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母的文化》：美国社会是否已经到了阴盛阳衰的时刻？_风闻

《杀母的文化》：美国社会是否已经到了阴盛阳衰的时刻？

冷战结束后，美国俨然是以世界霸主的席位自居，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来讲，就是雄风浩荡，对世界上的看不顺眼的刺头，不由分说，动用武力与软实力双管齐下，让其雌伏在美国的强大羽翼之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认为美国的大众心态里有一种阴盛阳衰的取向潜伏在各个社会层面，你能不能接受？

我想，在是否决定接受之前，首先会产生心理上的好奇。

现在这样的看法，由华人学者孙隆基横空出世的提出来了，而且用一本洋洋洒洒达47万字的书来阐述这一主题，的确让我们产生一种欲罢不能关注的强烈冲动。

这就是刚刚由三辉图书策划、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杀母的文化》。

对于作者孙隆基，过去看过他所著的一本《新世界史》第一卷。当时对这本书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作者用散文笔法来写历史，其中的一些句语带有台湾学者写学术论文的那种特有的散文化写作倾向，读起来很有新鲜感。

《杀母的文化》这本书，是孙隆基2009年出版的一本专论美国大众文化的读物，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给人一种文青的感觉，如果说《新世界史》里，孙隆基忍不住欲对历史的起承转合，采取一种抒情笔墨与文学修辞来进行表达的话，那么，在《杀母的文化》里，我们看到了孙隆基继续从文学艺术这个纬度来撷取美国大众心态的素材，以此作为他立论的原始材料。

在这本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利用了大量的美国文学与电影作为他的资料提供者，从而使本书给人一种非常亲切感，包括《星球大战》《第一滴血》《阿甘正传》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都在作者的安排下，作为他透视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切入点与观察口。

作者认为美国大众心态中有一种从“仇母”到“杀母”逐渐加深的心理轨迹，是不是这样？作者是出于什么动机，观察到了美国社会的这样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显然，孙隆基所立足的中国文化背景，给了他观察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与参考量。

他自己也毫不遮掩他之所以写这本美国大众心态的书的目的及触发机制，正是“从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引申出来的一个论题”（见该书“新版序言”）。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母亲是神圣的，不容侵犯的，怎么到了美国，就有一种“杀母”的冲动呢？

这种疑惑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产生的。而孙隆基也提到了在此书出版后，众多身在美国的华人对他提出的这个观点的质疑，很多人都说，并没有遇到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杀母”现象啊。

孙隆基回答得也很巧妙，他说 ，长期在华的老美，也没有看到中国人有“割股疗亲”与“郭巨埋儿”这类事啊。个人认为，这里孙隆基实际上有一点犯了狡辩的毛病了，他所列举的中国的“孝举”都是古代的事情，与美国二十世纪的大众心态倾向同时类比，这不是像关公战秦琼吗？

但由此更加激发了我们对孙隆基如何阐述他的对美国大众文化发现的好奇心。

孙隆基认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是美国“杀母”契机的开始，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是美国“男性杀母”的幻想高峰期，七八十年代，这种“杀母”倾向继续流布于社会，到了本世纪初，作者认为，即使女性“杀夫”与“杀夫”浪潮已退，但“杀母”依旧。

那么，“杀母”这种集体意识为什么会产生？作者从美国社会的变迁来寻找根由。

应该说，作者的脉线还是很清楚的。而美国发生的这种社会思潮的变化，也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过的经历。

作者认为，上世纪开端的时候，社会人文思潮中，“达尔文主义占压倒性优势”，它的特点就是强化人的生物性，显然达尔文拉近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但是一味地把人以动物的方式进行关联性地探索，会让人失去自我的独特性。因此，达尔文主义很快走上了末路，今天，正如我们现在所感知到的一样，达尔文主义在阐述社会大众心理方面的确没有什么发言权。

而在这个时候，那个如雷贯耳的弗洛伊德大师开始大举入侵美国的人文领域了，并一举攻下了美国的思想界，至此，心理学成为美国思想界解析人心的一个重要的测试工具，并且在这一工具的操纵下，把“杀母”情结拨弄得如虎添翼，日渐红火。

