下。

图2  马拉维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减员情况

      中间精英在抗击艾滋病的理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这些年轻的男性和女性往往十分热忱地进入援助艾滋病的事业之中。在这些中间精英中，捐助方的梦想和地方人的志向之间既相互协调，也相互冲突。

      充满抱负的精英是抗击艾滋病的战役中的一线骨干。通常情况下，他们以NGO项目的志愿者身份开始。 有时候，一些幸运的人最终可以在一个小型NGO中获得一个有薪水的职位，但许多人仍然是志愿者。 从捐助方和NGO的角度来看，这些志愿者让项目变得“可持续”。捐助方可能会将志愿者视为普通的贫困村民。但是，普通村民通常不会成为志愿者。

      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一定教育资历和远大抱负的中间精英大多住在村庄或小城镇和贸易中心，但他们的志向并不局限在此。

      1.志愿者

      为什么那些生活不稳定的年轻男性和女性可以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为NGO工作呢？在我们的多次访谈中，他们说这可以“让我的社区受益”，但是他们也有其他动机存在。

      中间精英表现出了一种机会主义，他们急着寻找一种经济性地生存的方式。尽管他们正在接受志愿者培训，但他们和上层的中介人一样，也可以从培训所带来的一些福利中获益：比如每日津贴和就餐、住宿和交通补贴。因此，志愿活动成了另一种谋生之道。

      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那样，在21世纪初期，青年团体在艾滋病预防社区中脱颖而出。最初，中间人们找到一些校长，以在中学里组织青年俱乐部。NGO继续组建志愿者团体，它们不仅针对学校青年，还针对乡村地区的中学毕业生、中间精英以及村里的成年人。

      尽管国际精英、本国精英、地区精英和中间精英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却有三个明显的共同特征：一是，尽管中介人的工作是为了给村民带来捐赠项目的好处，但中介人对村民的看法却是一种吊诡的混杂。其次，尽管所有中介人都认为自己有幸在NGO工作，但他们经常周旋于各种竞争性的责任：包括工作中的老板，家中的家庭，他们赖以获取有关新的工作机会的信息的专家和个人社交网络，以及对资助方及其受益人的责任。三是，中介人最担心的是他们的工作的不稳定性。

自由职业者中介人

      我们已经指出，任何在马拉维的外国人至少都需要一个中介人来为他或她带路，并且任何马拉维人，从一个出租车司机到一个服务员，都能成为一个临时的中介人。

图3 马拉维的青年影响组织（Youth Impact Organisation）标志牌

      显然，抗击艾滋病的资金改变了国际的、本国的、区域的和中间的精英们的志向图景。许多人渴望以NGO中介人为志业，一些人成功了，另一些人则暂时性地成功了，还有一些人一无所成但仍抱有希望。

**文献来源：**Swidler, A., & Watkins, S. C. (2017). A Fraught Embrace: The Romance and Reality of AIDS Altruism in Africa (Vol. 7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注：本期内容来自个人整理，请以原著为准。）

**文献整理：**周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