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_风闻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是由中西书局出版的一套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丛书，迄今共出版了28本，书目目录见文后附录。这套丛书的特点是搜罗了大量英法联军远征北京战役参与者的回忆录；有关的文件、书信、日记、公文；军事报告和公文甚至传记和科学考察报告，从英法联军的视角，极为生动的呈现了他们眼中的北京之役及他们所身临的中国。许多个人的回忆录和日记中所提供的细节，至今读来还颇有唏嘘之处。我在大三时第一次接触这套丛书，并于大四下到这个月为止密集的阅读，目前把全部28本中除了介绍文物的一本书之外的全部通读了一遍，这里就分享一些体会和有意思的内容。

这套书的作者身份相当多样，就军队成员而言，既有陆军的步兵、炮兵和骑兵军官，也有海军军官，既有身处前线的作战人员，也有在巴黎指挥部中的参谋军官，甚至后勤人员，军医，和军需官的回忆录也有收录。当然参加北京战役的联军大人物自然是不会被遗忘，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指挥官格兰特，法国的全权大使葛罗男爵和指挥官蒙托邦的日记和回忆录也都收录其中。其它还包括负责翻译的通事，外交人员以及随军牧师等。这套书广泛的选材对象既呈现了大人物的所思所想（尽管官样文章多，真情实感少），也照顾到了普通士兵的感受和经历，尤其是后者叙事往往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和传奇性，趣味远胜于那些大人物的无聊报告。

既然英法两国人的文章都有收录，那么执迷于互黑的两国人自然不会在挖苦对方上吝啬笔墨。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法国人黑英国人：

最明白的就是法国人对英军劫掠成性的批判，以及对自己在华地位的自信，

“至于英军，他们可是名声在外，简直就是我们的老师，英军所到之处，连个钉子都不剩下”“就我看来，整个事件当中，最明了的是，能与我们贪婪的同盟军相抗衡的，便是宗教信仰的重建，这是我们成就的伟业。我们对传教士的保障令我们占有道义上的优越感，超过了基于罪恶的鸦片贸易的英国强权。我们最该从这场荣耀之战中获取最为稳固最法兰西式的结果。”（阿尔芒·吕西：《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P40，P123）

当然英国人的坏名声大概绝非仅限于中国，有这么一件轶事表明了英国人的恶习（也可见这些现在被欧洲人批判的恶习他们在100年前也不是没做过），

“所有英国游客以及一些法国商务专员都有这个癖好，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和游览日期刻在所有经过的建筑之上，有一个野心更大的英国人甚至想在自己游览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时把自己的名字刻下来留给子孙后代欣赏。那个人借助两端装有滑轮的绳索爬到二人庞贝柱的顶端的平台上（这很危险）……他在那个平台上过了一整夜，第二天，所有亚历山大城的居民在一公里之外就能看到柱头的一侧刻着‘威廉波顿到此一游’的红色大字。埃及的警察并没有勇气爬山柱子擦掉大字，但是很快这个红色大字就被风刮掉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威廉波顿先生在刻字8天之后在吉萨金字塔的顶端开枪自尽了。”（乔治·德·克鲁勒：《进军北京》P165）

当然英国人也对此作出反击

“我们进驻北塘不久就发现，法国士兵穿上了各色中式服装四处闲逛，其中还有一些士兵不知羞耻，穿着女人的丝绸坐在台阶上像女人那样把衣袖甩来甩去。”（加内特·沃尔斯利：《1860年对华战争纪实》P56）

另外就是对英国人作战方式的不满，

“我们请来的盟军做出的决定能够使我们的处境明朗化吗？在作战计划中，尽管他们人数更多，但他们却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我了我们，这再次证明了大不列颠精神从来不会失败，不管在哪个维度它照样很适宜。为什么要改变它？我们愚蠢地把他们的缺点当做优点，把他们的呆板称作绅士。”（贝齐亚：《中国之役：1859-1861》P155）

以及

“我们接着讲英军那支绵延2法里，拖拖拉拉的车队，英军车队通过之后，我们紧随其后上路。乱哄哄的车队掀起阵阵尘土，把我们呛的喘不过气来。显然英国人在打仗方面不如我们，或者确切的说他们根本不懂如何打仗。若敌军拥有轻骑兵团，夺走英军的辎重车队，他们立刻就会在战争中处于劣势。”（乔治·德·克鲁勒：《进军北京》P36）

