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在课堂上讲什么？——一位大学文科教师的工作记录_风闻

     有的网友看了我谈教学的一些文字，问我上课是怎么上的，有什么经验。

     还有些也教大学思政课的网友说，自己感到上政治课很难讲出什么新意。 

     其实，别看我说了那么多，但我上课并不好：

     其一，下面学生不听的、缺课的都是一大把，我经常得靠点名和不断批评人来维持教学秩序；

     其二，我也没有去刻意讲究什么教学技巧，经常出现预定要讲的部分讲不完的情况。

    不过，我上的课大概也不能说一无是处。那么，这些许的“是处”在哪里呢？ 

    记得刚到这所高校来工作的时候， 系里一位领导曾经问过我： 

  “你是学西方哲学专业的，可是在我们这里你上西方哲学课恐怕不是主要任务，更多地是要承担马克思主义公共课的教学。你觉得这和你的专业不冲突吗？你能协调好这中间的关系吗？”

    我回答时大概说了三点：

    “首先，不管我学什么专业，首先我是共产党员，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是我的职责，这个我决没有二话；

      其次，我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这确是事实，但这不是因为学西方哲学导致的，只是我自己没抓紧学习罢了；

     第三，学西方哲学，并没有让我怀疑或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让我在对比之下更加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许多西方哲学史上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比如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等等，据我所知马克思主义都予以了解决，或者说，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思路。所以，我对于马克思主义是衷心认同的，当初我学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想从思想史、哲学史的角度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上政治公共课，我能不能上好，这不好说，但我一定会认真地去上。” 

   所以，如果说我的课还有一点可取的话，其实就只是这一点： 

    我认同马克思主义，所以我觉得去教马克思主义，并且以这个思想为指导去讲授西方哲学，不但是在教育学生，而且也是在全方位地教育自己，升华自己。 

    我很多次不能按预定计划把那一次课要讲的讲完，有时候是因为，我会放下课件或教案里下一步本来要说的内容，仿佛不由自主地讲出这样的事先根本没有准备的话来：

    ”同学们，刚才我们讲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的几个要点。但我还想强调一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认识和实现客观规律性，尤其在社会领域里，是很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是要经得起非常严峻的考验的。 

    我小时候读过一本书，叫《真理的追求》，是讲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入党的故事。其中说到了毛主席在一师时的老师徐特立是怎样入党的。 徐特立本来已经是很有名望和地位的教育家了，国共合作大革命的时候他是国民党员。那个时候革命进展很顺利，有人要他加入共产党，他说不急，他还没看出共产主义比三民主义好在哪里。

   结果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背叛革命，共产党到处被通缉，被抓捕，被屠杀。 这时候，徐特立觉得他看明白了：那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到处在屠杀共产党，这说明共产党是好人哪，共产党能救中国啊。

   这个时候他就到处去找共产党，终于让他通过一个学生找到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个负责人。

   两个人就在乡下一个大院里的一间房子里见了面，隔壁就是当地的土豪在说杀了多少共党，杀得多痛快。

    就在这样狰狞的声音不绝于耳的时候，徐特立对那个负责人说，我想入共产党。

    那个负责人说，我们党现在处境很危险、很困难，到处在被杀头。

    徐特立说：

    我是来“投机”的，投的就是这个杀头之“机”，就是奔着这个杀头来的，就是要争取这个被敌人杀头的机会。我就是担心自己五十多岁了，我这颗头不知道敌人还要不要，要的话我就太光荣了。你们是不是也嫌我老不要我？

    那个负责人很感动，说，我们怎么会不要您呢？您在这个时候来入党，会给同志们多大的鼓舞啊。

    这就是徐特立入党的故事。我当年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很感动，可我那时候才小学三四年级，懂什么马克思主义？

     但我就觉得这样的人是好样的，是英雄，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英雄：人家看到共产党被那样屠杀，觉得害怕；他看到共产党被坏人杀，他不想别的，他教数学的，他逻辑推理，就认定共产党真好，这一认定，就偏偏在血雨腥风最危险的时候去找党，入党。

