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什么？会吃人吗？｜人口学8卦组_风闻

01

从诺贝尔奖说起

这是我们怀揣了三年的梦想，不是拿诺贝奖，而是看看诺贝尔奖与人口老龄化有什么关系(职业病，可能得治)。随着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奖的陆续揭晓，我们画了三年的图也终于艰难地降生了。

我们搜集了自1901年至2017年共计89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时的年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0、1941、1942年并没有颁布诺贝尓奖。大致可以看出，1900年至1940年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主要呈现下降趋势，而1950年至今主要呈现上升趋势。

用一个线性函数拟合（图中蓝色直线）后发现，1950年之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每年上升0.22岁。获奖年龄不断上升，一方面是由于在一个行业里想要建树需要越来越多的经验积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能够坚持活到获奖那一天了。

铺垫了这么多，终于引出了今天我们的主题，诺贝尔奖正在经历和感受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影响。

02

人口老龄化

如果前面的表演没能让您联想到人口老龄化，那么下面我们就直奔主题了。

人口老龄化是这些年来经常被提起的概念，然而这个概念也经常被误解。它确切的定义是指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过程。根据这一定义，我国在第二次人口普查之后，也就是在1964年之后就已经开始经历人口老龄化。而媒体所说的1999年或2000年则与另一个概念相关，那就是老龄化社会。

根据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含义》一书的界定，当一个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7 %或以上时，就被界定为“老龄化社会”（在人口学中，这叫“老年型人口”。）。我国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达到了这个标准，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经常被提起的原因。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国在2000年左右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虽然7%只是一个较早以前设定的数字，其本身没有固定的含义。但是单“老龄化”这个词就会让人充满担心和忧虑：根据2013年PEW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中国认为老龄化是个问题的比例高达2/3，要知道许多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高于中国，但认为老龄化是个问题的比例却低于中国。我们社会对老龄化的焦虑很大程度来自我国全球领先的老龄化速度。美国老年人口比例从7%提高到14%用了71年时间，德国用了40年，而我们伟大的祖国只需要25年就能完成这个过程！

这还只考虑了比例，再看看老年人口数量，到2050年将超过4.87亿，而那个时候所有发达国家老年人口的总和才4.18亿。（是的，你没有眼花，我们也没有耸人听闻）

这么看起来，似乎确实值得焦虑。既然在焦虑，就要知道到底在焦虑什么。

03

老龄化社会我们在焦虑什么

换句话说，老龄化可能会带来什么社会问题？

1．创造财富能力下降

老人不上班了，没法给社会主义事业填砖加瓦了。

2．影响社会创新性

最近，朋友圈在流传梁建章等人的一系列文章，阐述了人口老龄化对创业和创新的影响。文章认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某些创业的条件会下降，并且企业的创新活力会降低。更严重是，掌握关键职位的年长者会阻碍年轻人获得商业技能。当然很多人对这种说法也存在质疑，随着科技的变迁，创新创业发生的条件可能也会随之改变。就像不少人同样质疑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默对创新与人口数量关系的论述。

3. 养老金缺口大

交钱的人少了，领钱的人多了。

4. 消费能力下降

传说中的消费价值排序榜：少女>小孩>少妇>狗>男人>老人 （请对号入座）

5. 照料医疗需求巨大

老年人身体变差，生病变多。花费在照料上的时间和金钱对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04

如何应对老龄化

聊完消极的东西，需要来点积极的东西洗涤一下眼睛和心灵。那么在现有的框架内我们个人应该如何应对老龄化？

第1则

-多生孩子靠谱嘛-

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是老年人所占比例增高，一方面寿命增加老人活得更长了，另一方面孩子生得少了，人口基数少了。**那么现在赶快生孩子来得及吗？**答案当！然！是！来！不！及！了！

现在多生的孩子要很多年以后才能对老龄化的负担起到分化作用，远水解不了近渴啊。PS：这样还会加剧中间人群的抚养压力（正所谓的上有老，下有小）。PPS：多生的小孩很多年后也会老啊，到时候老年人只会更多的。

更关键的是，由于社会形态和观念的转变，无论用什么方法生育率根本不可能大幅度提升。据估算，即便所有人现在都开始生两个孩子，对未来老龄化进程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