当然，这种不满也通过滑稽的描写得以宣泄，讲到北塘登陆的时候，格兰特将军得到了法军的格外注意，

“格兰特将军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一个务实的英国人，作为一个四海为家的军人，格兰特将军跳下水时先是不慌不忙地脱下长靴，小心翼翼地提在手里，以防沾到海水。然而不巧的是，他一脚踩进一个深坑，脚下一崴，身体失去平衡，长靴忽地掉进水里。

将军想重新站好，可是脚一碰到沙子和石块就疼的他龇牙咧嘴，令人忍俊不禁，至于长靴，它们优哉游哉飘走了，就像两个漂浮在水面上的子弹带。有士兵帮将军把靴子捞了回来，靴子已经完全湿透了，可怜的格兰特将军真是弄巧成拙啊。”（皮埃尔·马蒂埃：《从巴黎到八里桥》P20）

然后就是英国人黑法国人：

英国人自以为理所应当地成为远征中国的不二主力，对法国人起到的作用嗤之以鼻，

“我们准备和他们合作真是一种遗憾。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更为糟糕的是在浪费我们的精力，法军的帮助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令人怀疑。他们可能做不了三分之一的事情，但假如我们赢得了中国战争的胜利，理所当然他们会要去一般的功劳和荣耀”（约翰·H 唐恩：《从加尔各答到北京：一名军官写于两地的日记》P35）

高傲的法国人自然不会允许英国人看轻自己，对英国人的斤斤计较怀恨在心，

“英国人渴望维护他们在那些遥远的土地上所施加的非比寻常的影响力。因此在军队人数的制定上斤斤计较，不容忍法国军队人数超过他们。”（瓦兰·保罗：《远征中国》P8）

为了自己的“荣誉”，法国人确实在各个方面都斤斤计较，例如树立国旗一事，

“我们的旗杆比法军的杆子高了几英寸，他们立刻派人找来更高的柱子，他们向来对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很在意。”（加内特·沃尔斯利：《1860年对华战争纪实》P18）

更好笑的是为了更早树旗帜而产生的赛艇闹剧，

“白河炮台沦陷之后贺布少将（英国海军军官）决定把国旗插在天津城墙之上，而蒙托邦将军对此非常震惊因为这可能会引起新的冲突，但是沙内少将（法国海军军官）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是和英国人在白河上举行快艇比赛，最后英国人因为先出发而获得了胜利，法国人感觉自己的自信心受到了挫伤。”（埃利松：《翻译官手记》P153）

同样，英国人也对自己的对华威望胜于法国人这点颇有自信，当他们兵不血刃的再次占领舟山群岛时，他们说：

“国人像欢迎老朋友一样欢迎英国人，并表达了‘英国人好而法国人不好’的看法。格兰特的太太登陆，到处走了一圈，和乡下人热切交流，赞扬其手的美丽。”（麦吉：《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P34）

当然，从外交史的角度看，英法之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达成的合作关系已经因为拿破仑三世支持意大利独立战争并以此获得了萨伏伊这件事而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亨利·柯迪亚：《1860年对华战争纪要：外交史、照会及公文》P78），但是对于一般的士兵而言，真正引发恶感的无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然而在许多事上的分歧确实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两国的合作，例如向日本购马一事。

由于长途运输马匹代价太高，而且法国人也没有印度这样靠近中国的补给基地，于是他们决定向日本人购买马匹，日本人并不太情愿，蒙托邦的日记里记录了日本人提出的原因：

“首先，出口大量马匹损害日本的农业和商业利益；其次，日本国内的运输会受到损害；最后，中国和日本是友好邻邦，怎么能向外国人提供马匹去攻打自己的朋友呢？”（蒙托邦：《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P58-59），可见日本人在此时或许还将自己置身于天朝的世界体系中，尽管后来英法联军的胜利改变了这一点。法国人只好以武力相威胁，法国驻东京的领事出面协调并且派军舰岛金泽水域巡航才打消了日本人的犹豫，法国人最终以210法郎每匹的价格买下了1100匹战马。（布隆戴尔：《1860年征战中国记》P29），日本的战马获得了法军士兵的好评，也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于是