     所以毛主席非常敬重他的这位老师，在延安的时候为老师祝寿，写信给徐老说：

     你二十年前是我的先生，现在也仍然是我的先生，以后你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毛泽东与徐特立）

     所以说，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有时候要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就不是一般的主观能动性，那需要多大的见识、决心和勇气。但是，能让千千万万的人这样舍生忘死不顾一切去为之奋斗，这也正好说明他们要去实现的那种客观规律性实在是太强大了，太有力量了，太不可抗拒了……” 

   其实，在教西方哲学的时候，我有时也会插入申述自己的一些本来并没有写在讲义里的看法——有时仅仅是西方哲学范围内的：

   “我们刚才讲了康德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那么综合判断分两类，一类是经验判断或者叫后天综合判断，这类是以经验为基础联结主谓词，比如：一切物体都有重量；另一类就是先天综合判断，这一类就不能以经验为依据来联结主谓词了，比如：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其原因。为什么这一类判断不能以经验为依据呢？康德认为，这是因为经验提供不了这类判断中所有的那种普遍必然性。 

   （按讲义讲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突发奇想了）

     （康德）  

      当然这里就有问题了，有同学可能就会想：一切物体都有重量，这个命题不也有普遍必然性吗？可它又是一个经验判断，后天综合判断，也就是以经验为基础联结起来的，那为什么经验在这个判断中又可以提供这种普遍必然性呢？这岂不是很矛盾吗？我当年读这个《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就觉得这里仿佛是有矛盾的呀。

     那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以前我和一些老师讨论这个问题，觉得大概有两个思路： 

    一是什么叫做先天综合判断，它恐怕不仅是看这句话本身，而是还得看你这话是怎么得出来的。像一切物体都有重量这个话，如果你只是通过一个个观察物体，发现你观察到的物体都有重量，于是你像休谟说的那样，进行习惯性联想，猜测你没观察到的物体也会有重量，于是得出一切物体都有重量的结论。如果这样的话，你的这个结论貌似有普遍必然性，但其实没有，其实它是说，你观察到的物体有重量，你猜测那些你没观察到的物体多半也会有——因为后天经验加习惯性联想，能提供的只是这些，所以这样一来它就只是一个后天综合判断。但你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运用康德所说的纯粹知性范畴，比如实体性等范畴，去能动地综合经验材料，那你作出的结论，一切物体都有重量，就真的有普遍必然性了，虽然看起来好像还是那句话，但它的认识价值就不同了，它就不是后天综合判断，而是先天综合判断了，但这个普遍必然性不是来自后天经验，而是来自先天的纯粹知性范畴能动的综合作用。这是其一。 

     其二呢，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看，就是如果你一定要认为一切物体都有重量只能是后天综合判断的话，而且即便如此，它也有一定的普遍必然性，那么这里面物体的概念、重量的概念都是来自经验，它们的联结也是经验来提供基础：你今天看到一个物体有重量，明天看到一个也有重量，所有你观察到的物体都有重量，于是你就把这种经验的相对普遍性扩展成完全的普遍性。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经验其实还是部分地为你的这个判断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了依据的，只不过不完全。所以在这里，结论与根据的差别还只是一个量的差别——有些物体有重量你观察到了，更多的物体以及这些物体有没有重量你没有观察到，所以你的结论所断言的范围比你的经验所提供的要大一些。那么在先天综合判断里，比如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原因，这就不同了。如果说“物体”、“重量”这类概念总还是有经验性的成分，那么“原因”这个概念，是经验性观察完全不能提供的。你很多次看见物体有重量，但你一次都没有看见发生的事情有原因，你只是看到甲事件之后有乙事件，或许你看了很多次，但你一次也没有看见过甲是乙的原因，甲引起乙。换言之，你在经验中看到物体与重量的那种伴随关系，至少可以部分支持你对这一伴随关系的普遍断言；但这个“原因”是你在经验里一次也看不到的。那么这种普遍必然性，它和后天经验就不是一个量的差别，而是一个质的差别了。经验性的东西不是能部分提供根据，而是完全提供不出这个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了。 

