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确立“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_风闻
卫关梓-2018-10-16 10:40
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
（本文经授权转发自“卫关梓”微信公众号。是为本人在风闻社区系列连载《中国经济奇迹密码——混合经济》（六））
真正确立“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
一·回眸历史的奇妙之处
（一）·历史长河中须臾片段
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最后的几个月，离开上海，被中央确定为中央领导，这是中央多全面思考评估之下的一个重大选择。当我们今天回眸三十年前，也即1988年的9月份，江在上海任内首次与弗里德曼会面的情景时，难以抑制惊叹历史的奇妙！江居然给弗里德曼留下了不美好的印象！而这一印象从弗里德曼的角度以及其回忆录里的描述来看，基本上能推理出江应该是拒绝甚至反驳了弗里德曼的自由化思想建议。
记住，这是1988年的9月份！离江前往北京任职整整提前一年！
更须记住：前文里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在弗里德曼即将前往北京与赵会面的前一刻！
此处我们无须去解读中央选择江出任中共最高领导的理由，此刻我们需要聚焦的是，至少江在1988年9月份时，在对待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上，他已经持有与时任最高领导的赵相异的主张。历史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正是这差异，隐隐约约之间，包含了历史太多的必然。
上一篇系列文中，已经介绍了五年之后，即1993年10月份，弗里德曼再度在北京与江会面时，中共十四大已经召开了近一年，在十四大报告里中央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这一概念是“计划加市场”的高度融合，对于中共而言，这是一次理论性的突破。但是对于弗里德曼来讲，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理念，却是包含了太多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在里边，这无疑让后半生一直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弗里德曼大失所望！以至于这一时隔五年的再聚首，弗里德曼的印象比第一次上海见面还要糟糕，最大的糟糕心理因子不是这次会面时，江只给了他10分钟的表达时间，而是中共选择的道路走向了与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相对的另一面。
（二）·须臾间的玄思
江与赵对于弗里德曼的异见及江后来取代赵这一历史须臾片段，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快闪而现的一朵其妙难书的浪花，这朵泛着理性光泽的浪花，忽闪忽现、若有似无，希夷确存，握之却空。
诸类此象，老子冠之以“道”。道德经开篇即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来予以描述，这一描述，蕴含了极强的思辨色彩。
这道理性之光，既是中华文脉之源，也是中华文明之基，由它随之蔓衍而兴的诸子百家，构成了蔚为壮观并泽被数千年的文化大观园的百花齐放；这一道理性之光，它还让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数百年哲学逻辑学史上，从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和黑格尔，直到马克思等无数大家为之神往不绝，至致不息。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十二个字于“道”之描述，呈现了思辨中的一种矛盾结构，而且类似的矛盾结构贯穿整篇《道德经》——
A面：
1·道不可道，不可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章）、“绳绳兮不可名”（14章）。
2·道无形，无象：“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14章）
B面：
1·道可道，名可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1章）、“吾不知其名，强为之名，字之曰道。”（15章）以及“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圆众甫。”（21章）.
2·道有形，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精，其中有信”（ 21章）。
如此以矛盾结构描述的理性思辨色彩，在十八世纪德国的柯尼斯堡，哲学大家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用他的“二律背反”即逻辑上的“悖论”，给予了老子以超越时空的打望。
康德之前的16—18世纪，欧洲哲学一直处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派的相互争辩之中，前者以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为主，主张人类的知识来自于人自身的理性；后者以洛克、休谟等人为主，主张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
康德在其1781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批判性地整合了双方的观点：知识是人类同时透过感官与理性得到的，经验对知识的产生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要素。把经验转换为知识，就需要理性，而理性则是天赋的。人类通过理性的框架来获得外界的经验，没有理性就无法感知世界。因此理性与经验一样，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但人类的理性中也有一些可以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观念的因素，他意识到，事物本身与人所看到的事物是不同的，人永远无法确知事物的真正面貌。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人为自然界立法！
此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异曲同工：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
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论述了一个逻辑上的悖论也即宇宙认识论上的“二律背反”概念，这个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指出了宇宙规律中的矛盾，在相互联系的两种力量的运动规律之间存在的相互排斥现象。在书中康德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提出了二律背反的四个问题：
1·静态
1·1·关于时间与空间
正命题: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
反命题: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
1·2·关于基本粒子
正命题: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单一的不可分的部分构成的;
反命题: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复合的可以分割的.2·动态：
2·1·关于自由意志
正命题:世界上存在着绝对自由的原因;
反命题: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受因果必然性的制约.