“法国代办购买马匹之后回来经过因租借，结果每次都有人拦截并强行把马买下来。我们的人告知这是为法国利民洋行买的马，但是毫无作用。于是我们找英国领事做主，但是结果出人意料，不仅所有的马匹都被判给了英国人，而且我们为了这不到半小时的审判花费了44.5皮阿斯特（244.7法郎）。然后蒙托邦说：我本以为英国领事威妥玛先生会凭良心断案，没想到他也是对法国满怀敌意的人。直到格兰特将军到上海说马匹足够了之后才没有英国人和我们抢马。”（蒙托邦：《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P72）

顺带一提的是，由于额尔金和蒙托邦在北京战役之后都前往日本进行访问，有些记录中提到了中日之间的比较，例如额尔金就盛赞日本的环境优美，而法国人则断言：

“事实上尽管民俗风情和欧洲相去甚远，但这个国家很快就会赶上欧洲。至少他们远远超过土耳其或希腊。政治上再有所作为，日本就将屹立于发达国家之列。”（阿尔芒·吕西：《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P120）。在1860年能做出这样的预测，可以说是很有洞察力了。当然对于日本也有批判，

“赞美日本的积极进取，贬低中国的因循守旧，这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日本的与时俱进或许值得我们称赞，不过这也是相当不公平的。我们必须记住，日本并没有什么真正原创性的东西。在40年前，也就是和外国人第一次真正交往之前，日本的一切都源自中国……日本一开始就是拿来主义者，所以多拿一次少拿一次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后来他们意识到，要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吸收西方文明并消除中国古老文明的影响，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来了一次大跃进，直接从13世纪奔向19世纪。听一些狂热分子的高谈阔论，你会以为你19世纪是日本发明的，他们将现成的拿来就用，不可能再今日中间那几个世纪。他们要跨越，迫不及待地跨越，其转型的过程快如闪电，不过这并没有让日本失去民族自豪感，因为他们所抛弃的一切也并非自己的原创。”（密福特：《使馆官员在北京——书信集》）。

回到主线，英法之间的另一个较大的冲突就是到底应该毁灭圆明园还是紫禁城，额尔金和英国人主张毁灭圆明园，他给出了如下的理由，

“首先，不能指望清廷会给出足够的报复性赔款，英国人也不希望因此延长赔款的期限；其次，如果要求交出相关的犯人（指囚禁巴夏礼一事），只能让一些人成为皇帝本人的替罪羊，我们不应该把政府的行为推到极个别人身上；再次，因为安定门已经被交出，如果我们摧毁北京的其它地方，则面临这道德风险，而且如果这引发了京城官员的逃亡风潮，将会使在望的条约签订泡汤；最后摧毁圆明园是刺痛皇帝的个人情感和威严。”（亨利·柯迪亚：《1860年对华战争纪要：外交史、照会及公文》P324）

格兰特也表示烧毁圆明园虽然是“不文明的，但是有必要，为了警告中国人不再杀害欧洲和平的使臣，不再违背国际法。”（格兰特，诺利斯：《格兰特私人日记选》P86）

但是法国人主张摧毁紫禁城，蒙托邦建议

“取走紫禁城中所有的档案，彻底摧毁这座位于首都的代表无上权力的地方，远比燃起圆明园的大火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给格兰特的回信中说焚烧圆明园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复仇，和我们的原意背道而驰，而且浪费时间……对于一个文明的国度而言，这样的复仇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摧毁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为之惊叹的事物。”（蒙托邦：《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P343）

葛罗男爵也认为“焚烧圆明园毫无意义且十分危险，建议摧毁紫禁城”（葛罗：《黄皮书日记》）

然而这些分歧并未真正导致侵略合作的破裂，毕竟，天津条约在北京被换约而北京条约被签订，而这，完全是两国武力胁迫的结果。

这套书另一个有趣之处就在于书中所叙外国人对中国种种见闻的观感，其中不乏十分有趣的记叙。譬如洋泾浜英语，阿尔芒·吕西就在与裁缝对话时记录下了一段完整的洋泾浜英语：

“Me no can. Me too muchy piggin(business). You look see other tailor.He maky chopchop(quickly) one piecy, two piecy coat. Me maky piggin forfa-lan-ce(French) tee-lee(three) bamboo(masts)”，这段话的解释是：“我做不了，我生意忙，你去看看其它裁缝吧，他会很快做好一两件衣服，我给法国人做生意。”（阿尔芒·吕西：《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P11）