     总之，一切物体都有重量的这个普遍必然性，你要么把它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普遍必然性，和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原因一样，那么经验就完全不能提供，要么理解为一种作为经验的扩展的普遍必然性，那么经验可以部分地提供。但即使在后一种理解中，我们仍然可以说，这种普遍必然性是不严格的，比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原因要低一个档次。总之就是经验可以部分地支持某种较低层次的普遍必然性，但永远完全不能支持严格意义上的普遍必然性。 这个话插得太长了，而且只是我个人想法，不见得都恰当。只是不管怎么说，康德的这两个划分是很值得琢磨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康德对纯粹理性批判的总构想……” 

     有时，也会涉及到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现在我们看洛克的实在本质也好，后来康德的物自体也好，他们都认为是不可知的。因为我们只能知道客体在我们眼中的表现，知道客体刺激我们之后所呈现出的样子，这不是客体自身的本来面貌，而只是我们认为客体是什么样子——而他们认为这两者是有原则区别的。至于客体如果不刺激我们，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这些现象后面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是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这就是所谓不可知论了。

          （洛克）

    那我们就得指出，这种不可知论就是这些哲学家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认识论上给他们造成的局限。 

    我们知道，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那么按照这个实践观，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不能光等着物自体来刺激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反过来刺激它，也就是通过实践来能动地改造它。

    如果你光等着客体来刺激你，那你当然就会困惑：它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会来刺激我们的，是老躲着我们，不让我们认识的？你会觉得这说不定啊，要真这样的话，我们也拿它没办法啊，因为我们只能坐等它刺激嘛。所以洛克、康德他们的不可知论倾向，从根源上说，就是这么来的。康德当然是发挥了认识的能动作用，认为客体是我们能动地构建的，所以对于这个我们自己构建的客体，我们当然是有把握彻底认识的。

      但他这个能动性只是一种思想范围内的能动性，是因为我那么去感受，那么去想。但物自体是在你思想范围之外的自在客体，你对它还是无可奈何。而且你越是发挥能动性，越是把你主观固有的一些感性形式、知性范畴一层层加进去构建客体，你所构建的这个客体似乎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你的主观世界，离那个完全在你之外的物自体反倒是越来越远了。你所谓对客体的认识，只不过是把自己加进客体的东西抽出来，发现这些东西总是用来整理物自体刺激你产生的那些感觉材料的，于是你觉得一方面这个客体虽然是我构建的，但总还有物自体给我的材料在里头，不是我臆造的；另一方面，我对它的构建本身也还是按一定规则进行的，不是乱来的。所以你觉得有理由认为，这个由思想构建出来的客体，也还算有客观性（就它感性材料的出处是物自体而言），而我们对它的构建也是有序进行的，这样我们算是把一种普遍必然性赋予了这个一定意义上也还算客体的东西。 

    但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普遍必然性，康德是不敢相信它属于物自体（也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客体）本身的。

    这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只是在思想中构建客体，而没有认识到人首先是在行动中，在实践中构建客体。人仅仅在思想中构造的客体及其普遍必然的规律性，当然只能理解为是在物自体的外部，跟物自体的本来面貌有不可逾越的隔阂的，但人们用行动构建的客体，以及通过这种行动所实现的认识，则是逐步深入到物自体的内部去的。

    在实践中，我们刺激物自体本身，迫使它作出反应。这些反应，有些是我们如果不这样刺激物自体就永远看不到的，比如我们用某种高能射线轰开原子核，看到了喷射出的带正电的质子流和不带电的中子流。如果我们只是坐待刺激，那就永远看不到这些。现在我们刺激了它，改变了它，并且继续观察它被我们改变之后的进一步反应，这就把物自体一步步变成了我们实践活动的一个内在的环节。