2·2·关于上帝
正命题:在世界原因的系列中有绝对必然者的存在;
反命题:在世界原因的系列中没有绝对必然者的存在,一切都是偶然的.
至此，西方哲学的逻辑语言与老子十二字中华古代哲学的深度契合。康德深居简出，终身未娶，一生治学，至1804年去世，从未踏出过出生地德国柯尼斯堡。康德以其独居柯尼斯堡的一生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的伟大成就，无意中践行了老子之所言：“天下有始，司以为天下母。即得其母，以知其子。”、“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亚瑟·叔本华
在康德理性批判哲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二律背反概念，紧接着在十九世纪影响了同时代的两位哲学家：叔本华和黑格尔。虽然这俩人互不待见，但是对于二律背反这一概念都推崇备至，并继续予以了在逻辑学领域的拓展。
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虽然著书立说，以其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对于康德的的哲学思想予以批判，但是没有影响他给世界留下了一句与二律背反概念一脉相承的一句话：“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但是人不能要他想要的”。这句曾被爱因斯坦反复引用的名言，遥相呼应了叔本华最为欣赏的哲学家康德四组二律背反中的上文2·1·组关于自由意志：人是自由的，同时，人面对这必然。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黑格尔既对康德的二律背反予以了阐述，也对老子给予回应。
在《哲学史讲演录》（2卷P241）中黑格尔说：
“对那些断言感官对象的实在具有真理性和确定性的人，他们最好是回到那最低级学派的智慧……因为对于那些了解了这种神秘的人不仅仅达到了对感官事物的存在的怀疑而且甚至于对它们的存在感到绝望，他们一方面否定了感官事物，一方面也看见感官事物否定其自身”。
在《小逻辑》（P109）黑格尔指出：
“东方的哲人每每称神为多名的或无量名的，……因为有限的名词概念，不能满足理性的需要。”
老子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思意盖如此。
由康德繁衍下来的二律背反概念，不仅仅对于宇宙的认识是如此，同样对于历史的认识也是如此。继黑格尔之后，上文2·1·组自由与必然的悖论，也影响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形成。在《马恩全集》（3卷P30）马克思说：
“这种（必然）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这一历史观，形成了他的经济(生产力)决定论：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决定决定了经济制度的构造和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马克思说：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发展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人类有选择的自由，政治人物的更替更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只有符合历史必然性的选择才是适应历史发展的选择，人类也只有是在必然约束之下才能追求真正的自由，超越必然的自由只会遭受必然中规律或秩序等规则的惩罚。宇宙如此，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国家遭受的惩罚就是动乱或革命，中国与苏联在上世纪八十年的不同选择，江与赵对于弗里德曼的不同态度，最终导致的两国不同结果，就是这样的历史证明。
何新
何新在《反主流经济学》（上卷P267）指出：“自由选择的意义并非能或不能。选择无法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但选择的意义决定好与不好，善于不善。伟大人物的出现是一个民族的幸运，他使一个社会的潜力发挥到可能的极限。而在历史的生态中，经济因素和生产力技术的发展总是具有决定性的。”
······
遥望东西方哲学史上这些人类闪耀的群星，恰如茨威格所言之义，历史的拐点往往取决于一个人在一刹那间的一种选择。
自1993年10月份弗里德曼离开中国之后，至2006年11月16日去世，他再也没有来过中国。期间弗里德曼一直高度点赞香港，褒奖香港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一个全球典范，直至1998年香港在抵御索罗斯的金融袭击成功之后，弗里德曼特地撰文批判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说他是自由主义经济的破坏者。
上述哲学玄思追溯，由这一段中国历史上须夷片段的历史奇妙之处引发，类似的奇妙，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再度闪现，此处不再多言。
二·十五大报告起草准备
（一）·中共十五大之前改革开放过程回顾
在本人系列文《联想的困境六·历史的终结下》（观察者网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8767）里对于西方经济学史的归纳中，其整个的发展过程如下：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亚当·斯密主义、凯恩斯主义以及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与其相对应的是西方经历了最早从15-16世纪到20世纪二战前，发生封建农业的解体、资本原始结累、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不同阶段。整个时间跨度有四百多年。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7年十五大的召开，正好是二十年。这个二十年，是我国“摸着石头过河”的二十年。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今天，无论是国内国外，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产业界，都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基本一致的评价，即中国人用四十年时间，取得了西方几百年发展的成果。其实在最初摸索中的二十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也已取得了不菲成就，中国人用这二十年即已浓缩了西方资本主义四百年的历史。何新在《反主流经济学》（上卷P263）于此有专门的研究成果：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回顾1978-1998的二十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我发现：中国二十余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而这个进程，正是《资本论》曾叙述过的资本主义发生史的历史轮廓再现。回顾一下，自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
（1）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
（2）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大碗茶”），而在80年代中期逐渐扩及于沿海民办工业领域。
（3）80年代后期中国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如果我们把50-70年代中国以重化国防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发展看作中国现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国家资本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么80年代后期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民办工业发展，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民办的私有经济。它们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力量。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其竞争，而走向衰落。