当然也有关于中文的，在这方面同样是法国人记叙，其观点却截然相反。埃里松认为：

“中文需要花很多力气反复记忆，需要靠思考来填补语言空隙，正是在学习这种语言过程中的持续的压力，让中国人养成了敏锐这种特点和几乎是先知先觉的这种习惯，这两者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精明的外交家……因为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规则（指中文没有严格的语法），那么就应该理性思考每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地方没有种属，那么就应该了解每一个个体。”（埃利松：《翻译官手记》P77）

而阿尔芒·吕西就完全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我发现，中国人相对低劣的真实原因在于中国的语言中不包含R这个小舌擦音。证据：一个征服者，在弱肉强食法则下，令一个中国人驮着山一样庞大沉重的战利品，如果是我们当中的而一位，会怎么做？我们知道什么是电闪雷鸣，如同管风琴的铜管发出轰鸣。中国人，他则恪守温和宽厚之道，屈从忍让，这就是症结所在。R是语言的灵魂，是活力和热情。一个没有R 的民族，一个缺乏富有磁力的小舌擦音民族无力摘取任何奇珍异果！他们的血管中没有蓝色的血液，这是一个幼稚的民族，或者是一个重新回到幼年的民族！如果这些可爱的中国人明白这一点，明天他们或许就会用两个RR来发上校这个词，而我们这一小撮人，也将永远消失在这4亿头驴的帝国！”（阿尔芒·吕西：《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P124）

当然有关这种误解在这套书中比比皆是，例如中国人不怕疼的迷思：

“清兵经过斯巴达式的训练好像对痛苦已麻木不仁。医生从容不迫地对这些人肉机器开刀，我在一旁看了足足有二十分钟，我敢肯定，在此期间无一清军伤兵喊疼。不过说实话，也无一名清军士兵向医生道谢。”（皮埃尔·马蒂埃：《从巴黎到八里桥》P35）这个“中国人不怕疼”的传说似乎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就广为西方人所知，甚至韩瑞的一本专著，《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就在讨论这个话题，尽管并不是非常相关。

英法联军接触最多的中国人无疑就是从广东雇佣的随军苦力。虽然在英国人眼中这些苦力都是“社会渣滓”但是这些苦力却在战争中因为“英勇无畏的表现却博得大家的称赞，他们似乎很享受战争带来的乐趣，只要炮火击中目标，无论是敌人遭到致命的打击还是我军不幸的士兵被击倒，他们都会呼喝彩。” （斯温霍：《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P2，P81）这些来自南方的苦力声称他们“憎恨北方人，尤其憎恨满族官员，所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效力于侵犯他们祖国的外国人”，于是作者感叹“我们这些外国人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轻而易举地征服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缺乏民族凝聚力”。（乔治·德·克鲁勒：《进军北京》P9）这些苦力在作战中甚至比英法联军的成员更为勇敢，但是也劫掠成性。所以一旦落单的苦力被北方人抓住，自然免不了遭受私刑。

同样和外国人合作的还有中国商人，“上海和宁波的中国商人，在联军居住期间，赚个盆满钵满。冲突开始以来，上海和中国人在积极援助矛头直指本国政府的备战工作。他们迫不及待地赶到领事馆和公署参加供应物质和运输的投标。他们全心全意地为英法征战提供服务，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在当地官员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官员们不加干涉也许是要在这些利润客观的投机中也分一杯羹。”（夏尔·于贝尔·拉佛莱：《1860年中国战事》P18-19）北方的商人也是如此，圆明园遭抢后大量的文物流落民间，“一开始的时候，很多店主还害怕当局有关拍卖皇室藏品将判处死刑的命令，遇到带着宫廷丝绸的锡克兵进店都会跪下磕头，急急忙忙地将其推出去。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习以为常了，很高兴的接手这些东西然后以高价脱手。”（麦吉：《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P221）

