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孩儿”的诞生 | 明治维新150周年_风闻

本文转自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

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五政复古”诏书，标志日本开启近代化政治改革。与此同时，“洋务运动”正在中国推进，当朝政府希冀通过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维护统治。

16年后，中日在黄海大东沟发生海战，次年中国全面战败，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77年后，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直到今天，我们仍在追索这100年间日本何以成为今天的日本，而这段历史对我们又有哪些启发和警示。

正如许知远在导读中写的那样：“倘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追求富强之道的同时，也能意识到日本模式所蕴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国之路或许会变得不同。”

伊恩·布鲁玛的《创造日本：1853-1964》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绝佳选择。这本书囊括了一百年间发生的所有关键历史转折点：从倒幕运动到东京审判，从明治维新到东京奥运。

本篇微信节选的是其中的第二章《文明开化》，讲述了从明治天皇颁布新宪法到天皇驾崩时日本社会经历的复杂变换。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之时到2018年，150年的历史仍如镜面一般映照着当今时代的变迁。伊恩·布鲁玛延续了《零年》的写作风格，将历史变成长短镜头交错的纪录片，每一个细节都意味深长。

2020年，东京这座城市即将迎来第二次奥运会，成为亚洲唯一一个举办至少两次奥运会的国家。今晚重读日本，看看明治时期它在“既想迈向现代，又不愿冷落传统”的困境中，走向了何方？

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到东京。来源:“Le Monde Illustre”, February 20, 1869.

文明开化

文 | 伊恩·布鲁玛

摘自译丛024《创造日本》第二章

1.

第一部宪法

据传，2月11日是日本神话里首位天皇建立皇权的日子，日本特意选在1889年的这一天纪念其“名正言顺”地跻身强国之林。一个焕然一新、与封建时代彻底决裂的日本将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部宪法，落实“文明开化”这一明治时期的主要口号。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口号，略晚些流传开来，这个口号便是“富国强兵”。不过这还是后话。说到天皇，他像神赐礼物一样将宪法施予臣民。围绕这一重大事件而举行的仪式隆重而盛大，十分符合明治日本那种奇特的文化矛盾心理。

一大早，明治天皇（外国人多以其名“睦仁”称呼）便穿上古制朝服，遁入东京皇宫的神社内室中，向列祖列宗禀告了新宪法的事。他解释道，这份文件符合“文明进步”的精神，旋即话锋一转，劝诸位先皇不要担心，说新宪法定会维系皇权的世代传承。还不光是维系，明治维新——抑或是明治维新的政治宣传——的意义就在于，它“复辟”了远古形态的日本皇权。

明治天皇署名

来源：「御署名原本・明治二十二年・憲法二月十一日・大日本帝国憲法」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0029699）

**继1868年政府许诺出台宪法以来，日本人总算有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十年来，举国上下的人都对新宪法的性质和可能的内容议论纷纷。民权和自然权利活动家发表倡议，撰写草案。同坂本龙马一样，植木枝盛也是来自土佐的原藩士，他写了一首歌，鼓吹主权在民，其中几句歌词激情澎湃：

让我们为宪法而奋斗！

为尽早实现民选议会而奋斗！

前进！前进！吾国的人民，

让我们推动自由和民权！

然而，实际颁布的宪法却言辞模糊，且完全将国家主权置于天皇手中。恰如日本名仕穿戴的礼服和高帽，以及东京市中心建起的某些现代红砖楼，宪法披着光鲜亮丽的西式外衣。立宪者借鉴了普鲁士宪法，为的就是让西方世界刮目相看：瞧瞧，日本如今也是现代化民族国家，那些赋予美国人和欧洲人在日特权——譬如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总算可以寿终正寝了。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向某个外国京畿看齐，这一旧戏码如今再度上演，只是情况有变：巴黎、伦敦、柏林和华盛顿取代了中华帝国历朝古都的地位。

伊藤等寡头大多出身萨摩和长州两藩，1868 年维新之后，他们花了不少时间周游列国，为日本挑选合适的政治思想。

一行人前往欧洲和美国，研究英美模式，并满怀感情地造访了荷兰这个日本“最久远的朋友”。尽管对美利坚的国力赞叹不已，

也感念于美方给予的礼遇，但美式民主令他们惶恐不安：看着实在是太混乱了。因此，在听到旅德日本侨民说还有区别于英美、更适合日本国情的政治模式时，伊藤等人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并非人人都倾向于师从德国。明治维新著名先驱之一大隈重信就更推崇英国式的宪政思想，但这条路很快就被同僚堵死了。大隈本人也险些死于暗杀，刺客和杀害森有礼的凶手是一路人，都是那种一片“赤胆忠心”的狂徒。

由此说来，以明治宪法的定义来看，日本民主从一开始便如“病孩儿”。德国和古代日本的专制思想构成了新宪法的灵魂。但从长远看来，最大的隐患还是来自法条的模糊性。天皇虽被赋予绝对统治权，但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大统领，也不是类似欧洲君主那种独裁者。按理说，天皇不应直接参政；他的理想角色是凌驾于世事之外，委托一群官僚精英以其名义制定决策。与此同时，日本武装力量效忠的却是天皇，而非文官政府。这就造成了一种垂帘听政的政治生态，躲在幕后的人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大权，个体无需为其行为承担最终责任。

浮世绘: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行

（Illustration of the Ceremony Promulgating the Constitution） artist unknown 1890

2.