（4）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由产业领域发展到金融领域。这实际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谓"服务信息经济"的兴起，即"第三次浪潮"。1992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金融革命"，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更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
中国这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在没有前置的顶层设计的的基础上，令人惊叹地以极短的时间走出了一条与西方经济史极其相似的历程，期间虽然有过经济混乱、社会风波、国际制裁、增速减缓等各种各样不同的曲折，同时还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世界历史、政治事件相伴而行。这一切同样是历史的奇妙之处，同时，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上下取得广泛共识：经济发展如想顺利进行，必须在确保社会稳定下，政策适合国情。
（二）·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
九八亚洲金融危机
受美国政策和金融寡头利益驱动，乔治·索罗斯及其合伙的金融集团针对亚洲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大的特征，蓄谋对亚洲国家发动了著名的九八亚洲金融袭击。事起于泰国，泰国泰铢因为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主宰，而泰国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国际金融大鳄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继而引起政局动荡。
1997年年内，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两个月内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11月中旬，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韩元危机波及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初，印尼再受波及，迎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延续至5、6月间，日元汇率狂跌近150日元兑1美元。香港政府在恒生指数跌至6600多点时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一个月后，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重启外汇管制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
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这场冠之以“九八”的亚洲金融危机，于中共十五大召开的两个月前1997年7月2日即已起爆于泰国。这一突变的国际金融形势，给即将召开的十五大，给正在起草中的十五大报告都带来甚大影响。分析一个个被金融大鳄索罗斯们袭击的国家经济制度、政策和结构，很容易发现，所有的一切因素，皆可归之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灌输下各种手段和目标所欲达成的结果，都是为金融袭击打开方便之门。唯一狙击成功的中国香港和俄罗斯最后都不得不祭起动用外汇储备干预以及禁止外汇自由流动来予以应对。
（三）·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确立
在十五大召开前，报告起草的长达10个月时间里，江泽民多次与起草小组成员谈话，并作出重要指示。在有关经济所有制深化改革方面，他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真正走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消除了过去由于所有制关系不合理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这是我党必须深刻认识的重大经验。
1997年1月17日，江泽民同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成员谈话，在着重讲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10个问题时说：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
江泽民这一指示的洞见之处，在于同样事物的另一方面，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西方国家在形势紧急时，同样会依赖计划的安排。也即计划社会主义可以用，资本主义同样会用！
二战以后的德国采用的“社会市场经济”，又称之为“莱茵模式”，它有别于美英等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莱茵模式以西欧的德国、法国和北欧为主要代表。这种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自由竞争与政府控制并存、经济杠杆与政府引导并用、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并重。因而，也可以将这种模式称为“政府引导型市场经济”。上述国家在二战后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构成了让中国政府选择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最好参照。
十五大召开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里在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大会特别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断是党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
至此，在中共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之后，历经十五大，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中国经济模式最终确立。这一模式的确立，至今持续在坚持，并且不断地在每一届领导的下，不断地予以深化、完善和发展。历届大会报告相关的文献，在本系列首篇已经予以梳理呈现。
从中共十五大确立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至今，截止2017年的整整又一个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从1997的7.9万亿人民币，到2017年的82万多亿人民币，整整增长九倍多。这个二十年，中国至少走过了西方很多国家用上个世纪以来整整一百年所走过的路。这条经济发展之路的成功，被全世界称之为中国奇迹。回眸二十年前的十五大，我们可以确认那又是一次正确的历史选择。
（历时三周，近三万字系列文至此，有关中国混合经济的历史渊源已经叙述完成，后续将就混合经济的内容做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