    如果你觉得对这个实践活动的其它环节的把握（比如经验现象）不成问题的话，那么你也不应该认为对物自体的把握就存在什么原则性的障碍。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康德等哲学的超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对实践把自在之物不断转变成为我之物，不断打破所谓现象和本体的界限这一点的理解和阐发开始的。 

     所以，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心态要端正。可千万不要抱着一种觉得马克思主义很朴实，说起来太平淡，不能引人注目，说一点康德黑格尔才显得很高深，很酷的想法。这种心态我觉得是不太健康的，也是很难真的理解包括康德黑格尔在内的一切真正有价值的哲学思想的。

    朴实往往是真理的标志，深刻之中的朴实、平常，与生活浑然一体，才是最有价值的。” 

   —— 以上是我上课时说的有些话，有些是把我在几个或几次不同的课上讲的关于同一个主题的话（比如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的关系），集中了一部分到这里。 我的教学计划、课件和教案、讲义里都没有这些话，这些话也不见得就对，或者就有什么水平或价值。但我确实就是这么去上课的，而我这样去做的唯一理由，就是我觉得，一位教思想政治和哲学这类课程的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思考，而且要激发和引导学生去思考。 

      远方那位教思政课的同志说她讲不出新意，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所讲的那些话，算不算有点儿什么新意。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些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得高度关注现在的时代特点，特别是我们的教育对象的特点和发展态势：

     我们现在要去教的九零后、九五后这一代人，对于我们国家的命运，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他们从小生长在全球化时代、信息化（互联网）时代、物质丰裕时代、市场经济时代，以及中国逐渐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 ——这一代大学生，将成为中国新一代工人阶级的中坚。

     而由于上述的时代特点，这一代工人阶级其实是中国第一代完完全全经历了市场经济乃至全球资本主义洗礼的，同时又是文化水平较高，有条件对人生，对社会进行更理性、更深入的思考乃至上升到理论层面的人。 这样的一代人，这样的一代工人阶级（当然他们大部分不是体力劳动者），以数以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规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一件大事——很大很大的大事（我上课经常这样说废话，海涵）。 

     我从自己的教学经验中体会到：

       第一，决不能轻视这一代人，那些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们在总体素质上要远远超过他们之前的那几代人——比如我们这些七零后。所以，他们对老师的要求可不低； 

      第二，决不要以为他们天生就反感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所接受的信息，让他们并不会在西方的东西面前就盲目自卑，他们见识更广，对国家更有信心，对待各种社会思潮，事实上会有一种比他们以前的七零后、八零后更加客观公正的态度。问题在于，老师们要注意到，他们会以他们特有的、他们觉得有趣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态度，而往往不是以我们原来所期待的那种方式； 

     第三，要恰当认识他们对个人价值的追求。他们的确非常看重自己个人价值的实现，包括对高品质的生活享受的追求，并且会把这一切公开讲出来（我参加过两三次我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设计大赛的评判，对此深有体会：有的女孩甚至会说，找个好人嫁了，也是自己大学生涯的目标之一）。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很多人会主动寻求把这种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某种集体的、国家的目标联系起来。在这方面，他们事实上非常需要并且期待老师的引导。 学生是不需要我去刻意迎合的，事实上他们能够理解老师与他们的不同以及老师对自我的坚持，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去违心地迎合别人。

     但问题在于：我与他们的这种不同，是不是有价值呢？它到底是我自己以及人民群众生活实践和智慧的结晶，是我对前人思想融会贯通的领悟，是我对某个课题认真的精神劳动的结果，抑或仅仅是一堆我背诵下来的教条，甚至是我的某些格调比学生还不如远矣的庸俗想法呢？ 

    早在五十多年前，毛主席就说过，从那时起，五十年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发生空前深刻变化的时代，是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这个历史正在我们眼前展开，它将要考验九零九五后这一代人，以及之后的好几代人，但首先是考验作为他们老师的我们：