这些中国人的麻木不仁甚至勾起了法国人对自己历史的痛苦回忆：“我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然而欣喜之余，看到天朝百姓对政府的软弱无能无动于衷，不禁勾起我们沉痛的回忆，就在45年前，打败拿破仑的反法同盟趾高气扬地开进我们的祖国，当时我们的父辈的表现同中国的百姓一样漠然。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吃有喝有热闹看就行了，其余的他们盖不关心，哪怕这一切是以牺牲同胞的生命和丧失民族尊严为代价。不仅中国百姓如此，其它任何民族也无一例外。”（乔治·德·克鲁勒：《进军北京》P117）

有叛徒就有勇敢者，英法的军人在看到勇敢的中国军人时也不会吝惜称赞的笔墨，比如在八里桥战役中有这样以为清军士兵，

“八里桥的入口，站着一名身材魁梧的清兵，似乎是清军统帅的传令官。此人手中挥动着一面黄色旌旗，旗上有黑色字符，应该是僧格林沁的令旗，清军将领一切行动都听从僧格林沁令旗指挥。此时清军正大举撤退，石桥上已是尸横遍地，手挥令旗的清兵却只身屹立桥头，想必是在传达僧格林沁的最后一道命令。子弹、炮弹从其身旁呼啸而过，而他岿然不动。其勇猛坚毅着实令人钦佩。见此情景，蒙托帮将军不禁脱口而出：‘啊呀！真是个勇敢的家伙！应该留他一命。颗这家伙怎么不逃跑呢？快，抓活的’。几名士兵围了过去。然而，一直手下留情的炮弹却在此时击中了桥头的传令兵，或许是天意如此，他只留给我们一个英勇的背影。传令兵被炮弹击中时，大令旗也被炸飞，旗杆上挂着传令兵的一条胳膊。——这可怜的家伙被炮弹炸的粉身碎骨了。”（皮埃尔·马蒂埃：《从巴黎到八里桥》P62）

着实令人唏嘘！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是狗肉，许多爱狗人士认为进步的西方从未有吃狗肉的传统，不少西方人也如此自诩，不过，英国人记录了这样的见闻：

“经常能够看见一群法国士兵在要塞那边的烂泥里去追捕狗，无论这些可怜的动物逃到哪里都难逃厄运。有一次，一个法国士兵拖着一条死狗走在村子里，有人问他要干什么。他答到：‘当然是煮着吃啦’！‘什么，你们吃狗肉？’问话者非常惊讶。‘我想应该是的’法国士兵反驳道，‘我倒希望天天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呢！’一个法国人居然能坐在他的狗汤或者猫汤面前郑重其事的热情呼喊‘皇帝万岁’，仿佛他们的皇帝是这顿美餐的佐料一般”。（斯温霍：《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P46）法国人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当初在北塘的头几天里，我们杀了几条流浪狗，煮着吃了。或许是从那时起，这些恶狗便一直跟着我们伺机报仇”（乔治·德·克鲁勒：《进军北京》P107）。当然法国人也不忘在这样的事情上揶揄英国人，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

“说有个英国人饥肠辘辘的等待中式晚宴。佣人端上一道肉菜，烤制精良，肉上淋着美味的酱汁。英国人以为是羊后腿肉，虽然心存疑问，但是语言不通，也不便直问。晚宴安静的进行，英国人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大，他越是努力回忆英国绵羊的味道，就越觉得刚才那块肉不是绵羊后腿。于是他采用最原始的方法，指着剩下的那块肉，发出咩咩的叫声。中国官员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张嘴叫了三声汪汪汪。于是英国人展现出他特有的冷静，恭敬的吃掉了这块肉，并向主人表明，自己的味觉器官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口味前都能屈能伸”。（F·卡斯塔诺：《中国之行》P56）。

这场战役也终于让北京向外国人敞开了大门，在欧洲人眼中，北京无疑是最具有神秘感的城市之一。但他们终于到达北京城下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我们终于与北京面对面了！眼前的幢幢房屋，座座建筑，堵堵城墙，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尽头的山脚下。这就是北京，眼前这座恢弘的城市的城墙背后隐藏着三个城区以及一座宫殿。在欧洲人的语言中，这神秘的城市就是不可能和不可知的代名词！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了这座城市，就像当年我们的祖先眺望维也纳，柏林和莫斯科一样！我们的自豪感和满足感油然而生。”（乔治·德·克鲁勒：《进军北京》P61）不过多数人真正进入北京后，无疑只感受到了幻灭。晚清时代的北京早已失于修缮而显得破败不堪，更糟糕的是中国北方的恶劣气候让这座想象中的皇城更添荒凉之感。