第2则

-改变老年人定义-

如果以后75岁以上才算老年人，那么我们就没有老龄化的问题了，赶快夸我们聪明。

我！们！并！不！是！在！开！玩！笑！老年人的标准本质上是一个人为设定的东西。从科学的角度，这个标准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改变。学术界有不少讨论重新定义老年人年龄的文章。其主要论述依据是现在60岁的老人和100年前甚至50年前60岁的老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国际研究的一种观点是把15年“余寿”作为划分老年人的起点。由此算来到2050年，世界老人的起点年龄大概是69.5岁。另外一些研究从老人的健康和自理能力来看，现在60岁老人的身体各项机能都要远远好于过去的老人，因此改变老年人年龄界定也是有生理依据的（所谓60岁的年龄，40岁的身体，20岁的心）

与改变老年人定义紧密相关的是延迟退休。除了从经济上面贡献的考虑，这个措施是有一定的科学基础的。

然而无论是改变老年人定义，还是延迟退休，对很多人来说在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毕竟昨天还能享受逛公园优惠，今天就被叫回去搬砖。因此这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3则

-积极老龄化-

那么更可能有效的办法是“积极老龄化”。请放心，我们绝不是喊口号。根据专家界定，积极老龄化有三个支柱：健康、参与、保障，它们就像圆鼎的三条腿支撑起积极老龄化实践。

（1）健康

老龄社会的很多问题都是由老人健康状况下降引起的。没有健康，无法搬砖，更没有办法愉快地消费、玩耍、景点打卡，还要拖累人照料。从某种意义上讲，保重身体就是老年人对家庭和社会的最大贡献。那么如何才能更“科学”地健康呢？

除了继续走在“养生”的康庄大道上之外，我们从社会人口学角度出发还有一个建议：跳广场舞。

我们也不是来！搞！笑！的！。“跳舞”所代表的运动固然有利于身体健康，更多人忽略的是广场舞或者类似活动带来的社交效应。2010年的一篇英文论文利用荟萃分析（meta-analysis）汇总大量的医学社会学研究，来比较各个风险因素对生存的影响。

图片来自： Holt-Lunstad et al. (2010）

结果他们发现维持良好和多元的社交关系是对生存影响最大的因素，社交关系好坏带来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吸烟、酗酒、肥胖、空气污染这些常见的健康杀手。我们自己的研究也进一步发现，相对于子女等家庭关系，老人维护良好的同辈或朋友关系网更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各项健康指标。

（2）参与

参与的含义非常丰富，指老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活动，融入家庭、社区和社会发展。简单来说延迟退休、退休再就业、上老年大学、或者光荣成为“某某区群众”都是社会参与的重要方式。老年人口可以更多被视为社会财富和重要的人力资源而非“负担”。

这些参与对社区和社会的经济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前面也提到，在老年人生理年龄普遍年轻化的今天，这些参与本身也是可行的。

我们专门想聊的是，它们对老人自身健康的意义。关于退休如何影响老年人健康是人口经济学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最近的文章用工具变量法发现，退休对老人自评健康、抑郁和认知均有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很有可能是通过破坏个体的社交网和规律作息产生作用。看吧，我们又回到了“跳广场舞”问题。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一种特殊的参与，就是老人带孙子的隔代照料。隔代照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被大大低估的。在农村大量的留守儿童依靠祖父母照料，在城市隔代照料使得女性能回到职场（感谢我妈，我才能在这里写公众号）。隔代照料本身也是对老人健康有益的，研究发现照料孙子女非常有益老人的身心健康（我们将在后面专门推出一期讲隔代照料的）。

（3）保障

保障更多代表一种顶层设计，并不是我们这里从个人角度想谈论的一个重点。但是无论如何，设计和实施有效的制度来保证“老有所养”和维持全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应对老龄社会的最重要措施。

讲到这里，我们想说，老龄社会肯定不吃人，至于到底有多可怕，取决于我们有多“积极”。积极老龄化请从庆祝重阳节开始。

参考文献

Attitudes about Aging: A Global Perspective

卢敏, 黄剑焜, 彭希哲. 老年人口生活自理能力变迁与老年定义重新思考[J]. 南方人口, 2018(1):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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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振武, 李龙. 老年标准和定义的再探讨[J]. 人口研究, 2014, 38(6):57-63.

邬沧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理论诠释[J].老龄科学研究,2013,1(01):4-13.

邬沧萍, 彭青云. 重新诠释“积极老龄化”的科学内涵[J]. 中国社会工作, 2018(17).

董夏燕, 臧文斌. 退休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J]. 人口学刊, 2017, 39(1):76-88.

吴培材. 照料孙子女对城乡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4).

Li T, Zhang Y. Social network types and the health of older adults: Exploring reciprocal association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5, 130:59-68.

Holt-Lunstad, J., Smith, T.B., Layton, J.B., 2010.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mortality risk: a meta-analytic review. PLoS Med. 7.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副教授李婷 博士生王记文

图文编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本科生程雪倩

图片来源：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