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的班农(之七)_风闻
昆冈青峰-2018-10-14 17:09
班农的孤愤是一种精神现象。
孤愤是人在孤独状态下难以宣泄的愤怒心态。
中国人对此现象并不陌生。因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这样的人物产生,而且都是正面人物;如圣贤,明君,忠臣,义士,节妇,孝子,等等。他们或于历史重要关头起到影响社会的作用,或在人生重要关头起到影响自身以及他人的作用,其行为思想著述皆传于后世。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所言诸等人物,他们在人生某个特点时期处于孤愤状态。司马迁写《报任少卿书》时也处在孤愤状态,因此他将诸贤者的孤愤之态描摹得如此传神,回肠荡气。韩非的《孤愤》更是天然自成,后世司马迁,李白,杜甫,文天祥,于谦,龚自珍等众孤愤格调皆未超出韩非子,因伤心之极未如韩非子惨烈。
西方人也熟知孤愤滋味。古希腊三贤都有过孤愤状态,罗马共和时奥勒留之辈有过孤愤,因为正确政治纲领难以实施,而腐败之风盛行,德行者成孤家寡人。中世纪后期那些意图突破宗教黑幕的思想家艺术家他们都是孤愤的,但丁孤愤,薄伽丘孤愤,乔叟孤愤,拉伯雷孤愤。文艺复兴及其后的诸位巨匠,他们所谓的杰作皆出自于孤愤时的发愤之作。即使被称为温和作家,如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人,他们最优秀的作品也几乎都是在孤愤状态下产生的。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就是在孤愤中谱就的。有人讲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是献给拿破仑的,其实这是误读。如果《英雄交响曲》是献给拿破仑的,贝多芬就不会有孤愤之情,而应该充满推崇激荡之情。也有分析认为,贝多芬在对拿破仑的希望破灭之后,才写出了《英雄交响曲》,因此,英雄不是一个人。这比较接近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了。《英雄交响曲》是贝多芬献给那个时代的,献给开拓非洲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法国及那个使法国登上世界霸主地位的时代。交响曲开头那隆隆的鼓声,不是精神之手在扣命运大门,而是法国大炮在轰击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坚固城墙以及开罗郊外的埃及军队。贝多芬歌颂的是法国殖民主义时代的英雄精神,这对被殖民国家来说,却是最痛苦的时代。
因此,孤愤也有德性与非德性之分。
班农的孤愤为德性耶非德性耶?
有人将班农思想一概称为符合美国利益,也有人将班农思想一概称为违背美国利益,其实这都不全面。班农的思想有符合美国利益的部分,也有违背美国利益部分。班农对特朗普有如此深刻影响,中国就不得不对其思想做深入分析研究,找到其利弊得失之处,应对美国对中国的各种干扰破坏,以使中国在中美博弈中处于主导地位,并获取最大战略利益。
班农留给特朗普的政治战略遗产是“让美国重新伟大”,“美国利益优先”。而实现策略则是关税,汇率,资本,货币,市场,辅以强大军事的共同作用,让恣肆横行在世界各地的超级资本回流,重建完整的商品生产体系,让美国恢复成七十年前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一个全新的工业化信息化国家。这样的国家战略目标符合美国利益,无可非议,每个国家都有让自己伟大的权利,成为一个强盛国家。但这样的论述仍显空洞,如何成为伟大国家,以及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这才是问题实质所在。
美国如何重新成为伟大国家呢?具体方法很多,如贸易,金融等,包括军事;但有个指导思想,那就是“美国利益优先”。如何理解“美国利益优先”?按照班农或特朗普的说法,“美国利益优先”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美国利益始终高于其他国家利益,优先于其他国家利益。换个说法,那就是美国利益是第一位的,其他国家利益等而次之。这其实是美国企图继续维持世界霸权利益的另类说法,仍是美国霸权主义实质。应该讲美国的战略目标与指导思想违背了世界发展潮流,既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也不符合美国长久利益。至于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以现在的世界局势来看,恐成黄粱一梦。
班农的“美国重新伟大”以及“美国利益优先”看似维护了美国利益,实则损害美国利益,并且可能造成美国崩溃。班农思想离德性远矣。班农以美国天主教道德精神传承者自居,若其为道德,则天主教道德亦可以休矣。名为道德,实则为非,班农为无德性之人。特朗普弃班农亦有理可居,几无后悔之虞。
对特朗普有关社会主要领域策略的分析甚多,对中美两国大博弈的分析文章,高明者比比皆是。但对美国战略策略的道德德性分析文章甚少,或者阙如。这是个研究空白。国家的道德德性,或如中国人所说的道德智慧道德理性,其实是现代国家的精神根本所在;即有什么样的道德精神,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战略策略,政治面貌,社会形态,国民体现。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的外在行为的原因效果,应该从其社会内部的道德体系着手。这既能准确把握关键原因,也能找到与己相关的兴利除弊方法所在,几有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对班农国际战略的短中长周期结果预期分析,也可用国际伦理的道德逻辑推论,孰胜孰败,也可预先得知大概。
班农自言为美国利益服务。
但为美国利益服务,仍是大体。为美国哪些人的什么利益服务这才是真实所在。班农是为美国哪些人的利益服务呢?班农没明说,但在其诸多演讲中,他明确表示要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也就说他是为美国社会制度服务的,美国社会制度的收益者就是班农的服务对象。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收益人是谁?应该说首先是美国资本家,然后才是其他人。有人说美国资本家也不是整体,其中也分本土资本家、国际资本家,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实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等等。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利益中,各类资本家的利益并不一致,甚或相悖。这只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美国社会分裂原因,而非其它。连既得利益集团都分裂,社会能不分裂?班农为之服务的统治集团是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的根源,这样的服务岂能正确?班农欲以错误的政治方式去维护错误的社会制度,以求得美国社会重新强盛结果,岂非缘木求鱼?班农所说的以天主教道德精神去拯救颓废的社会机体,是意图用传统清教徒的道德自律驱使下层社会人们恢复吃苦耐劳精神,重新为资本家阶层创造财富,使美国这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恢复正常运转。
班农的意图很清晰也很难成功。美国重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时机已不复存在,即使世界形势允许,各大势力宽容让渡,美国也恢复不到上世纪巅峰状态。且不谈美国重建工业生产体系所需要的社会资源是否依然存在,就是国际资本也难忍受重建时的低利润周期;美国放弃军事金融殖民掠夺世界,国际资本就会放弃美国这个寄主。一旦失去国际资本的主持,美国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壳资源,美国又如何重新伟大?