武士之灵与现代化

从某种角度来看，明治初期日本的政治改革并未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不仅如此，伊藤博文等人相信，政治改革力度过大的话，会颠覆渐进式的经济政策。

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已经踏上通往现代市场经济的道路：法律废除了阶层等级之分，农民能够拥有土地，财产可自由买卖，一些垄断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企业制度。虽说是自由企业，实则从未脱离国家干预。正如明治口号所言，维新的目的不仅要“富国”，还要“强兵”，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扶持增强军力所需的战略行业。

早在幕府将军统治末期，日本人在欧洲专家的帮助下，就已着手建造蒸汽轮和加农炮。日本首座铸铁厂诞生于1857年，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将官营纺织厂、铁路、水泥厂等产业变卖给私营企业主后，日本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波工业繁荣。也就是说，日本的工业革命要晚于英国，但也只比德国略落后几年。

由于起初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胆量涉足现代企业，日本工业财富的半壁江山便集中在几家公司手里，它们很快成长为巨大的工业联合体，亦称“财阀”。举例而言，三井在江户时期还只是一家织品店，后来发展壮大为集银行、贸易公司、煤矿、化工厂等诸多产业于一体的巨型康采恩。另一家知名财阀三菱刚开始只是一家规模很小的轮船公司，到了20世纪30年代，却已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业“巨无霸”之一。

它们的发展模式如今在日本已耳熟能详。官僚、政客和商界领袖编织起一张绵密的关系网，他们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是靠鼓励大企业放开手脚在市场上竞争，而是通过制定战略方针，提供政府补助，以及签订互惠互利的密室交易。

明治日本有的是小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人物。乡下小子背井离乡、在大城市出人头地是明治时期小说家最青睐的主题。

不同于美国的是，个人财富在日本得为国家需要让路。正如俾斯麦治下的德国，经济同政治一样，都是民族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经济上，明治日本已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但政府依然只是一小撮来自西南的昔日武士的专属领地，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人因此得名“寡头”。他们精明强干、精力充沛，某些方面聪慧过人，但死死守住权力不容他人染指的做法也确保了民主自诞生之初便会遭到扼杀。

岩崎弥太郎（ いわさき やたろう）日本“第一财阀”三菱集团创始人

3.

维新之怪现象

“文明开化”这句口号向来是文化意味重于政治意味，强调的是气度和外在。然而在日本，外在偏偏又举足轻重。

明治时期流传过这样一句嘲讽式民谚：“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响起来。”似乎某人梳着欧式发型便是其出身显贵的象征。部分明治领导人发自内心地认为，要是打扮成欧洲人的模样，就能说服西方列强放弃不平等条约。

明治时期的启蒙开化运动，既有几分装腔作势，又让人肃然起敬，同时也不乏荒诞色彩。即便是出于为现代化过程披上一层本土论外衣的考虑而去创造、复苏一些远古或近古风俗，人们也在有意识地排斥和湮灭不久前的一段历史。

倘若这段历史在西方人眼里显得轻浮佻薄、下里巴人的话，这种意识便分外强烈。举例而言，歌舞伎曾是低俗淫乐区里一道鲜活的风景线，经过改造后，已无伤风化，成了一门越来越死气沉沉的经典传统。1872年，歌舞伎大家九代目市川团十郎在东京为新剧院揭牌时，没有像过去那样身着华丽和服，而是一套燕尾服，配以白领结。他在演讲中指出：“近年来戏剧作品污秽不堪，散发着粗鄙和下作的气息……对此我深感悲哀，在和同事商量过后，我决心清腐去朽。”

歌舞伎原本沾上了江户末年烟柳巷的臭气，就在为其“除臭”的同时，西方戏剧被引入日本，以达到熏陶城市精英的目的。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之一是川上音二郎，他做过警察，为人激进。1901年，川上带着妻子贞奴在欧美巡回演出。贞奴本是艺伎，据传做过伊藤博文的小老婆。夫妇俩向如痴如醉的西方观众呈现了并不原汁原味的歌舞伎，回头又向如痴如醉的日本观众呈现了同样不正宗的西方戏剧。有一幕令人记忆犹新：东京的剧院里，饰演哈姆雷特的川上把自行车骑上了舞台。在观众眼中，哈姆雷特和自行车一样，都是新奇、现代的洋玩意儿，因此川上此举并无任何不妥。