弗洛伊德有一个著名的性潜伏期说，书中在多处对此作了复述与详解，我们随便地从书的后半段的一个总结性阐述中，摘取对这个理论的简易图解：“弗洛伊德学说的‘性潜伏期’是指：男孩到了‘杀夫娶母’阶段与爸爸冲突，遭到爸爸打击，其后性欲的表现转入收敛阶段，待到成年以后重新恢复，在家庭以外另找对象。”（P379）

这就是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的美国男性的“分离与个体化”，大意就是说，男性到了成年之后，就要脱离出父母，呈现出自身的“个体化”。摘录一段书中对上述观点的阐述：“美国的‘男性理想’其实就是‘个体的全面确立’，要求个人从环境中全面分化出来，并且还与之对立和保持一种支配关系。它势必要求个体和人生早期彻底断裂，而在人生早期具全面支配权的妈妈——那个自身个体化不彻底、一直在心理上混淆人我界限的儿童化女性——不可避免会构成对儿子人格成形的最大威胁。”（P110）

这时候，美国男人该怎么做？作者分析道：“美国式的男性成长要求男人摆脱女人、摆脱妈妈、摆脱人我界限不明朗的状态，才有足够的、清晰的‘男儿性’去进行异性关系，换言之，才能真正地去搞异性恋罗曼史。”（P119）

也就是说，一个美国男性要健康成长，就必须通过母性这个水帘洞般的障碍，达到彼岸，如果在哪一个环节上未完成这一点，那么，这个男性就会因为压抑而导致心理异常，包括同性恋，都是这种异常的后果。

在这种心理学说的左右下，为男性成长必须通过“杀母”环节提供了合理性，而二战到冷战期间的全国征兵，也凸显出母亲没有让儿子实质上断奶，从而为“杀母”理论的成立有了社会环境的理由。五十年代的性革命，更为“杀母”火上浇油，因为性革命的主导者是女性，她们所欲推翻的是男性在性关系中的霸主传统，“女性既然也能像男性那样放心地享受性，势必导致女性在心理与行为上的性解放，不是传统式‘妈妈的儿子’型的男人能应付得了的。在‘被阉割’感日趋严重的情形下，美国男性‘杀母’的呼声日趋尖锐。”（P176）

当然，作者所说的“杀母”更是一种社会思潮，并不是一种直接可见的社会暴力，所以，质疑作者并没有看到美国大面积地出现“杀母”的犯罪现象啊，其实，作者更多地立足于社会文化心理，来揭示出这个社会的隐性诉求，而文学乃至更为显形的电影，更能潜在地反映大众的心理倾向，这就是作者为什么在分析美国大众心态的时候，多是采用的是好莱坞电影来寻找证据。

这一方面显示出作者毕竟是后期移居美国，对美国现实的社会面貌的感知时间毕竟不够充足，特别是民间的社会心态，在还一时半会难以真正融入其中的情况下，更是难以真正地把握到核心关节，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从电影、文学这一社会思潮趋向的载体来透视整个社会的精神诉求，确实是一个非常的便捷的切入点。电影与文学中提供的信息非常博大，哪怕是一个字，一个用语，一个神态，都意味着作者对社会的明确定位，从电影与文学提供的立体图景的一个侧面，能够很好地看清时代的特质，由此，我们会被作者的这一独到的发现，去重新认识美国社会的隐性心态，同时，通过作者揭示出的社会大众心态再去检视电影与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触碰到我们过去忽略掉的心理层面。

当然，对弗洛伊德那一套，中国人向来是不以为然，对把人心看成如此之复杂，几乎难以理解，尤其是弗洛伊德那一套儿童时期的“口腔欲”“肛门欲”更是视着奇谈怪论，嗤之以鼻，这也使得作者的书中罗列出的美国学者用弗洛伊德心理学原理去套用中国的现实时，会出现很荒唐的尴尬局面。但是由作者所牵引出的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却是能够看出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巨大差异，作者选取了“杀母”文化这一个切入点，来透视中美文化的异同，可以给带来我们一种观察世界的新方法，至于它观察到的结论是否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就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地观察并进而验证真伪的进一步努力了。

（本文经作者葛维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