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共和国空前的困难，这位元勋作出了这样的选择_风闻

这是一张从合影中“抠”出来的“证件照”，照片上的人穿着很普通的中山装，头发已经花白，眼角的皱纹也十分明显。他对着镜头努力做出了一个微笑的表情，可能因为很少面对镜头，他的笑略微透出一种既温柔又羞涩的感觉。

如果仔细观察，他的嘴角处有一小块红色的痕迹，脸色也苍白得有些不正常。实际上，这是一位晚期直肠癌症病人，嘴角那一抹红色，是刚刚从他嘴里流出的血迹。

此时，他的生命之钟已经倒计时，身体极度虚弱。但他依然平静如常，接受化疗的空隙，他还牵挂着他的事业。

他叫邓稼先，他所奉献的是中国核工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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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已经安享太平生活的人们，也许很难体会到他当年所选择那项事业的意义。

他学成回到中国的年代，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疯狂至极的年代。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两个冷战的主要国家爆炸了近千个核装置，将世界悬于达摩克利斯之剑下。

他的祖国无疑是那把利剑下最受威胁的土地之一。由于没有屈从于任何一极，这个人口第一、版图第三、决心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一度饱受两极势力的核讹诈之痛。

那个年代，连小学生也要反反复复接受核武器的应对训练，大大小小城市布满了防空洞，大量企业向西部山区山洞转移搬迁，电影放映之前的科教片里都会反复宣传防原子弹的知识……没人知道哪天蘑菇云会在自己头上炸开，也许明天就是末日。

唯有铸就自己的核盾牌，才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安全感——这便是选择的意义。

那一年，他告别了妻子。临别时他对她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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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穷，也要有一条打狗棒”。这是他和他的同事们经常念叨的一句话——这句话是用来勉励自己坚持这项事业的。

不过勉励归勉励，穷，确是真实存在的。那项事业开始时正值新中国经济上最困难的几年，不但连基本的仪器设备都配不齐，甚至连食宿条件也极为艰苦。

而且还不仅仅只有穷。他奔赴茫茫戈壁的那一年，一个名叫“巴黎统筹委员会”中的“中国委员会”已经挂牌成立了9年，这个机构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封锁所有中国能接触到的西方高科技渠道，他们曾号称：“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那一年，也是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一年，堵上了中国科技交流的另外一条路径，他们也曾断言：“离开了苏联的帮助，中国不可能造出原子弹。”

此外，还缺人才、缺时间、缺支持……今天我们所能想象到感受到的任何困难，都无法与当年他们曾面临的相提并论。

但他和他的同事们唯不缺一样东西——志气。

他们的事业代号为“596”工程。之所以起“596”这个名字，就有要铭记1959年6月，苏联撤走支持后那种“卡脖子”的屈辱，立志要争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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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光靠“喊口号”“打鸡血”是造不出原子弹的。

在整个工程最困难最看不到希望的那年，他参与周密调研论证之后，给国家报告：

关键不在于投入，而在于组织协同；不在于投入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各部门的潜力；不在于争论上马下马的利弊，而在于如何行动……如统一协调各方力量，进行全国性的大合作，那么在3年内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结论，如同透过阴霾的一道希望之光，使大多数人重拾了信心。

苏联专家撤走时，曾留下一个高机密参数的数值，据说只要算出的数值和这个数值接近吻合，就是迈向成功的一大步。他先后进行9次艰苦的计算后得出结论：所谓高机密参数的数值是错的，我们计算的结果才是对的！从此，这一工程不再迷信任何权威，只对科学的结论和严谨细致的过程负责。

在一次实验失败后，几个单位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枚装置摔碎的地方去。他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那块散发着射线的东西，用手捧着，走了出来。自此，担当二字铭刻更加进了所有人的血脉里。

……

奇迹从不会从天而降的，唯有有人不计一切回报的隐忍、努力和牺牲，一项伟大事业才有成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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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一颗巨大的蘑菇云在东方的戈壁滩上升起，为这个曾经饱受侵略的国家铸起了盾牌。2年零8个月后，另一颗更为巨大的蘑菇云也在这片戈壁上升起。

至此，世界核实力的平衡起了微妙但重要的变化。三年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986年7月29日，由于承受了太多的核辐射伤害，他与世长辞，年仅62岁。

在他临终前，留下了两句话，一句是：

“一定要大力发展科技，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另一句是：

“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