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提议者张奚若的晚年_风闻

​【王楚光 中央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

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近代史，还是现代史，张奚若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

图 | 张奚若

“棱角先生"名不虚传

19世纪末期，张奚若生于陕西省大荔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他的同乡。在青少年时期他即怀有革命的雄心大志，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因袁世凯窃国专政，压制革命党人，张奚若深感失望，为了寻求救国之策，他毅然放弃官职，出国求学。1913年赴美深造，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祖国。

张奚若回国后，长期在清华大学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从事教育工作，是一位深为学生敬爱的进步教授。他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常有犀利的抨击言论，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害的是政治病，国家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他义正词严地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故而人们给他送了一个雅号：棱角先生。

张奚若这位终生追求民主追求进步的爱国人士，对中国国民党深恶痛绝，对中国共产党却充满了期盼和希望。1949年，他这位特立独行的政治学家，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应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共议建国方略。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提议者。

图 | 1950年毛泽东主席和无党派人士张奚若交流

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重大成就都使张奚若欢欣鼓舞。同时，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他还是秉承犀利尖锐的风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957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他对中共执政以来的作风提出了十六个字的评价：“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四句话十分尖锐，颇为刺耳。但是，毛泽东主席听后却做出了正面的高度的赞扬，他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有了毛主席这句评价，在反右派斗争中，他得到保护；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张奚若这位敢谏之友，还是礼遇有加，高官厚禄，予以安排。任命他为当时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工资待遇定为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的行政三级。在中南海东侧的南长街寻觅一处独门深院作为他的私邸，派出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为其看门护院。面对如此优厚的礼遇，张奚若心中是有数的，但是，反右派斗争的惊涛骇浪，似乎也让他从中闻出了某些味道，从此改弦易辙，以应时局。他深居简出，闭门谢客，过起了“大隐隐于朝”的隐士式生活。

正在这个时候，我有幸目睹这位传奇式风云人物的风采。

有幸聆听张奚老追忆往昔

我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从武汉调到北京，在张奚若任主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办公厅从事秘书工作，有机会经常接近上层人士。这个机构是国务院主管涉外文化事务部门，负责向我驻外使馆派出文化参赞；负责协调文化、体育、文物、新闻、出版等政府部门和民间文化团体的对外事务；负责组织派出和接待来访的文化官员、友好人士和各种文艺团体；负责与各友好国家签订文化协议，是一个掌控对外文化工作的实权部门。张奚若担任国务院这样一个重要管理部门的一把手，可见其职责之重要。但是，他似乎是只挂其名，不问其政，每个周一的上午，到机关来巡视一番，其他诸事不管。实际事务另由当年“一二·九运动”的领军人物、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李昌同志操办。

图 |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一排左起：谭平山、章伯钧、朱德、毛泽东、沈钧儒、李济深、陈嘉庚、沈雁冰。二排左起：黄炎培、马寅初、陈叔通、郭沫若、蔡廷锴、乌兰夫。三排左起：周恩来、林伯渠、蔡畅、张奚若、马叙伦、李立三。

张奚若每周到机关巡视，以我这“初出茅庐”的小秘书看来，还是颇有威仪感的。当时他已年过花甲，还是精神抖擞，仪表堂堂。梳着灰白色的大背头，戴着玳瑁框的眼镜，身穿一套剪裁合体的深灰色中山装，足蹬皮鞋，手持文明棍（手杖，当时已经很少有人用这玩意儿），迈着稳健的方步前行。当他的专车停在机关大楼门前时，秘书迎上前去，拉开车门，请他下车。进入大楼后，秘书伺候他宽衣摘帽，陪他走进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电梯。电梯到达三楼，秘书陪他进入办公室，端茶倒水，在桌上放好阅读的文件，安置他坐在办公桌前，即悄声退出。他在办公室停留约一个小时左右，既不约人谈话，也无人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都是悄声而来，扬长而去，常年如此，毫无变动。

不过，例行不变之事，也有例外。某天上午工间操休息时，我们几个小秘书站在走廊上聊天，正好张奚若迎面向我们走来，我们立即退到两侧，毕恭毕敬地给他请安，大声说：“张奚老，您好！”他看到这些年轻人如此尊重他，似乎颇受感动，竟驻足与我们攀谈起来，一时兴起，大谈他的人生阅历：如何出走陕西，怎么参加辛亥革命；如何留洋求学，怎样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如何迎接开国盛典，怎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滔滔不绝，讲了近一个小时，我们洗耳恭听，大长见识。目送这位长者离开后，我唏嘘不已，心想：“张奚老也太寂寞了，似乎找个说话的人都难，真是盛名之下，其鸣也哀也！”

图 | 张奚若（中）与徐志摩（右）、金岳霖（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影（张文朴提供）

这次见面不久，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位受人尊敬的寂寞的张奚老。“文革”中张奚老虽然得到周总理的保护，没有受到冲击，可是似乎更加感到孤独和寂寞。时到1973年，他终于以84岁的高龄驾鹤西去，默默地走完了漫长的人生道路。弹指一挥间，转眼四十余年的时光过去了，至今还有几个人能记住有张奚若这样一位风云人物！当代的年轻人有哪个知道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有张奚若这样一位与祖国命运相关连的历史人物呢？

（注：本文所用图片，系由长期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资深摄影家崔宝林先生在其收藏的伟人历史画刊中精选提供）

原文《盛名之下的晚年张奚若》载于《世纪》杂志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