     能不能摆脱我们自己的某些习惯性的偏见，某些集体无意识的阴影，某些悲观沮丧心理，某些自以为是的惰性和世故，去更加严肃认真地进行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 

    我在这些方面做得并不好。 但我能够肯定的是：每当我默默地用这些问题拷问自己的时候，不论是在看书学习，还是在备课上课，我的状态就会稍好一点。前面列举的我上课时讲的那些话，就是在这种稍好的状态下说出来的，它们或许能够证明：

     说着这些话的人，至少在那一刻还存着一点诚实和认真。 以上就算我的一点工作记录和感想吧。

     国庆节假期过去不久，最后说一点有关国庆的回忆： 

    高中时，有一年国庆前夕，学校请了一位姓陈的老红军给我们作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

     陈老是四川人，当年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红小鬼。他个子不高，但是精神矍铄，目光炯炯，穿着一身绿军装，戴着勋章，作报告前先给我们行一个军礼，我们回应以热烈的掌声。 陈老说他小时候家里很穷，穿的是“皮鞋”，什么皮呢？人皮——十冬腊月赤着脚走路，可不就是人皮鞋嘛。 

     参加了红军以后，陈老认识到：红军好。一是为穷苦人打天下，解放全中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这个目标好，得人心；二是红军纪律严明，和群众的关系好；三是打仗的时候，干部带头往前冲，撤退的时候，干部在最后掩护，所以大家一条心，不像白军当官的叫当兵的“给我顶住！”自己却先跑了。

    ——说到这里，老人倒是替敌人叹了口气，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 “唉！怎么顶得住哟？！这样的部队怎么能打仗哟？！碰到我们还不只有缴枪当俘虏？！” 

     话锋一转，陈老说： “现在我们共产党也有些人变成这样啰：叫下面人干活，他自己贪污好多万。这是共产党啊？这是乌龟王八蛋！和国民党那些乌龟王八蛋一个样子嘛！”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陈老接下去说： “不过，有人问我：老爷子，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我讲：国民党坏，不过国民党里也有好人，也有清官儿，也有抗日的英雄，但是它搞的那个社会黑暗啊；共产党好，解放了全中国，老百姓日子好了，不过共产党里也有乌龟王八蛋！这是那些人坏，不是党坏。这个还是要讲清楚！”

     此外，印象最深的，就是陈老讲他当通讯员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故事：

   “那时候我还只十多岁人，连枪都没得，就挎了几个手榴弹。回来的路上，让二十几个敌人跟上了，一路追起我跑。我没办法就爬上一棵树，敌人就围起喊我小赤匪快投降。我心想，今天硬是要拼命喽。我就朝下面喊：好，我投降，我把包扔下去！敌人就围拢来抓我，我看到他们走近了，就是两个手榴弹扔下去，轰，轰，报销他几个。”

      （当年的红小鬼））

     这时陈老像当年一样，很孩子气地笑了： 

  “嘿嘿，格老子叫你狂！我就趁着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一片混乱，一溜烟儿下了树，跑了。要是不跑啊，嘿嘿，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啰！” 

     全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陈老又说： 

   “你们现在是赶上好时候喽。我十多岁出来当兵，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打了几十年仗，负过好多次伤，要是哪一次牺牲了，也就没了。哪像你们现在，有书读，有这么好的学校上。好日子要珍惜，学习不要偷懒，长大了还是要为国家做点事。要好好学习哟，不然，陈爷爷知道了，对你们不客气哟……”

     陈老讲的话都很朴实，但是同学们虽然一开始个别的有点儿淘气，也有点儿没听明白他的口音，后来大家还是听得很专注，也还是非常爱听的。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就是无数这样正直、勇敢、坚强、乐观的英雄们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的共和国，也同样具有这正直、勇敢、坚强、乐观的品质，巍然屹立，气象庄严。

    当年长征的红军都是陆军，而今共和国的运载火箭与核潜艇都以长征命名，这就是伟人所的中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壮志与英雄气概，是在告诉我们：

      新长征的目标，是星辰大海。