明治时期的另一大怪现象是民间饕餮食肉之风渐盛，这一举打破了佛教食斋的戒律。彼时的佛教正处于低谷，维新后的最初几年里，神道教狂热教徒四处打砸佛教庙宇，意图涤清日本残存的传统中国文化势力。追本溯源，吃肉的风尚始于福泽谕吉这位明治时期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曾宣称肉食可以强壮日本人的体魄。很快，吃肉就因为其“开民智”的功效而大行其道。

一个世纪之后，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在谈到明治时期的那股假正经之风时，依旧是气不打一处来。针对在公共场合裸体和男女混浴等“粗鄙下作”、叫人难堪的行为制定禁令，背后动机主要是生怕外国人的责难，倒不是国人自己变含蓄了。三岛将明治日本比作“就像因准备接待客人而焦虑的家庭主妇，将普通日用品藏入柜中，脱下平素穿的便装，希望整洁无瑕、一尘不染的理想化家庭生活能让客人开开眼界”。

《梅园唱歌图》（Illustration of Singing by the Plum Garden）Toyohara Chikanobu 1887  

​4.

走向德国道路

国家统一、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达尔文式抗争、种族活力，这些均是19世纪的主旋律。

寰宇之内，新国家相继成立，全新的国族认同应运而生。围绕这些话题，各国内部爆发了激烈且具有鲜明国别性的辩论。法国反动势力依旧渴望复辟旧制度（ancienrégime），但是共和制的“国族观”已经在法兰西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决定公民身份的是政治权利，而非族群或信仰。

英国公民身份之获得也如出一辙，只不过有别于前者，女王陛下的臣民效忠的是一个捍卫共同信仰的王权。直到1871年—也就是明治维新过去仅仅三年后——才实现统一的德国在定义“国族观”时却碰到了难题。许多日耳曼人生活在国境线之外，而国境线以内的德意志邦国还希望保留各自的身份认同。同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样，德皇威廉治下的德国必须打破采邑割据的封建旧体制，形成中央集权国家。一个德国人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德国人，靠的是文化和族群凝聚力，而非政治因素；毋宁说，靠的是德国文化（Kultur）、音乐、诗歌和种族，而非公民身份。

只要你讲德语，有德国血统，那么你就是德国人。由于德国的政治体制脆弱不堪，且1848年那场革命仍历历在目，俾斯麦和普鲁士王公贵戚对党派政治戒心甚重。在他们看来，党派政治家都是“自私鬼”，而自由派则是潜在的卖国贼。在普鲁士皇帝的统治下，国家统一有赖于军事纪律，有赖于鼓吹民族精髓和德意志精神的文化宣传。强大的国力，一靠钢铁铸就，二靠鲜血浇灌。

尽管内部存在异议，明治寡头还是选择走德国道路。

这部分是缘于寡头的武士出身。对这些藩阀而言，政治自由主义或共和思想都是异端。他们清楚一部宪法和表面上的政治代议制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门面”，但也力图解决一个如今依旧困扰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难题：既想迈向现代，又不愿冷落传统。

安东·冯·维尔纳，《德意志帝国的成立》 1885年，弗里德里希斯鲁俾斯麦纪念馆藏

5.

夏目漱石的警告

夏目漱石是他那个年代最出色的小说家，他曾沉重地警告称，日本尝试消化西方文明的速度过快，将面临一场集体精神崩溃。夏目漱石和福泽谕吉均代表明治时代最可爱的一面。他是一个真正实现了“文明开化”的人，不仅通晓中日双语，还深谙欧洲文学文化，这番修为不仅在当时少有，就是放到现在也是实属罕见。夏目是个富有人文精神、具有独立思想，但内心又十分矛盾的作家。

《我是猫》这部或许称得上是他代表作的小说就反映了上述所有特点。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一名学生和老学究之间的故事。学生管老师叫“sensei”，也就是日语里的老师之意。师徒属于不同的两代人，各自的成长环境和年代在他们中间划下了一道鸿沟。老师因为对挚友年轻时自杀一事有负罪感，内心一直备受煎熬。同时他还要忍受一种疏离感，因为自己是时代的落伍者。

1912年夏，明治天皇驾崩后，夏目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也随之远去了。他在报上读到日俄战争的英雄乃木希典大将在天皇去世当天自杀。这种追随主公而去的做法，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显过时。故事里的老师也决定自杀。

撇开切腹自杀这一老掉牙的形式，乃木希典大将其实同福泽谕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夏目漱石一样具有鲜明的明治时代风范。

每张一万日元纸币上都印有福泽谕吉的头像，一千元面值的则是夏目漱石。要是把乃木将军的肖像也印在钞票上，让他知道了怕是会惶恐不已。但是他并没有被人遗忘，时至今日，仍有人铭记缅怀他。乃木家的老宅依然矗立在东京，一旁是供奉这位将军灵位的神龛。纪念乃木的公祭每年举行两次，分别是他忌日前夕和当天。公众受邀沿着一条小径盘旋而上，参观乃木家的旧宅，要是观者留心某扇窗户背后的话，还能辨认出一件血迹斑斑的内衣，它的主人被唤作“最后的武士”。

1984版的1000日元纸币，上面印有夏目漱石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