在联军离开时，不少人也表达了对战争性质的反思。中国的历史教材在描述这次战役中自然是怀着对帝国主义切齿咬牙的痛恨，把它当做是民族的巨大灾难和悲剧来写。但是对于英国人而言，这次远征北京却并非一场引起高度重视的行动，英国人的态度是复杂的，

“在与中国的所有敌对行为中，我们必须仔细考虑清政府的利益，甚至要比他们自己还要考虑的细致。如果从商业利益上讲，我们多多少少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利益将取决于是否能够保护清政府，以及它是否能保护在华的英国企业……对于英国人来说，商业利益是第一位的，其重要性远远超过过去受到的伤害或是维护国家荣誉……在英国国内，民众也不太支持发动这次战争，每个人都急切地希望战争尽快结束，士兵尽快回国……关于英军在世界各地取得胜利的报道太多，人们也习以为常了。”（加内特·沃尔斯利：《1860年对华战争纪实》P44）

当然也有为荣誉而战的声音，

“所有理解亚洲人性格的人都知道，目前我们的忍耐只会被他们看做胆怯。我相信这种说法还算是温和的。实际上，中国人傲慢地拒绝道歉。只有在大军压境的威胁之下，他们才会接受现实。这就是亚洲人的性格，全亚洲都一样。如果我们想在中国和日本获得和平，我们就得挺进北京，只有当敌人完全臣服的时候，我们才可显得慷慨大度。但除非北京的清廷完全臣服，否则我们将会在中国的战争中耗资巨大。当他们看到我们确实有力量攻开京师城门时，他们就不敢再肆无忌惮地激怒我们。如果我们不速战速决，这场战争将代价惊人。倘若额尔金勋爵为了取悦英国内阁而向中国叩头的话，我们就连在香港的地位都会受到挑战。据我所知，这就是熟知中国人的中国通们的普遍看法。”（乔治·奥尔古德：《1860年的中国战争：信札与日记》P26）。然而这却并非主流。

至少在19世纪60年代如日中天的英国帝国主义者看来，北京战役的重要性甚至不如刚刚被扑灭的印度起义。而且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设立的机制也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否则就不会有阿礼国修订新约和烟台条约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如果从更高的视角来观察，从1840年代到1860年代，这20年正是中西方关系剧烈变动的20年，双方在战争中终于对彼此有了真正的认识，而这其中，必然夹杂着无数的误解、轶事和令人感慨的人与事，这也是这20年的历史最吸引人之处。这套书正是为这段极其生动有趣的历史，提供了最鲜活的注脚。

附录：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书目

1额尔金，沃尔龙德：《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

2密福特：《使馆官员在北京——书信集》

3埃斯凯拉克·若图尔：《中国和中国人》

4 F·卡斯塔诺：《中国之行》

5阿尔芒·吕西：《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

6贝齐亚：《中国之役：1859-1861》

7皮埃尔·马蒂埃：《从巴黎到八里桥》

8夏尔·于贝尔·拉佛莱：《1860年中国战事》

9约翰·H 唐恩：《从加尔各答到北京：一名军官写于两地的日记》

10瓦兰·保罗：《远征中国》

11L.F. 朱以亚：《中国战争纪行》

12布隆戴尔：《1860年征战中国记》

13麦吉：《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

14帕吕：《远征中国纪行》

15乔治·德·克鲁勒：《进军北京》

16斯温霍：《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

17埃利松：《翻译官手记》

18葛罗：《黄皮书日记》

19亨利·柯迪亚：《1860年对华战争纪要：外交史、照会及公文》

20加内特·沃尔斯利：《1860年对华战争纪实》

21蒙托邦：《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

22阿道尔夫·阿尔芒：《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

23查理·德·穆特雷西：《远征中国日记（上卷）》

24查理·德·穆特雷西：《远征中国日记（下卷）》

25格兰特，诺利斯：《格兰特私人日记选》

26乔治·奥尔古德：《1860年的中国战争：信札与日记》

27斯坦利·莱恩-普尔，弗里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巴夏礼在中国》

28萨菲佑：《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