再说班农的“美国利益优先”。
国际关系中,利益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取舍是有逻辑的。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关系,即伦理关系,有道理存在。无论哪个国家都想获取更大更多利益,这是本性,但最终一定以实力为分配标准。如果具备道德理性,就能获得达到标准的实际利益;如不具备道德理性,就难以获得达到标准的实际利益。道德理性在这里特指国际伦理中的德性部分,每个国家都想多得利益,但如何取得则须道德智慧。欲多获利即多利己,则必须与他人合作方能达到。如果对方也欲多利己,排斥利他,这样的合作就难成功。因此,合作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欲多利己,必先利他;通过利他,实现利己。其实这是所有合作成功的必要条件,舍此无他。
有人会说,美国无须通过利他即能实现利己,而且是最大的利己,因为美国有世界霸权。短期看是如此,但在中长期就并非如此了。美国的世界霸权也是通过利他行为实现的。二次世界大战后,因美国对战胜国际法西斯主义付出了巨大代价,解救了很多被法西斯主义蹂躏的国家,并且当时美国也最强大,因此国际霸权之柄就落到美国手中。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平等的国际主义方式,通过利他实现利己,虽有世界霸权但存而不用,扶弱助贫,抑制霸凌,鼓励利他,合作博弈,则世界就会在美国带领下步入人类世界新发展时期。但美国不具备这样的道德理性。由于美国社会内部的绝对自利性导致国家极其自利性,进而引发美国使用世界霸权的无度性,造成世界秩序的混乱纷争。世界霸权并没给美国带来无限利益,并且从成本收益看,世界霸权的成本远高于美国收益。美国原想建立一个国内没有阶级矛盾的平和稳定社会,将社会贫富冲突转移到外部世界,用掠夺世界财富来平抑国内阶级矛盾。但资本的绝对私有性贪婪性是不会因为财富增多而放弃更多欲求,美国就成为一个不断满足更大欲求的私有制国家机器;愈努力满足私有制欲求,私有制欲求就愈高。美国最终就崩溃在不能继续满足贪婪的私有制资本欲求的最高点上。
其实这是一个不断沉迷的过程。美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现强烈的经济危机,并且反应在社会思潮中,已经出现对美国社会制度与世界霸权的批评。这些批评有些是粗糙的,有些是偏颇的,但有些是中肯理性的。如美国部分学者对共和制历史中德性主义的思考与批判,已经发出了私有制商业的德性需求与帝国霸权是反共和制的清晰声音,但这种理性声音很快即被淹没在贪婪欲望的金融浊流中。有道是,人只相信愿意相信的事情。大厦没倾崩之前是没有人会相信大厦能倾崩的;可大厦倾崩之时也是个人难以支持的。因此,班农的野望,只能看作一个尚存良知的资本主义者的绝望呼声。即使如此,他的思想仍难为统治者所用,因为,用班农的思想,就必须改变现有的社会分配体系,即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大厦可以倾覆,但蛋糕不能动。
这样的历史现象中国人并不陌生,清朝末期即是如此,民国末期亦是如此。班农被统治集团抛弃是美国社会政治逻辑的必然,一个没有道德理性的社会体系,是不具备自我革新政治能力的。如屈原于楚国。屈原的政治主张并不能改变楚国失败结局,因为,楚国已经失去了对抗秦国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即使楚怀王采用屈原政治主张,内修美政,外联齐国,但天下大势已不可档,秦一统天下已非个人能力能够阻挡得了的。
屈原的孤愤具有文学之美,但失去历史道义;可为欣赏,却不可主张。
班农的孤愤也是如此。
可以将他看成个面对美国夕阳西下,眼含热泪,口中喃喃唱颂挽歌的虔诚僧侣;纵使心中有万般不舍,但天意难回,一腔悲愤只能付予逐渐浓厚的黑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